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成功的追赶经济体的共同特征
前文提及中等收入陷阱不是必然的。世界上还有一些国家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经济发展是成功的。据研究，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世界总共有13个经济体，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达到7%或者更高，而且持续了25年或更长的时间。
根据世界银行增长委员会的研究，这13个经济发展成功的追赶经济体有五个共同的特征：第一，都是开放经济，并利用世界上已有的知识来进行产业和技术创新，即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时利用了世界上已有的知识来进行创新；第二，都维持了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第三，这些经济体都是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第四，均是市场经济体，坚持以市场体系来配置资源；第五，都有一个高效、积极的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的作用。
关于这五点，世界银行增长委员会的主席、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认为，“这是一个国家成功经济发展的要素”。但他认为要取得的成功并没有一个可以遵循的秘方。
三、发展中国家改革失败与中国双轨制成功的原因分析
从这个角度来看，为什么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在过去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成功？
(一)第一波发展思潮：结构主义为何失败？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取得政治和经济的独立，追求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他们的发展道路受到当时主流结构主义思潮模式的影响：以进口替代优先发展违反比较优势的资本、技术密集型的重工业；企业缺乏自生能力，依靠政府的动员来投资，依靠保护、补贴来生存，这样导致了资源错配和寻租、腐败等一系列问题。这种结构主义模式以斯大林模式为代表，拉丁美洲国家、南亚国家都受到了影响。结构主义建议发展中国家优先发展资本密集、技术先进的大型的重工业，而这些国家当时的条件是资本相当短缺，以农业经济为主。因此，在资本短缺的农业经济的基础之上建立现代化的产业当然是违背比较优势的。在这种状况下，优先发展的企业没有自生能力，投资靠政府动员，继续生产经营靠政府的保护补贴。这些保护补贴创造了许多扭曲，创造了很多租金，产生了资源错配、寻租、腐败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失败是因为遵循了这一发展思路。
(二)第二波发展思潮：华盛顿共识为何失败？
1980年代以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按照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进行改革和转型。这些转型中国家一般都有许多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华盛顿共识”忽视了这种原来存在的扭曲的内生性，按照休克疗法把这些保护补贴一下都取消掉，导致大量破产、失业、社会政治不稳定。同时，“华盛顿共识”强调政府失败就让市场来经营，也不能让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帮助企业推动开展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的活动。因此，“华盛顿共识”推行的结果，使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绩效比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按照结构主义时的绩效还低。绝大多数转型国家因为遵循了这一转型思潮而失败。
(三)中国的双轨制改革成功的原因和付出的代价
中国走的是双轨制道路，事实证明取得了成功。成功的原因是：一方面继续给予原来优先发展部门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暂时性的保护补贴，以维持稳定。第二，放开原来受抑制部门的准入，并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以取得经济的快速增长。对原来抑制的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的产业部门开放，允许三资企业、外资企业、民营经济进入。
但是，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即双轨制保留了不少扭曲，保护原来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这些扭曲主要体现在：金融结构的扭曲(金融行业的大银行，只能给大企业和富人提供服务)、资源税费的扭曲(主要体现为资源价格非常低)和服务业(如电信、交通部门)的垄断导致分配不均，收入向富人和大企业倾斜；富人和大企业消费倾向低，导致消费和储蓄不均衡；储蓄和投资比重高，国内的消费比重低，导致国际贸易的不均衡。这种情况就造成收入分配向大企业和富人集中，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富人和大企业的消费倾向都比较低，财富向这两个方向集中就会造成储蓄占经济的比重越来越高，消费占经济的比重越来越低，或者是投资占经济的比重越来越高，消费占经济的比重越来越低。如果投资比较多，国内消费能力又比较低，其间的缺口就成为出口，这也是造成目前我国贸易问题的主要原因。现在经济中存在的很多问题都是因为双轨制的改革不到位造成的。
