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衰落的欧洲】如果说上个世纪衰落的是阿根廷,那么这个世纪正在衰落的是欧洲。最近,网上刊载了一篇文章,列举了欧洲正在衰落的20个事实。为什么我们一直认为欧洲的衰落将成为一个趋势?前面我们分析过欧洲问题的三大因素,高福利主义,欧元困境,和全球化时代的竞争力不足。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体制机制的缺陷造成的竞争力不足。除去国民性和资源,一个经济体的竞争力因素无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劳动力成本;二是创新能力。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在过去十年中大致翻了三倍,但在相当多的领域中还是欧美的十分之一。在劳动力成本方面,欧洲比不过中国,也比不过巴西和印度。而创新能力又比不过美国,为什么?因为创新能力取决于社会的经济金融法律体制的支持,而欧洲在这些方面的体制优势远不如美国。以金融为例,欧洲的金融体系严重依赖商业银行,资本市场不发达,带来的问题是创新能力严重不足。所以欧洲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生存空间受到两头的挤压,前景堪忧。这是欧洲问题中长期来看最根本的症结。
【失落的日本】日本经济存在着类似的困境,失去了20年,可能还要再失去20年。最近,安倍政府上台,搞了一个无限量的量化宽松政策,但这并不是解决日本问题的真正办法。除了老龄化等社会问题以外,日本经济的最大症结是经济和金融体制的非市场化。近年来,日本的民意调查多次显示,日本已经患上“大企业病”,年轻人对未来工作的最大憧憬,不是东芝,就是索尼,至于到东芝和索尼去做什么,无所谓。如果大部分日本的年轻人,宁可到东芝索尼去扫地也不肯创业的话,那么这个经济体是很难有希望的。日本的财政部长2005年到访证监会的时候曾经说过,日本金融的最大问题,就是商业银行占绝对主导,资本市场不发达,大企业和大银行捆绑式发展。企业出了问题银行就破产,银行出了问题企业就破产,破产后清理不良贷款,日本就花了12年。当然,日本比起欧洲来说,有一个优势,就是离中国近,我们“解放”日本比欧洲方便一点。事实上,中日之间技术和资金的互补优势是巨大的。日本如果能够出现真正的政治家,认清形势,不再热衷于短期的政治投机,对内推动市场化改革,对外促进中日友好,日本经济的衰退步伐才有可能真正停止。别的不说,2012年底,中国人均GDP超越了6000美元,13亿人有巨大的社会需求,其中的一小部分去日本旅游或休假一趟,日本的GDP增长率可能就立刻会由负转正。
【洗心革面的韩国】不仅日本,韩国的问题曾经也很严重。朴槿惠最近当选为韩国的总统,我们观察过去几十年中,韩国总统的结局似乎都非常不幸,不是坐牢就是跳崖,无独有偶,韩国大企业家的结局往往也很悲惨,为什么?英语里有个词儿叫Chaebol,借的是韩语的发音,专门指的是韩国财阀。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韩国经济和金融体系中,封建主义和非市场化因素很重,大企业、大财团和政治家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最后是害人害己。后来韩国走了一条脱胎换骨式的发展路径,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痛定思痛,它的资本市场迅速发展,科斯达克已经成为仅次于纳斯达克的全球第二大高科技板块。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三星超越索尼,并不偶然。我在九十年代初去美国留学的时候,索尼是那时美国市场上皇冠上的明珠,三星还是垃圾产品,而今天三星已经全面超越了索尼,可见经济结构的调整、金融结构的调整对新兴产业的崛起有多大的促进作用。
【阿姆斯特丹的鲜花市场】九十年代中期,我在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学习,芝加哥号称是市场经济的堡垒,前后出过几十个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叫Sam Peltzman的教授,据说他差一点也得到诺贝尔奖,错失交臂,但他安之若素,非常平和。他曾经在课上讲到过,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鲜花市场,你要是看过这个鲜花市场,就能够理解什么叫做市场经济。后来九十年代末期我在伦敦工作期间,有一个周末专门飞到荷兰去看了这个鲜花市场,它叫阿斯米尔鲜花拍卖市场,号称有200个足球场大,还是室内的,确实是一眼望不到边。每天早晨开始,荷兰各地甚至欧洲各地的鲜花都源源不断地运到这个鲜花市场,下午四点拍卖开始,先拍卖郁金香。大家都知道荷兰式拍卖,比如说一束郁金香10荷兰盾,没人要就9荷兰盾,再没人要就8荷兰盾,直到有人要为止,这样,或许四点半的时候郁金香的价格就确定了,其他鲜花的价格则以郁金香为参照。也就是说,四点半的时候,所有鲜花的价格都全部确定。然后,这些鲜花被分装,打包,运往世界各地。第二天凌晨,在纽约的8点,这些鲜花会出现在纽约的街头,在伦敦的8点,这些会出现在伦敦的街头,在东京的8点,会出现在东京的街头。它绝不会在伦敦的8点出现在纽约的街头,也绝不会在东京的8点出现在伦敦的街头。Peltzman教授问了一个问题,全世界有哪一个伟大的政府能够做到这点?恐怕没有。也就是说,鲜花市场中无形的手,鲜花市场中无数的参与者,在追逐自己利益的同时,把这些鲜花送到了它们该去的地方,而且准确无误。
