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伊朗国王默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决定在两座历史古迹举行盛大庆典，纪念君主制在伊朗绵绵不断地延续了2500年。在号称“波斯之都”的波斯波利斯，多达数千人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装扮成古代波斯士兵，一排排走过去。另一处古迹帕萨尔加德被誉为“波斯花园”，这里有古代波斯国王居鲁士的陵墓。在各国元首和代表的簇拥中，巴列维国王在居鲁士陵墓前发表演说。他说：“安息吧，居鲁士，因为我们已经醒来。”到处是鲜花和美酒。各国来宾聚集在3个带空调的巨大帐篷和59个小一点的帐篷里，他们喝掉了进口的25000瓶葡萄酒。全世界的观众都能通过电视转播目睹这一空前盛况。
巴列维国王的心情也久久不能平静，他激动了好几年。1976年，他觉得意犹未尽，还更换了传统的历法。过去，穆斯林们以默罕默德出走麦加为元年，如今，巴列维国王要求以居鲁士大帝登基为元年。按照西历，这一年是1976年；按照回教历，这一年是1355年，依稀还停滞在中世纪；按照巴列维的新历，这一年是2535年，仿佛已经进入了十分科幻的未来世界。
在巴列维国王看来，如此宏大的庆典，也不过是对他的丰功伟绩的低调、委婉的表彰。他相信，在他的领导之下，伊朗即将实现伟大的复兴。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伊朗的年均GDP增长率高达7%，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伊朗的年均GDP增长率超过8%。1963年，伊朗人均国民收入不过200美元，到70年代中期，已经达到2000美元以上。你可能会说，这不过是因为石油。的确如此，但巴列维国王认为，如果不是自己在OPEC号令群雄，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的石油收入？过去，石油收入大部分流入西方公司的钱包。1953年伊朗首相摩萨台试图将英伊石油公司（后称英国石油公司，简称BP）收归国有，结果引起英国的不满。英国军情六处编剧、美国中央情报局主演，共同策划了一场政变，摩萨台被迫下台。摩萨台没有做到的，巴列维国王做到了。70年代初期，OPEC大幅提高石油价格。1963年，伊朗的石油收入为5.5亿美元，1970-1971年已经增加到12亿美元，1973-1974年是50亿美元，1975年为200亿美元。
或许，你会说，这些钱都被巴列维国王拿来买西方的军火了。巴列维国王的确对先进武器格外痴情，有个笑话说，别的男人是看《花花公子》会兴奋，巴列维国王读介绍新式武器的小册子就能达到高潮。伊朗订购的奇伏坦（Chieftain）坦克，比英国军队自己拥有的数量都多。伊朗还购买了当时最先进的英国“长剑”（Rapier）地空导弹系统、美国F14战斗机等武器，巴列维国王甚至想在军事力量上和苏联抗衡。但是，用于国内投资的钱更多。一开始是修铁路、公路、大坝，之后是投资于教育和医疗卫生。伊朗经济欣欣向荣，从1963年到1976年，非石油部门的年均产出增长率为8.6%，高于8%的年均GDP增长率。煤炭、钢铁、机械工业的产量大幅度提高，一批中产阶级崛起。从60年代初开始，巴列维国王提出了“白色革命”的口号，实施土地改革、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森林国有化、给予妇女投票权、让工人分享利润、派大批年轻人到农村教农民读书识字。在巴列维国王看来，用经济增长带动现代化，这就是伊朗国富民强的唯一道路。
当时，伊朗是中东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在OPEC各成员国中，伊朗的石油产量一度比沙特阿拉伯还多，独执牛耳、一言九鼎。伊拉克和伊朗在南部有边界争议，巴列维国王就支持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迫使伊拉克不得不让步。就连美国和英国也不敢小觑伊朗的影响。伊朗已经从昔日的奴仆，成了今日的盟友。美国将伊朗誉为“中东的反苏堡垒”。
遗憾的是，伊朗民众并不这么看。经济快速增长带来了各种瓶颈。港口和铁路、公路是修好了，但进口的货物却还在港口堆积如山，无法运到内地，因为没有足够的卡车。大批的卡车进口到伊朗，但卡车司机又出现了短缺。经济发展的速度是很快，但人口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无形中稀释了每个人能够分享到的成果。改革措施带来了赢家和输家。土地改革并未让农民的生活有很大的改善。每个农民分到的土地太少，无法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贸易自由化导致大量廉价农产品进口，很多农民无法在农村生存，大批涌入城市，成为新的城市贫民。更为要命的是，如果一个政权过分依赖于高速经济增长来赢得民众的政治支持，那么一旦经济陷入停滞，人们的失望会更大。1976年伊朗出现经济过热，通货膨胀高企，食品价格和房租尤其涨得凶猛。1977年政府实施了紧缩政策，结果又导致失业率急剧提高。
经济发展有过热和衰退，犹如天气有阴有晴，最关键的问题不是经济，而是政治。巴列维国王对西方的一切都很热衷，唯独对民主制度嗤之以鼻。伊朗是有议会，但议会成了摆设。原来有两个政党，这两个政党争相恐后地巴结国王，被讽刺为一个是“Yes党”，一个是“Yes，Sir党”。1975年，连原本只是装装样子的两党制也被取消了，伊朗成为复兴党领导下的一党专制国家。出版的图书数量急剧萎缩。秘密警察甚至到书店里查封国王自己过去的书《我对国家的职责》，因为书里的政治自由化言论已经不合时宜了。作家们被迫在电视里认罪。原本应该是一个充满希望和梦想的时代，却变成了焦虑、困惑、失望和仇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