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Clark教授把1200年到2012年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历年学生名册放在一起，研究各罕见姓氏的学生占比相对于这些罕见贵族姓氏占整 个英国人口比及变化。结果他发现，罕见姓氏占牛津剑桥大学学生的比重100多年前是这些姓氏占整个英国人口的8倍，到现在，这些姓氏的牛津剑桥学生占比还 是他们在整个英国人口占比的两倍。自13世纪以来，精英姓氏子女一直比一般姓氏更能进牛津剑桥等贵族大学，今天仍然如此。如果用政治精英取代贵族大学的就 学机会，那么，在英国，政治精英阶层自13世纪以来则更加固化，“官二代”有91%的可能性继续为政治精英。

     Clark　教授把姓氏研究方法应用到了中国。具体而言，他们以长江下游的县为基本单位，如果某姓氏在1645至1905年间考上举人的人数占本县 总举人人数之比高于本姓氏占本县总人口比的5倍以上，那么该姓氏就为本地区的精英姓氏；一旦各精英姓氏确定之后，再计算每十年里这些精英姓氏的举人占比相 对于他们占样本范围总人口的比值，看前者高于后者多少倍。结果发现，在清朝初期，精英姓氏的举人占比是其在总人口中的占比的8倍多，到乾隆末期还停留在4 倍左右，到民国时期下降到2倍左右，最近降到1.5倍（对民国时期和1949年后，他们以考进北大、清华等大学代替举人来定义精英）。由此可见，一宗族姓 氏一旦进入精英阶层，社会阶层可以跨越朝代、跨越体制地固化下去。

     他们强调，中国的情况并非孤例：瑞典从1936年推行“社会主义政策”以来，基于姓氏的社会地位代际传承系数仅从0.85下降到0.66（1相当于 绝对的代际传承）；英国于1944年普及免费中等教育以来，该系数值仅从0.7-0.8下降到0.6-0.7；日本二战后推动民主、厉行教育均等化，但是 代际传承系数值高居不下，政商财阀皆为“世家”；印度1947年独立以来推行民主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规定低种姓人群在大学生和选民中的最低配额，但代际传 承系数值最近五十年维持在0.89；美国精英大学录取对少数族裔和低收入阶层的优惠也没有提高社会流动性。公共政策似乎不能提升社会流动性，而工业化、城 市化和技术革命可能是更重要的降低社会阶层固化度的力量。按照其门徒郝煜的话说，“文化和社会资本的代际传递比物质资本的代际传递更重要，而前者很难被累 进税或高遗产税等公共政策再分配”，决定学历和劳动力市场结果的更重要因素是家庭和社会网络。

气候、玉米和红薯是如何影响中国的

     香港科技大学宫启圣教授则细致地讲解了在收集量化历史数据后如何选择适当的计量模型检验因果关系结论。

     他的第一讲课题是：历史上“什么情况下北方游牧民族更可能攻打中原汉族”？从经济学角度理解，北方民族南下攻打时，必然有他们的动机。游牧民族相对 于居家农耕的汉族来说，过着纯自然的原始生活，在气候正常、没有天灾的年月里，他们应该趋于安定，南下攻打的冲动应该比较低。可是，那种纯粹靠天吃饭的游 牧生活最经不起的冲击是气候异常或天灾人祸，因为他们没有什么人为的防范缓冲可以依赖。所以，一些经济学者开始从气候的角度研究、理解战争的起源。

     按照这一思路，宫教授先收集过去2000余年中原省份的气候数据，包括每年降雨量、旱灾、水灾以及黄河破堤次数，以及北方游牧民族攻打中原的时间和 次数。遗憾的是历史上北方各地的气候数据不存在，但考虑到北方草原等地区的气候与中原高度相关，宫教授他们只好以中原气候做近似。

     他们根据这些数据做系统回归发现：任何十年里，多一年旱灾会使游牧民族在那十年里攻打中原的概率增加26%，使更长时间里进攻中原的概率高 57.6%！相比之下，水灾反而使中原被进攻的概率下降：任何十年里，多一年水灾会使游牧民族在那十年里攻打中原的概率减少36.4%，使更长时间里进攻 中原的概率低80.6%。

     这是为什么呢？主要是旱灾不仅使草原不能生长东西、使动物也活不了，而且使各地缺水，会大大挑战游牧民族的生存，因此可能不得不选择进攻别族。而如果是水灾，那么，游牧者的生存挑战不大，反而会因为水多了，草原的生活还会更好，使他们比一般时期更不会去进攻中原。

     宫教授研究的是外族入侵中国的起因，而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贾瑞雪教授则研究中国历年农民暴动起义跟自然灾害的关系。她的量化历史研究发现：在16世 纪红薯进中国前，干旱年里平均每十二个州府地区有一个发生农民起义或暴动，而玉米红薯于16世纪引进中国后，即使干旱年，每40个州府才有一个发生农民起 义。主要原因在于这些“新世界”粮食作物对水稻有很强的补充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虽然红薯、玉米不像大米那么受欢迎，但是，在干旱年份，如果是在暴动起义 和红薯玉米之间做选择，农民更愿意选择后者。

     哥伦布发现美洲后，西班牙人先是从现在的墨西哥把玉米、红薯和土豆带回欧洲。按照Nathan　Nunn和Nancy　Qian两教授的估算，仅土 豆一项就使欧洲人口在1700-1900年两百年间增长25%，使欧洲城市化率增加27%到35%，并帮助催化工业革命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