当然我们可以跟他辩论说,你不应该低估政府的作用,没有政府怎么能够保证航班准点到达呢?没有政府你怎么能保证鲜花在街上不被人抢劫了呢?这个鲜花市场的例子正好说明了政府和市场的不同定位,政府的职责是维护社会的秩序和稳定,扮演守夜人的角色,但资源的配置主要要依靠市场。也就是说,我们要依靠鲜花市场中无形的手,把鲜花送到最需要这些鲜花的地方去,同样,我们也需要资本市场中无形的手,把中国的金融资源送到最需要这些资源的地方去,同时也使这些资金有机会获得最好的回报,这就是我们发展资本市场最大的要义。
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无形的手和有形的手的分工,无形的手配置资源,有形的手维持社会秩序。如果有形的手想要多做一点,那就帮无形的手把市场体系多建一点。这正是今天中国所在的阶段,我们作为监管机构、作为政府部门,能够比美国做得做得更多、更好的地方,这样我们就有机会推动市场更快地发展。
【老子的智慧】芝加哥大学还有一位非常着名的教授,叫米勒,他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据说特别受朱镕基总理的推崇,每次来中国访问时朱总理都要和他会谈,他本人对中国也特别友好。我在芝大读书期间,业余的时间在读傅乐成的《中国通史》,看到了里面引述《道德经》里老子的话,“太上下之有知,其次亲而誉之,再次畏之,最次悔之”。这句话的意思大概是,最好的政府,就是老百姓大概知道有这么一个政府,次之的就是老百姓天天表扬这个政府,再次的就是老百姓害怕这个政府,最差的就是大家天天说这个政府不行。我看了以后告诉米勒教授,我们中国人3000年以前就知道了“小政府大市场”,这是所谓芝加哥学派最核心的经济思想。米勒教授感叹说,中国人真了不起。芝大毕业后,我来到华尔街,看到全球的资源每时每刻在瞬息万变的资本市场上交易,想起来老子的另外一句话,叫做“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才意识到,市场经济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小政府大市场,第二个是交换比较优势。没有交换,就不能发挥比较优势,也就没有专业分工,就发展不起来真正的市场经济,所以中国就一直是小农经济。当然,或许我们对很多古人的很多思想可能不一定能完全理解。但无疑,我们的古人很早就开始探索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而市场经济最终也被证明为人类社会发展最重要规律之一。
【光的本质和政府市场之争】人类社会认识这个规律的过程并不一帆风顺,过去的两百年中,经济学家们围绕政府和市场的争论从未停息过,英雄人物带着美好的理想,相继登上历史舞台,最终又黯然退去,很多还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不能说不是一种不幸。
我记得在清华学物理的时候,印象非常深的是一个历史上关于光的本质的故事。400年以前,伟大的物理学家牛顿,开始了关于光的本质的探索,他认为光是粒子。同时期还有一个荷兰物理学家,叫惠更斯,提出了波动学,说光是波。牛顿是当时英国皇家科学院的院长,所以牛顿的粒子说很自然占据了主导地位。200年以后,十九世纪,人类有了更加先进的仪器,发现了光有衍射效应。大家都知道,只有波才有衍射效应,所以这个发现一举推翻了牛顿的粒子说,确立了光的波动说。当时社会一片哗然,说牛顿这么伟大的物理学家,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又过了几十年,人类遇到了一个无法解释的物理现象,光电效应。最后,爱因斯坦给出了解释,并由此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他的解释是,光既是波,又是粒子,只是会在不同的环境下,表现出粒子和波的不同的特性。
前一段时间,在研究期货市场历史的时候,读到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创立于1848年。突然想起,这一年,也正是《共产党宣言》发表的年份。这两件事发生在历史上的同一年,令人不胜感慨。事实上,在过去的100多年中,经济学家们相互的口诛笔伐,东西方之间的刀戈相向,人类所有的探索,不外乎是两件事情的纠结。第一,如何利用市场去释放每个人的潜能推动经济的繁荣;第二,如何防止市场的过度自由带来社会的崩溃。
小平同志最后说,社会主义可以有市场,资本主义也需要有计划。2008年之后,我们想起这句话,可能会觉得更有深意。而过去30年中,中国所坚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正是在两者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
【熵增加原理和金融体系演进趋势】物理学里有一些非常着名的原理,例如物质守恒、能量守恒。但有一个变量是不守恒的,那就是熵,熵是自由度,也就是说,世界的自由度是不断增加的。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在一个封闭的容器里,中间有一个隔板,左边是浓度高的气体,右边是浓度低的气体,我们抽开隔板后,一定是浓度高的气体向浓度低的气体扩散,而不可能是反过来,为什么?因为这个系统要寻求均匀分布的状态,而均匀分布的状态是自由度最大的状态,也就是熵最大的状态。
