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际生活里面，股份制之下的股权结构的变化是遵循法律的，同时，大公司股权分散的特征也越来越明显，现在有世界影响的大公司，里面很少可以直接找到过去所说的资本家的代表。我在美国访学期间，曾经拜访过洛克菲勒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已经是从出资人那里完全独立出来的公益性的组织。他们的法律规定的是一旦成立公益性基金会，就要和原来的母体脱钩，谁出的钱没有关系，不会再回过头来给洛克菲勒财团的生产经营给予任何支持。洛克菲勒财团可以衰弱，可以不复存在，但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将会永远存在，因为它是安全投资，满足公益性的宗旨。
如今的股权结构，维持社会大生产的同时增加了抗御风险的自调节能力，加入了政府有所作为的能力。美国在应对世界金融危机时，应用现代企业制度，实施了一个教科书上找不到的供给管理操作：此前，在雷曼兄弟公司面临生死考验时，美国政府不出手相救而任其倒闭，进而使世界金融海啸升级为世界金融危机，得到这样一个教训之后，美国政府后来是多次出手，有区别地分别救助了两房、花旗、通用汽车等。政府救助的一个结果当时使美国政府方面的持股一下高达70%左右。政府以公有的资源注资到过去理解为资本主义私有公司里面，实际上应该淡化掉的一个旧概念，就是一个公众公司。股权高度分散的公司，政府注资一下进去之后，稳定了这个公司，同时稳定了整个经济大局。过后政府的股权没有必要这样继续维持。这几年下来，到今年7月25日，通用汽车的十大股东之首只有8.74%的股权，是一个具体的众筹基金，第二大股东是加拿大政府的公权代表，持股比例6.86%，十大股东合计的持股比例只有38%。另外一个通用电器我们查到的14年7月25日股权结构里，十大股东居第一位的是4.99%的比重，第十位是0.78%的比重，十大股东合计的占股，仅仅是20.6%，就是股权高度分散了。
这样的一个调节过程，自调节和有意的政府调节合作一起，使股权结构在几年之中的变化，可以一会是这样的特征，一会是那样的特征，不代表姓社姓资。可以说，现代化企业治理机制是应对经济生活中的冲击和风险而形成的一种有效的维护机制，促进社会化生产的继续运行，消解风险。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完全应该正面来对股份制从马克思已经观察到的扬弃、消极的评价，提升到总体而言的人类文明成果积极的层面，它的积极意义，对于经济社会转轨的中国是非常显而易见的。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开放以后，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就应该利用现代文明成果的股份制，把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占有形式之间可能产生的矛盾化解掉，这种内在制度的安排潜力可以把中国后来居上的现代化过程更好地往前推。我们现在主打混合所有制，实际意义就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按邓小平所说的，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积极成果。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混合所有制成为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
以股份制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
西方最典型的股份制代表性环节是一个公司要上市，它的上市公司数量比我们要大得多了。在上市环节上，英文的表述叫做go public，直译叫做走向公共，绝对不是一个私的概念，形成一个上市公司是在典型的标准股份制之下，要把自己的财务信息最大限度地向公众披露，事实上方方面面要接受公众的监督，接受公众对于各种诉求回应以后，体现社会责任这样一种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
对于后来居上要实现现代化的中国来说，股份制正是体现了现代国家治理最大的包容性，而在产权机制层面，现代企业制度给予我们了一个制度成果。所以我们应该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在中央新的指示精神之下，以股份制下的混合所有制为倾向，淡化过去争论不休的姓公姓私、进而上升到姓社姓资的标签，肯定中国大地上近年来积极扬弃的、在股份制框架下的不断尝试和探索，打开我们深化企业改革的空间。
如果按照这样一个方向来理解，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以后越来越多的是寻求共赢，而不是谁进谁退的问题，这个进和退有不同阶段的处理。如果是在企业改革方面抓住混合所有制，有了实质性的推进，我们现在国有企业在发挥它的正面效应的同时，过度垄断的问题、一股独大的问题，应该能够顺理成章地得到消解，民营企业的旋转门、玻璃门、弹簧门的问题，就应该能够得到实质性的解决，而民营企业里面一些短期行为，一些不当得利，应该讲从原罪开始到现在很难摆脱不成熟，也一定会得到现代企业制度的约束和矫治。总体来说，国有的和非国有的，一起寻求长远发展，寻求共赢多赢。
前面举到的美国案例在我们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前几年实践中间也有很好的表现。97年亚洲金融危机首先是在泰国发生，冲击力很大，到了秋天，索罗斯他们准备在香港发动所谓对港币的狙击，我们这边评价是叫做惊心动魄的港元保卫战。当时是在股市、汇市，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衍生工具市场都做好了埋伏之后，索罗斯突然启动形成巨大压力的情况下，行政区政府超出常规的给出了应对：第一，一下子把隔夜拆借利率提高300%，让热钱游资进入的成本高到超出他们想象，股市应生而落，原来的逻辑里面，索罗斯早就做了铺垫，是准备抄底的。没有想到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动用外汇基金和土地地金也来入市，股市是下跌，但绝对没有出现他们预想的狂跌。特别行政区政府掌握了一大批股本，但绝对不是姓社姓资之分的国有化、公有化的股本。通过这样的操作，索罗斯他们这么一大套具体的组合拳，没有实现预期的收益，最后是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打了一个平手。虽然在香港市场没有明显的损失，因为是多管齐下，算总账没有受损失，但是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个风波迅速传染到了俄罗斯。俄罗斯市场上索罗斯没有做好埋伏，结果亏了10几亿美元，这是索罗斯走下坡路的一个转折点，多少年来一直走下坡路，最近在蓄势寻求东山再起。
这一个具体案例里面我们看到的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操作不就是利用股份制来的吗？是完全依法的。索罗斯也说了，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我也是完全依法操作的，这一套操作没有人能够从法律的角度抓他定罪。在政府的授权之内，这套操作成功抵御了冲击。过后怎么办？持有的这些股权，可以不慌不忙以一个应付基金的模式，逐渐减持，减持还卖好价钱，赚了钱进入公共资金，为公民谋福利，这就是体现了一个股份制包容性之下，怎么把经济生活之间的治理，应对风险冲击可能的空间打开以后，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我认为这些启示对中国发展混合所有制，连接到现在的PPP逻辑上都是贯通的。当然，实际生活中间，一定要配上法治化和契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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