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其实低估了无知导致的后果

     经济学究竟研究什么？亚当·斯密的答案是研究国民财富的创造和经济增长；李嘉图和马尔萨斯集中在研究收入分配；新古典经济学研究资源配置理论。在回溯了这一切之后，张维迎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研究理性人如何更好地合作，这应该是经济学最合适的定义。”他刚刚出版了《博弈与社会》一书，作为他对研究“人类如何才能更好地合作”的答复。

     在最近同我的一次会面中，张维迎教授称他用了十多年的时间来考虑这个问题。在他看来，“人类的所有进步都来自于合作”。他在书中也写道：“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不断创造囚徒困境，又不断地走出囚徒困境的历史。”

     如果这本超过400页的书读起来过于费劲，那么不妨听一下张维迎最直截了当的解释。他说，阻碍人类合作的因素，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无知；一类是无耻。“我们短视、傲慢、狭隘、自以为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经常不明白自己的真正利益所在。正是由于我们的无知，才导致了人类社会的许多冲突。许多事看似是利益冲突，实际上是理念冲突。事实上，大部分损人利己的无耻行为本质上也是无知的结果。”张维迎在书中写道。

     在他看来，我们其实低估了无知导致的后果。一个例子是，食品安全和产品质量，“很多媒体归咎于无耻，但可能事实上是无知。”

     在提到无耻时，张维迎实际上指的是，由于我们每个人天生都有自利的倾向，所以可能导致出现博弈论中最为人熟知的“囚徒困境”，即如果每个人都按照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和采取行动，最后可能导致的结果是群体利益的极大受损，个人反而没办法得到自己的最大化利益。

     “无知和无耻经常会连在一起出现。比如搞计划经济，最初是出于无知，但如果现在还有人想搞计划经济，那就是无耻了。”张维迎说。人类历史就是在不断克服无知和无耻，创造出更好的合作文化和合作制度的过程中前进的。但是，“我们仍然处在不断的错误之中”。经济学中的博弈论是一种研究理性人如何互动和更好互动的方法，但张维迎自认他和很多研究博弈论的学者不同，“很多人把博弈论当作术，而我把它视作道。”

     解决囚徒困境，达到更好的合作的方法之一是明确产权，因为产权制度是重复博弈的前提。而只有在重复博弈的过程中，一个理性的人才不会仅仅只考虑个人的短期利益，才能“看得更远，才会注重声誉，不会短期内坑蒙拐骗”。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小区楼下的商店几乎不会就价格和产品质量问题来欺骗购买者，因为店主知道他会持续地碰到购买者，会持续地发生交易行为；在火车站和长途汽车站外，主要面对流动性消费者的商家就会更容易发生欺骗行为，因为商家知道几乎所有他的顾客都是一次性的消费。

     合作文化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简直就是一部人类的历史。它可能要经过无数次重复博弈。但是，张维迎说，一种坏的制度却会破坏合作文化。他举出了中国农村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农村的合作文化较好，人们对农民的印象一直是勤劳和诚实。“但土改后，勤劳首先被破坏了，接着诚实也被破坏了。”写入中国经济改革史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恢复了“勤劳”，但是直到今天，“诚实”仍然没有恢复。（作者为作家、《时尚先生Esquire》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