美国金融体系过去100年的演变,跟物理学的熵原理几乎是不谋而合。1913年美国股市和银行的存款比例大概是1:1,就是说美国大概有一半的资源配置在资本市场,一半的资源配置在银行。100年之后这个比例变成9:1,也就是说,美国90%的资源是通过市场来配置的,只有10%通过商业银行来配置。很多大的商业银行,像纽约银行,存贷业务的收入在所有业务中的占比已经不到20%,而JP摩根、花旗银行等则早就转向了投资银行。这其实也是一种必然,在资本市场上,每一个投资者都可以对所有标的进行投资,每一个融资方都可以向所有的投资者进行融资,所以资本市场相对来说实现了金融体系的熵的最大化,代表着未来发展的基本趋势。比尔?盖茨是个计算机的专家,他说过一句话,商业银行是二十一世纪的恐龙。这句话讲出了未来商业银行面临的挑战,一定要顺应潮流,致力于决策机制的进一步市场化,并加大中间业务的比重。
所以我们应该认识到,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在政府和市场之间寻找一个平衡。我们同时还要认识到,这个平衡点的位置是变化的,或者说是漂移的。人类社会总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趋向市场,让更多的资源被市场配置。这也许会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但却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挑战苹果的年轻人】去年我在北大的一次讲座中,提到过中关村的车库咖啡,那里每天有很多创业者在里面创业,还有很多风险投资家到那里投资。我们是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呢?是一位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首先发现了这个咖啡馆,他写了一篇专栏文章,说中国最可怕的不是每年发多少论文,因为很多论文都是抄袭的。他说中国最可怕的是,年轻人从学校毕业后,开始走向市场,开始创业。德国的《明镜周刊》也说,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一个地方能够超过硅谷,那就是中国的中关村。为什么?因为,三十年以前,比尔盖茨和乔布斯,和今天中国的这些年轻人一样,也是刚刚走出校园,开始创业。
最近,我们有机会去中关村调研,看到了一家手机企业叫小米,几个创业者不算年轻了,四五十岁了,但除了他们,公司其他员工,全部都是年轻人。他们告诉我们,谷歌达到20亿美元的销售,花了6年,facebook花了7年,苹果花了10年,而小米手机只花了2年。我想,只有在中国的这么一个阶段,有这么巨大的一个市场需求做后盾,才会有这样不可思议的成长。与小米类似的公司,遍布中国的各个科技园区里,可能还会有很多。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30年后的中国,不会出现中国的比尔盖茨和乔布斯。或许,也不需要30年。
【中国和印度】世界上有人说,上个世纪是美国和阿根廷的竞争,这个世纪是中国和印度的竞争。我们没有必要天天去和别人比较或者竞争,还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比较重要。当然,参照和借鉴一下其他国家的发展道路对我们自己也会有帮助。
去年有机会去印度开了一次会,发现印度人对于中国非常关注。中印经济对话,讨论印度经济的时候,我们基本上说不出什么来,讨论中国经济的时候,印度人提了很多观点,很多说得还很到位。我当时很感慨,中国人是真不关心印度,印度人是真关心中国。中国人关心谁呢?中国人天天盯着美国。印度这个国家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反差,首都新德里的街道可以暴土扬尘,与非洲的乡间小路无异,但却可以诞生像泰姬陵那样精美绝伦的古代建筑;摩天大楼和窝棚可以相安无事,波音飞机几乎是从贫民窟上直接起飞。
的确,这个国家有很多的问题,最突出的是基础设施很差,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它的很多优势,据说,印度人口的平均工作年龄只有25岁,而我们是45岁;印度人英语非常好,跟西方发达世界的交流很顺畅,印度人在硅谷总体来说混得比中国人好,西方向印度转移高科技产业也没有任何心理障碍。印度社会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比较平和,与其物质文明的相对落后也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我们在相当于中国七十年代的印度火车里与四个印度人换座位,对方全都是礼貌有加,让习惯了国内高铁里“宁可自己不舒服,也不能让别人舒服了”的国人心态的我们感慨万千,印度这个国家,物质文明是差了点,精神文明还可以。我想,最终,国与国的竞争,从长远来看,是机制的竞争,是文明程度的竞争,当然,这个文明程度是全方位的文明程度。
【改革与结晶】小平同志曾经说过,中国的崛起,需要两个30年。今天我们大致正好走过了第一个30年,刚刚开启第二个30年。前面30年依靠鞋子袜子纽扣和彩电冰箱的简单粗犷的发展模式已经过去,后面30年我们需要发展高科技产业、高附加值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而这些需要经济体制的深化,法律体系的完善,需要金融体系的改革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应该说,在某种意义上,后面的30年的任务可能比前面30年更加艰巨。这应该也很正常,就像我们登山,越往后越累,消耗的能量越来越大,空气越越来越稀薄。我们怎样才能走好这后面30年?
