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怒波指出，中国现在在做企业的人来说，已经很进步了。他举例说大家都在建自己的基金会，都在进行公益事业。在西方马上要开个慈善论坛，第一代的人都不再慈善，都是二代三代。“但是这代做企业的人现在都在做，我觉得已经很了不起了。如果再把法治的伟大的责任加身上，再把那些加身上，这代企业就成了神了，就变成观音菩萨了，所有人等着你洒个干灵芝吧这个不行，做企业的人就让他做企业去，能做多少好事就做多少，做不了也没关系只要不做恶也没关系。”他说道。

　　以下为文字实录：

　　主持人：我想到一个比喻，中国所有的企业家都是带着孩子赶夜路的妈，如果在半路上碰到流氓，如果没带孩子就拼了，但是我带着这个孩子，我跟流氓拼了我的孩子怎么办，黄总是这么回事呢?

　　黄怒波：她的话比喻有问题，谁是“流氓”?不能掉陷阱了。

　　主持人：张教授你觉得谁是“流氓”。

　　张千帆：大家心里都有杆称，就不需要我明点出来。

　　刚才黄总讲的苦衷我们都能理解。但是问题是，实际上走向法治的过程不是说我们躲在书斋里把理论搞好把法立好就行了，是需要有人推动的。法学家承担的责任，很有限，不是因为我们要躲避责任，而是因为我们的能力有限。从能量上讲，企业家的能量比法学家大得多，所以你们承担的责任更大，当然我们作为公民每个人都有一份责任。首先要做到洁身自好。首先做到这一点没有问题，守住自己的基本底线。在这个之上能不能稍微超越一点，当政府有明显违法行为，稍微束它一下，不至于到倾家荡产的地步。

　　主持人：这可能是一个技术问题。说到这个问题可以跟大家分享在我的总裁在线节目中我采访过中国企业家的观察者吴晓波老师，他也说到了企业家到底应该在推动法治建设过程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他说中国还处在企业家的责任刚刚萌芽，用比较原始的方法，发微博，很多激进的行为等等。但是在欧美的成熟社会是有一个基金会的体制，企业家会站在后面，不是前台演员，但是他会运用最伟大的金钱的力量，成立基金会，资助某一个政治言论或者是思想流派的机关或者是组织，通过他们推动思想的进步和社会的进步。这个是不是在目前看似无解的情况下一个妥协之后现实主义的选择呢，对您来说?

　　你的钱都是用在哪了，怎么发挥作用的。

　　黄怒波：我怎么听着你今天整个教唆我们进陷井一样的。

　　西方也不是这样，西方的中介机构比较发达，社会组织比较发达，企业家可以根据个人的偏好资助哪一种企业。因为在西方不存在政治问题，就是法的问题。在中国老问政治问题，中国因为法不健全。

　　中国现在这一代在做企业的人来说，我觉得已经很进步了。比如说大家都在建自己的基金会，都在进行公益事业。在西方我马上要开个慈善论坛，第一代的人都不再慈善，都是二代三代。但是这代做企业的人现在都在做，我觉得已经很了不起了。如果再把法治的伟大的责任加身上，再把那些加身上，这代企业就成了神了，就变成观音菩萨了，所有人等着你洒个甘霖汁吧全都受惠，这个不行。做企业的人就让他做企业去，能做多少好事就做多少，做不了也没关系，只要不做恶就行。

　　主持人：不做是本分，做是超越本分，是更大的善念是吗?

　　黄怒波：我没说不是本分，我的意思是本分是把企业做好。做公民的这些，也要尽公民的责任，但是他(企业)不是一般的公民，他担负着很多人饭碗的公民，这个时候就要考虑前怕狼，后怕虎，现在老是鼓励企业家干这个干那个。他不知道企业家就是你说带孩子走夜路的妈，这种情况下，社会不要给企业家的压力太大，让它好好活过去这个经济调整就不错了。

　　主持人：养孩子就已经很不容易，先把孩子养好再说。张教授您最后的观点，也作为今天的总结。

　　张千帆：其实我们的基本立场是一样的。可能对有些事情的风险评估有点不一样。这个问题本身是企业家最有发言权，旁边人站着说话不腰疼。企业家参与法治建设其实有很多种途径，不一定非要和政府发生直接碰撞。可以有很多种方式回馈社会，通过各种方式支持这个国家的法治发展。比如说给法学院多捐点款，资助几个贫困的法学院的学生，这都是支持国家法律进步的一种方式。所以不是说只有这一种方式。

　　总的来说，就是市场和法治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可以说是一体的，所以我希望企业家能够看到这种非常紧密的关系。如果说这个国家没有法治的话，它不会有市场，不会有真正的企业，也不会有真正的企业家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