四、新结构经济学对中国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建议
新结构经济学对中国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建议有两个方面：一是深化改革完成向市场体制的转型，釜底抽薪，消除收入分配不均、储蓄消费不均衡和内外不平衡；二是政府应该在产业、技术结构升级中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
(一)深化改革完成向市场体制的转型
深化改革使双轨制向市场单轨过渡。双轨制的实施与我国的实际情况密切相关。当时我国资金非常稀缺，1979年的人均收入不到非洲国家的平均收入的1/3；国有部门、大企业的资本密集，不符合比较优势；如果不给予保护补贴，他们将无法生存。但现在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5400美元，是上中等收入国家，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现在符合比较优势了，即现在大部分的国有企业是可以盈利的。因此，没有继续保护补贴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把双轨制遗留下来的扭曲“扳正”。
第一，治理金融过度集中的问题，应该发展能够给农户和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地区中小银行或地区中小金融机构。
第二，提供资源税费水平。原来的资源基本是白给的，现在应该将资源的费率提高到国际的合理水平，让山西煤老板的故事不再发生。
第三，放开民营企业向电信、交通等垄断性行业的准入和竞争。原来的电信交通等垄断行业，由于过去资本很密集，靠国有企业的经营，赋予其垄断地位来克服不符合比较优势的问题。现在他们都是盈利的、具有竞争力的行业，可以允许民营经济进入与其竞争，深化改革。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按照比较优势发展。
(二)政府在产业、技术结构升级中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
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政府还要发挥因势利导的积极作用。怎么发挥这个作用？笔者认为视产业的状况分为两方面。一是对位于世界产业链内部的产业，按“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框架所倡导的“两轨六部法”来利用后发优势。二是对接近或已位于世界产业链前沿的产业，按发达国家的做法，在产品和技术创新上，按以下方式支持：专利保护、支持基础科研、政府采购与行政指令。
如果这个产业位于世界产业链、技术链的前沿，应该利用世界上已经有的知识，发挥后发优势。怎样发挥后发优势？新结构经济学讲究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作为中等收入国家，因为发达国家退出了一些产业，我国已经处于世界产业的最前沿，或者一些产业已经非常接近世界产业的前沿。这些产业要进行产品创新、技术创新，
不能靠引进，要靠自己的研发。这种情况下政府怎么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发达国家的产业基本都在世界最前沿，我们应该采取与之相同的方式。
一是建立比较好的专利保护、知识产权保护，鼓励创新。
二是必须支持基础科研。基础科研对商业的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有支撑作用，政府必须在这方面发挥作用。
第三，像发达国家一样，对一些新产品用政府采购的方式，让这些新产品很快达到规模经济、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国际竞争力。
第四，可以用行政命令。比如美国为了支持生物能源，规定到2020年，美国的生物能源比重必须达到一定比例。这是行政命令。发达国家并不是不采用行政命令。发达国家发展新产品，也会采用行政命令，只是采用的尺度与涉及的范围各有不同。
在谈及政府作用的时候，一些观点认为经济发展应全部依靠市场，政府不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笔者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不发挥积极作用就等于是自废武功，不可能赶超发达国家。用欧洲的爱尔兰和拉丁美洲的智利发展之对比来说明该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的改革中，智利一直努力克服政府失灵，完善市场，成为“华盛顿共识”的模范生。但改革后至今，智利基本上没有出现过新的产业，结构变迁基本停滞，创造就业相当困难，收入分配不断恶化。其经济增长依赖出售资源(如铜矿)。还有一些当时靠政府补贴发展起来的产业，如三文鱼、酿酒、猕猴桃等都是以前发展起来的。90年代，英特尔为了实现分散化，计划到拉丁美洲设厂建基地，一开始就与智利政府洽谈。英特尔提出自己有几十亿美元的投资，要求政府做好基础设施建设，并且为配套生产提供人力资本与相应的劳动力。而智利政府却认为，这是市场的事，政府不应干预，予以拒绝。英特尔因此与哥斯达黎加政府达成了合作。结果，哥斯达黎加改变了曾经90%的出口产品都是农产品的落后情形，实现了产业结构升级和收入增长。
与智利相反，爱尔兰政府通过积极调整产业政策，因势利导，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爱尔兰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有产业政策。当时产业政策是，只要证明投资是为了出口，政府就给予优惠。1987年以后，政府对产业政策进行了调整，实行只针对信息、电子、化工和制药这四个产业的有选择性的产业政策。政府还积极将国际上有影响力的跨国公司引进来，很快就形成了一些产业集群且非常具有竞争力，其经济就此发展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