在上大学的时候,学习物理化学的课程,结晶的过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结晶的时候,溶液中的一些分子开始聚集到一起,形成一个簇,或者说叫晶核,但这时候,这个过程是可逆的,有很多分子聚集过来,也有很多分子散开。但是一旦突破了某个临界点,晶核达到了一个临界体积,这个过程就成为不可逆了。我想,中国的改革、文明的进步、大国的崛起也都是这么一个过程,它需要我们每个人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共同努力,产生正向的持续的正能量,那么,在某个时刻,这些过程就会突破临界点,成为不可逆。
小平同志还说过,如果我们能够走好这两个30年,我们就可以赶上中等发达国家。他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说,人口众多的中国对人类作出了贡献。
【经济改革的年代,能成就多少人】《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转型与突破》一书出版后,在网上有不少的评论。我看到一位网友的评论,“经济改革的时代,会成就多少人”。他的这句话,可能是在问问题,也可能是感慨。
我回忆起当初在翻译《伟大的博弈》的时候,里面关于美国历史上三个人的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个人叫梅隆,是一个爱尔兰的小伙子,十九世纪末期,移民到了美国匹兹堡,那时可能还是比较一个荒蛮的地区。他具有非凡的伯乐相马的天赋,有了第一笔钱后,就贷给了另外一位年轻人,这位年轻人刚刚开了他的钢厂,他叫卡耐基,后来美国的钢铁大王。他还投资于一个焦炭厂,焦炭厂的厂主是叫弗里克,后来成为美国的焦炭大王。而梅隆自己,后来成了美国的金融巨子,连续做了三届美国政府的财政部长。他们的历史渊源还不止于此,卡耐基和梅隆后来共同捐献了一座大学,叫卡耐基梅隆大学,弗里克和梅隆的妻子分别是对方介绍的,所以成了终身不渝的朋友。这个故事听上去让人唏嘘不已,一个小小的匹兹堡,为什么能够同时成就了三个伟大人物?似乎很偶然,其实并不偶然:第一,匹兹堡发现了铁矿;第二,匹兹堡发现了煤矿;第三,铁矿和煤矿的开发需要金融的支持;第四,最重要的,他们都生活在一个时代,美国的重工业化时代,那是一个一日千里轰轰烈烈的时代。一个伟大的时代,必然要产生伟大的人物。今天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同样激动人心,或者更加激动人心的时代。
两年前的一天,在小区里看到一个小孩子油画班招生的广告,把女儿送过去学画,发现是三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女孩子创业开办的。问了一下,他们好像并不都是美术专业的,有的原来是学教育的。他们的教法是模仿国外的一种教法,例如要画雪景,就让小孩子看很多雪景的照片,然后说,不许看了,现在开始自己画,画出来是什么?印象派。这个教法很有意思,孩子们的画也很有点印象派的意思,其实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天才,需要的是发现和启迪。但是小区里的租金不菲,看到三位创业者一共只有四个学生,很替他们的创业前景担心。一年之后的一个周末,陪同女儿去参加他们油画班的野外写生,放眼望去,多少个学生?70个。
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13亿人,轰轰烈烈地走向繁荣和富裕,走向现代化。我想,一个人,在任何一个领域,只要有一点点比较优势,非常专注,坚持下去,做到中国前100位,一定是亿万富翁,因为社会的需求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回答这位网友的问题,经济改革的时代,会成就多少人呢?答案是,会成就很多人。任何人,只要他全身心地参与到经济改革的进程中去,推动改革、努力耕耘,时代是一定会以某种方式回报他的——我想把这句话送给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