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西部调研时发现，很多基层民众有这样一种情绪：改革跟自己没有几毛钱的关系，改革是那些当官的事。体制内的一些基层干部也流露出这样一种“夹生”情绪：习李的确是一届真正干事的班子，得到绝大多数干部群众的认可和拥护，但现在看来，历史矛盾积累的太多太久，更重要的是，体制弊端太过顽固，不是三拳两脚就能解决的；现在多数干部都是“唯命是从”地边走边看、谨慎作为，下级都在看上级，地方都在看中央，谁也不去主动地、创造性地推进各自地盘的工作。这样下去，改革的效率会很低、成本会很大，所以，很多人为习李改革走势捏把汗。

    总体来看，不少人觉得：新一届执政集团做出很多重大改革决策后，之所以很难快速而有效地贯彻落实下去，最大的症结在于传统的体制弊端十分顽固，官本位思维和集权式决策、管理、运行机制很难改变，公务员队伍的基本工作心态依然是：无为无过既是功。

    由此看来，虽然近两年“习李新政”开始触及诸多深层矛盾，一手推动高压反腐，一手推动深层体制改革，但改革的成效并非公众期待的那么明显？大家普遍认为：真改革之所以难以势如破竹地推进，根本阻力在于原有的国家治理体制及制度体系，已经老化并固化，体制顽疾不破，就不可能建立起真正有效的国家治理机制。但是，我们是否深刻反思过，中国的体制弊端到底在哪里呢？

    我的看法是，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以集权决策为特征的国家治理的政治体制及行政体制，主要有四个方面的“顽疾”，如果不设法予以破解，再好的改革决策也会在实践中大打折扣。

    一是权力结构扭曲。一个国家良好的治理机制的形成，首先是建立在良好、透明的国家公共权力结构的基础上，权力结构若扭曲或者错位，就无法形成高效运转、公平合理的国家治理的责任机制，也就不可能形成有效的追责问责机制。如果任何错误都是“集体决策”的结果，那怎么去追责问责呢？中国的国家治理的决策权、资源配置权、监督权、惩戒权等等国家核心权力，都过度地集中在少数机构、少数领导者个人身上，由此导致少数机构和少数领导人很忙很累，而多数机构和公务员却在等、靠、看，并频频请示汇报。因此，体制改革，首要的是任务是优化权力结构，透明权力运行，明确权责统一，强化权力的社会化、法治化监督。其实，只要各级领导者骨子里没有特权思想，自然就会以开明的态度对待权力和利益。

    二是中央与地方职责不清晰，权限不统一。美国之所以牛逼，就在于美国的中央联邦政府与地方的州政府责、权、利及义务的界限非常清晰，相互之间没有“模糊地带”，特别是在法律和财政两个层面高效地“各自为政”；如果地方的事情没有办好，各州的民众找州政府算账，跟中央政府没有几毛钱的关系。而现在中国的体制特征是，中央政府在很多事情上，一竿子插到底，导致地方政府总是惦念着中央的钱袋子，却不竭尽全力履行中央决策。由于地方干的都是中央决策的事情，干好了，功劳苦劳都归自己，最多说一句“中央决策英明”，干砸了可以找很多理由推卸责任。从本质上说，这是中央与地方的职责及权限分割不清晰，模糊地带太多。由此造成的一个严重后果是：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都在争税源，都说要干大事，可是出了问题，却在相互推诿。有人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有自己的优越性，不惜去学习美国，其实我觉得美国的国家治理机制之所以“很厉害”，就在于他是集古今之大成、历史之大成。特别值得思考的是，美国今天的国家治理构架，是赤裸裸地“抄袭”中国商朝的，中国的商朝就是美国今天联邦制的原始版本。商朝时，中国实施的是诸侯治理，任何一个小国类似今天美国的各州，只要你认可周天子并遵循周礼，认认真真地去治理分封的疆土，爱戴子民，无论你实施什么样的制度和办法发展自己的经济，大周周王朝都是认可的，否则就调动天下大军平叛你。周朝唯一的败笔就是给予了各个诸侯国军事权，允许其建立自己独立的军队，而美国各个州并没有独立的军事权和外交权。因此周朝被各诸侯国逐渐架空，根子上就在于允许诸侯国拥有了自己的军队，而美国“摈弃”了这一点。

    三是民众缺乏参政及监督的渠道。中国现行体制最大的弊端之一在于：限制了民众对国家治理的知情权、参议权和监督权。很显然，这是旧的集权体制担心民众、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因害怕对民众的管理失控而施行的一个“极不自信”的策略。现在看来，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程度的提高，整个社会运行的透明度非常高，因此，体制改革首先要突破政权与民众之间的“心理隔挡”、“制度隔挡”，发挥和利用民众的正能量，协助执政阶层搞好国家治理。比如：坐实各级人大常委会的权力，并优化人大代表的民主产出机制，强化人大的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机能；再比如，逐渐放开所有媒体对各级领导、各类机构的新闻监督，用舆论产生倒逼机制，促使各级权力机关透明作为、公正作为。如果还抱有“因担心新闻舆论聚焦执政党的缺点而大大限制新闻自由”，就反而使执政党和政府工作更被动。因此渐进策略性地改革对舆论的管理工作，事实上已经启动。要认识到：开明执政才是“大道至简”。从近期习近平、李克强的诸多言论来看，开明执政、依法治国、不畏权贵的思想日趋强烈，因此赢得海内外越来越多的赞誉，希望体制内更多的领导者能够看清这一大局大势。

    四是缺乏法制化、市场化的资源管控与配置机制。一个国家的高效运营和创新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资源配置是否公平合理、惠及到全社会的各个层面。令人遗憾的是，现行体制的最大特征依然是：行政权力主导着国家治理及经济发展各个层面的资源配置，到底如何通过体制改革，大大提高资源配置的法治化、市场化程度，是一个迫切需要破解的命题。如果资源配置不能以市场化为主导，市场化价值取向的改革，就是伪改革。我们已经看到，去年五月份以来，新一届中央政府研究出台了大量的市场化价值取向的改革政策，但在实践中执行得十分困难，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一个基于计划经济思维和制度体系形成的体制构架，怎么会高效地推进市场化价值取向的改革举措呢？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值得关注和研究：现行体制环境下，非国有企业看似生存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大，但是实际上可以自主配置的资源依然很有限，可以自由参与市场竞争的条件也很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民营企业家而言，要及早孕育这样一个面向未来的创新发展策略：如何伴随体制改革及市场化改革的步伐，把握机遇，顺势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