1977年，巴列维国王到华盛顿拜访卡特总统，两个人一起走到白宫门前的草坪上，一群伊朗和美国的青年人，高举着霍梅尼的头像向他们抗议。美国驻伊朗大使苏利文（William Sullivan）和巴列维国王的第三任王后法拉赫走在一起，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明白，为什么一群激进的青年人会选择一个古板、保守的宗教人士作为他们的领袖。
为什么会是霍梅尼？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巴列维国王疯狂反共的结果。他一直认为，共产党是伊朗的最大威胁，对左翼进步力量严酷镇压，使得政治异见者纷纷躲进宗教的庇护。自从16世纪的萨菲王朝把什叶派定为伊朗国教之后，很多伊朗人是以伊斯兰教作为自己的身份认同。他们对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抱有深厚的感情，但这种感情是来自对真主的敬畏，而非对君主的服从。
霍梅尼最早在伊朗宗教界享有虔诚学者的声誉，但并非主要的领导者。1961年，两位德高望重的宗教领袖先后去世，霍梅尼才脱颖而出。他开始在公开场合批评政府，并多次被捕。1964年，霍梅尼被驱逐出境。他先到了土耳其，后来长期停留在伊拉克，最后去了科威特、巴黎。
流亡人士就像断线的风筝，慢慢会淡出人们的视野。1977年10月，一件突发性事件让伊朗民众再次想起了霍梅尼的名字。霍梅尼的儿子穆斯塔法（Mustafa）是一位备受尊敬的教士，他随父亲流亡伊拉克，但在这年10月的一个晚上，两个不明身份的伊朗人来找他，第二天，人们发现穆斯塔法已经暴卒。人们怀疑，是巴列维国王的秘密警察暗杀了穆斯塔法。尽管霍梅尼本人对这一事件的反应相当冷静、克制，但伊朗国内出现了很多抗议活动，要求政府惩罚凶手、允许霍梅尼回国。
1978年1月，当局做了一件极其愚蠢的事情，点燃了革命的引信。受政府主使，一家报纸刊登了一篇抹黑霍梅尼的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是《黑色和红色的帝国主义》，这篇造谣污蔑的文章声称，霍梅尼实际上是个共产党，想和英国人串通起来颠覆巴列维国王。这篇文章还说，霍梅尼是个外国人（他的祖父出生于印度），他还是个诗人（霍梅尼的确写诗，之所以这么说，是为了把霍梅尼影射为一个浪荡子）。最离谱的是，这篇文章还说，霍梅尼可能是同性恋。
伊朗的宗教界被彻底激怒了。1978年1月8日和9日，出现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警察先朝天空开枪，当人群继续向前冲的时候，他们向人群射击，打死了数名示威者。抗议活动渐渐如潮水一般，一浪高似一浪。抗议活动以一种奇特的40天的韵律慢慢积累能量：一次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过去40天之后，就会有一轮规模更大的抗议活动。8月6日，斋月开始了，人们在这个月会有更强烈的宗教感情，他们聚集在清真寺里，激烈地讨论政治问题。8月19日，阿巴丹的一家电影院着火，安全门从外面被人反锁，370人被活活烧死。事后发现，这场悲剧是一个极端宗教组织所为，但在当时，人们群情激愤，纷纷指责国王的秘密警察就是凶手。示威游行的队伍越来越壮观，从几千人到上万人，然后到了20万人、50万人、上百万人，参加示威游行逐渐成了人们每天的最主要活动。在沸腾的人海之中，示威者找到了安全感，也感到历史是站在自己这一边的。
巴列维国王曾经坐着直升飞机飞过示威人群，他知道什么地方不对了，但他就是想不明白，到底哪里不对了。他问英国驻伊朗大使帕森斯（Antony Parsons），为什么他为人民做了这么多，人民却起来反对他。帕森斯说，想想伊朗历史上的革命，1892年纳斯雷丁国王、1906年穆扎法尔丁国王，都是被毛拉、商人、知识分子一起拉下马的。巴列维国王马上打断他的话：“不要把我和他们相比，我为伊朗做的事情，超过了2000年来任何一个国王所做的。”
从11月起，工人开始罢工。如果只有学生上街游行，巴列维国王并不会太担心，但工人罢工，尤其是石油工人罢工，直接动摇了伊朗经济。石油产量迅速跌至正常时期的20%左右。伊朗已经陷入瘫痪。11月5日，巴列维国王发表电视讲话，他承认，人们的“革命”是有道理的，国王会很快解决腐败问题、推行民主政治。但是，这一切都太晚了。人们再也不愿意听到国王的任何许诺，他们的唯一要求是国王下台。到了1979年1月，整个国家已经失控，在很多城市，人们自发地维持社会秩序，就连在德黑兰，警察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政府派出部队镇压示威游行，但有的士兵会把枪口调转，对准自己的长官。如果示威者发现人群中有混进来的秘密警察，愤怒的人群会把他们打死。1月16日，巴列维国王坐飞机离开了伊朗，声称要到国外养病。2月1日，霍梅尼从巴黎飞回德黑兰。
革命者总以为革命成功是自己奋斗的结果，在很多时候，革命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对手的失误。一个政府要失败到什么程度，才会让人们不再相信它说的所有的话？一个政府要无能到什么程度，才能让绝大多数人相信参加革命是一件相对安全的事情，才能让革命的星星之火经久不息地不灭？革命失败才是更为正常的结果，因为革命一旦取得初步的成功，就容易自我分裂、自我毁灭。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来自各个方面的革命力量都团结在霍梅尼的身边。这就像从云到雨，水汽需要凝结，而霍梅尼就成了1979年革命的凝结核。当时，有两只最为强大的革命力量，一是要求建立伊斯拉国的宗教力量，二是反对专制、要求民主的自由派力量，伊斯兰革命成功之后，第一只力量很快就吞噬了第二只力量。
即使在革命的火焰最为璀璨的时候，也不可能是全民参与。1979年革命主要发生在城市，而伊朗的大部分人口是在农村。即使是在城市，那些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们，更为关心的是每天的生计，而非宗教的热忱或政治的理想。还有一些人，或出于智慧，或出于世故，对革命的狂热不以为然。一位老年妇女站在参加游行的学生们面前，跟他们说：“国王和他的家族确实积聚了大量的财富，但他们已经被喂饱了，而且他们确实会给人们发钱，那些毛拉的口袋却是又大又深，等到他们把自己的口袋装满，什么都不会剩下来给我们。”一个学生参加完游行回到家里，他的邻居，一位妇女面带嘲讽地说：“你知道革命成功后我们会过上什么样的生活吗？到了冬天，我们连暖气都不会有，你就等着用你的左脚暖和自己的右脚吧。”
一百多年过去了，伊朗仍然沉湎于革命的轮回之中。1906-1911年的立宪革命已经过去100年了，1979年伊斯拉革命已经过去30多年了，2009年的阿拉伯之春也过去五年了。多少人仍然痴心不改？多少人已经心灰意冷？又有多少人不敢回首往事？历史往往是这样的：我们得到的，和我们想要的并不一样。
［作者注］：本文取材于Michael Axworthy, 2013, Revolutionary Iran: A History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Penguin Books. Axworthy曾在英国外交部工作，现为University of Exter的波斯与伊朗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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