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到底如何？

　　我这里只陈述五点基本的，几乎人人都能感受到的事实：

　　事实一：凡事走出国门的中国企业，无论国有、民营，无论在国内多么的声名显赫，也无论在自我的宣传包装中多么成功地实现了全球化，除了在欧美企业不愿问津的边穷国家和地区尚能赚点辛苦钱外，在国际竞争的主流市场，差不多一败涂地。

　　当然，我们不否认存在其中的，部分国家的贸易保护和对华歧视。

　　事实二：凡事有外资企业进入的行业，能够叫得响的品牌，或赢利能力强的企业大多数也是外资。这就是说，即使在自已的家门口，即使中国企业享有了天时、地利，乃至官方的支持，如果是论竞争力，依然要败下阵来。

　　事实三：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上，长久以来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中国企业买什么，什么贵；中国企业卖什么，什么便宜。这其中固然不能排除中国人多地广，需求规模大之类的因素，但主要的却是缺乏创新，一哄而起，跟风，生产能力过剩，打价格战。

　　事实四：中国改革开放至今已三十有五，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间也不算短，号称的高新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企业更是多如牛毛，但如果拿来跟相同发展阶段的日韩比，我们究竟原创了几项、几家在国际上真正受人追捧的技术和品牌？那些所谓的全球化的中国企业，如果离开了本土市场的赢利，有几个不会客死海外？

　　事实五：零八金融危机的时候，珠三角、长三角那些出口加工型企业面对急剧减少的海外订单纷纷表示要转型，要努力地创新，创品牌。五年过去了，如愿以偿者几何？人们一方面怪四万亿带来的市场误导，但没有四万亿，太多的企业只能吃低成本劳动力、吃污染、吃资源饭的“三吃”企业早就死翘翘了。

　　类似的事实还有很多，恕不一一列举。

　　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之低乃是不争的事实。

　　为何要正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危机？

　　企业是必定市场经济的主体，而非政府。

　　企业的竞争力强，在一个各国企业都处于同一个平台竞争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国际市场上，能争得更多的市场份额，获得更高的超额利润，拥有更强的研发能力，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带动更多的相关行业，缴纳更多的国家税收，而后民富，而后国强。

　　企业的竞争力强，一个正确而适宜的宏观调控政策，犹如雪中送炭、一臂之力、锦上添花。

　　反之，企业的竞争力不强，一个正确而适宜的宏观调控政策，不过是打强心针，或干脆明珠暗投，鲜花插在牛粪上。更遑论错误，而不合时宜的宏观调控政策了。

　　远的不说，单是近几年，虽然上面乐此不彼地制定出台了一个又一个国家战略、振兴规划，但由于没有和微观企业竞争力提升衔接好，到头来，整个国家的经济总好比算盘的珠子，拨一下，动一下，更有甚者，由于老弱病残得太重，拨也不会动，刺激失灵。

　　浙江大学的史晋川教授在谈到温州金融体制改革时，打的一个比方就非常切合本文的主题。

　　他说“温州这次金融体制改革好比是建一个自来水网，然后安装龙头。如果实体经济这些锅碗瓢盆都是漏的，那水再放进去，这个金融资源还是浪费的。”

　　因此，如果是回归到市场经济的本原，那么我们国家当前最迫切需要考虑的国家战略不是其他任何一个方面，而是如何在系统思考的基础上，从根本上提升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竞争力？

　　正视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危机应聚焦在何处？

　　影响企业竞争力的因素有内有外，内部如企业文化、管理机制、人力资本，外部如宏观经济环境、政策法制环境、社会人文环境等。

　　缘于我们原则上还不是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仍然管得太多，一个公平有序的法律制度还没有形成，所以，一讲到企业的困难，社会舆论的焦点会自然而然地放在外部，放在政府，放在垄断，放在金融体系的僵化上。

　　这完全可以理解，并且，的的确确，中国企业的外部竞争环境急需花大力气治理。但是，除此之外，中国企业本身是不是需要反省？反省自身落后的价值理念，短视的经营眼光，低下的管理能力？

　　需要，实在需要，简直太需要了！

　　这也正是我写这篇文章的主旨所在，聚焦的重心所在！

　　国有企业的官本位性、惰性、劣根性已有目共睹，可以撇开不说。

　　即使是在国人心目中向来有着诸如经营机制灵活，市场竞争的意识强，注重经济效益的民营企业也同样如此。

　　我在民营企业工作几十年，跑过业务，做过管理；我打过交道的民营企业有大有小，有南有北；我根据自己对民营企业的观察与思考先后出版过《中国企业的病根子》、《三阶梯管理》、《以权威破除权威》。

　　我自觉我对民营企业是有理论、有实践，有充分的发言权。

　　以我的亲身体验，民营企业虽然不是百分之百，但一定是绝大多数，基本就两种类型：

　　一种是企业处于上升通道时，老板完全被眼前的大好形势所陶醉，以为市场行情将永远地往上涨，根本意识不到即将到来的模仿和一哄而上。人治的，一言堂的，只容得下奴才的体制也使老板只听得进好话，只听得进他们想听的话。

　　所以，一旦当后起之秀，后来居上者的战火已烧到他们的眉毛，才如梦初醒，才知道要改，但一切为时已晚，已丧失任何可以改变的内外条件。

　　然后，前人是这样，后来者也是这样，也是在不断重复前人的故事，不断地你方唱罢我登场。

　　最终，十年，二十年下来，一个行业始终在初级阶段，在全球供应链的最低端转圈圈，玩不出什么新花头。

　　即使难得有一、两个长命者，也不过是在中国特殊的政商环境下，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有形或无形的大力保护下的矮子里的将军，只能关起国门来称老大。

　　另一种是企业上升到一定层面时，看似雄心勃勃，看似有几分与全球接轨的眼光，看似时髦的欧美管理名词也能说上几个的老板也知道要趁早改，但是他们又太过把自己当回事，太过于迷信自己的能力。

　　他们有的在东碰西撞中侥幸成功了一次，就盲目地认为能成功二次、三次；既然能在一个行业成功，就能在其他任何一个行业成功；然后手上提着赚来的第一桶金，东西南北一路投资开去；几个回合下来，不是消化不良被撑死，就是弹尽粮绝被饿死。

　　他们还有的只强调让手下改，不知道最需要改恰恰是他们自己。他们看手下是一种眼光，工作效率低，执行的能力差，需要马上改，一夜之间改；不但要改，而且不能指望有任何激励，哪怕是一句口头的表扬或一个点头的微笑；看自己则是另一种眼光，伟大领袖、革命导师、一贯正确，不容许有任何的怀疑和不敬。

　　诸如此类的改，不得要领，不要也罢。

　　我对中国民营企业怀有真挚而深厚的感情，我坚定地认为，民营企业，只有民营企业，才是中国的脊梁和未来，我从而更为真切地希望全社会都能来正视中国民营企业的竞争力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