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国经济达到了人均GDP4000美元，如果保持7%的增长率，十年复利，翻一番，2020年前后，将成为8000，人民币升值10-20%，就超过一万美元。

　　这对中国意味着两件事情，第一，人均GDP突破一万美元，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意味着突破中等收入陷阱。2012年，我有机会去吉隆坡参加了一次国际会议。这个国家有诸多的不稳定因素，首先是三大宗教的交汇，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其次是三大民族聚集，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尤其是马来人和华人的矛盾由来已久，历史上也有过一些不快。马来人占人口80%，财富却不到20%，但占据了所有党政要位，华人不到人口20%，却拥有了财富的80%，但被排除在公职和公共教育系统之外。就是这样一个国家，你到街上一看，却发现什么事都没有，为什么？2012年底，马来西亚的人均GDP突破一万美元，达到10304美元。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如果社会发生动荡，每个人都会有所失去，老百姓不会轻易上街了，人毕竟主要是经济动物。

    如果我们在2020年前后突破人均GDP一万美元，国家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社会将有更深的缓冲区，更大的承受力，我们有机会推动一些更深层次的改革，此后中国的道路可能反而会相对平坦一些。

　　第二，如果中国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大致成为美国的1/4，而人口正好是美国的4倍，也就是说，中国有望在2020年前后，经济总量赶上或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尽管我们在很多方面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但在国际事务和包括钓鱼岛在内的区域争端中的话语权会增加很多，那时候我们再提共同开发，一些国家可能就会愿意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谈判。

　　因此，对于中国来说，未来十年，保持增长，保持稳定，是第一要务。在增长、通胀和转型之间寻找良好的平衡，是最大的挑战。

　　怎样加快中国经济的转型？历史经验表明，一国经济能否转型成功，往往取决于其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下。作为经济社会最重要的资源配置场所，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改革，可以成为中国经济转型重要的突破口。我们近期将去年在北京大学组织的资本市场系列讲座集结成册，以《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转型与突破》出版并在网上发表，意即在此，同时也希望藉此向更多的年轻学子介绍资本市场的主要业务和最新进展，并希望他们更多地关注资本市场，参与资本市场，推动资本市场的改革和发展。

　　【存量的整合和增量的发现】资本市场对于经济转型的推动至少应该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存量的整合，二是增量的发展：

　　第一，现有产业的整合。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有很多产业从极端落后起步，成长到了全球屈指可数的地位，最为典型的是钢铁。中国的钢铁产业已经连续多年雄踞全球产量之首，回想起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们超英赶美的未已雄心，确实应该感慨万千。但是同样令人感慨的是我们钢铁产业的落后和分散。我国钢铁企业有2600家之多，按前四大钢铁企业在行业中占有市场份额的集中度指标CR4来比较，欧盟为90%，美国为53%，日本为75%，韩国为89%，俄罗斯为78%，而我国不到20%。高度的分散化带来了诸多的问题。首先是环境问题，据称中国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是石家庄，这与华北地区大量的中小钢厂不无关系，特别是很多低端钢厂，没有足够的资金和利润空间去提高技术或处理污染；其次是我们每年进口钢材的平均价格是出口钢材的200%，为什么？因为我们进口的都是特种钢，出口的都是粗钢；还有的问题就是我们每年消耗全球70%以上的铁矿石，在每一轮铁矿石谈判中都败走麦城，为什么？因为我们2000多家钢厂自己就和自己打得不可开交。钢铁产业折射了中国很多产业的问题，产能过剩、过度分散化、没有规模效应、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等等。没有产业的整合，就不可能实现企业和行业的升级转型，也就不可能解决好环境和污染的问题。所以我们亟需对这些产业进行一定的整合。

　　问题是应该怎样去整合？

　　【打造中国的通用和杜邦】历史是最好的教材。美国类似的重工业化阶段是在1900年前后的30年。当时美国有个人叫卡耐基，号称钢铁大王，他的钢铁公司的产量已经超过了当时的世界第一大强国——英国全国的钢铁产量。来自华尔街的JP摩根告诉卡耐基，说卡耐基先生你的工厂办得很不错，但是有一个问题。卡耐基问有什么问题？摩根说，就是规模太小。卡耐基听糊涂了，说我一家钢厂已经超过了日不落帝国，怎么还规模太小？摩根讲了一句卡耐基想都不敢想的话，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的历史。摩根说，我要把你的工厂买下来，我还要把美国其他几个最大的钢铁公司都买下来，把你们整合在一起。一年之内他做到了，他组织了一个财团，把卡耐基和其他几个钢铁公司买下，并把他们整合在一起，形成了的新的钢铁公司——美国钢铁集团，资本金为美国联邦政府该年预算的2.75倍，一举奠定了美国钢铁产业在全球的绝对垄断地位和谈判力。同一个时代，美国几乎所有的重要产业，都依托资本市场的平台发生了大量的并购，汽车行业出现了通用汽车，电器行业出现了通用电器，化工行业出现了杜邦公司，资本的力量整合了美国经济，使之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成功完成了重工业化过程，并一举在世界舞台上崛起，成长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处在重工业化阶段的今天的中国，也应该擅用资本的力量，用并购的手段整合中国经济的存量，使之上一个新的台阶，加速完成中国的重工业化进程，这也是经济转型的必然要求。

　　【硅谷奇迹背后的推手】转型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高科技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最近访问美国的时候途径硅谷，一共只有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请了一位在硅谷工作的中国人带我们转转。首先看了一个非常普通的房子，乔布斯的故居，他的家人还住在里面，门口有两辆车，更加普通，一辆奥迪，一辆大众。在离乔布斯家一英里的地方，看了扎克伯格创业的“基地”。然后去参观了脸谱公司今天的园区，有五、六十个大楼，十年左右的时间，已经不可同日而语。然后去参观了谷歌，看到谷歌的办公楼之间还有沙滩排球场，大概是为了更好地激发员工的创造力。我们还去了KKR。大家如果读过《门口的野蛮人》这本书，应该知道KKR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策划了美国最大企业并购案的私募基金。KKR的旁边紧挨着的几间低矮的小平房，门口写着“硅谷银行”。

　　不到两个小时，方圆30英里，聚集了这么多美国着名的高科技公司和风险投资机构，当然，我们还路过了像甲骨文、英特尔这样的昔日明星，等等，只是没有时间驻足访问了。这些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明星，现在似乎已成为了老牌公司。每次到硅谷，你都会感叹，这是一个众星云集的山谷。在中国古代，村里有人考上进士，大家会说这个村里有文曲星下凡，硅谷有一点像很多文曲星正好下凡到了同一个村里，一定是这地方有什么东西非常特殊。是什么呢？是一套机制上的优势，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30英里规则：在硅谷的方圆30英里之内，每一个风险投资家都可以找到他想投资的所有技术，每一个创业者都可以找到至少一笔风险投资。有这么一个机制的优势，硅谷就迅速地崛起了，高科技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几十年经久不衰，而且每一轮新的高技术浪潮又都发生在硅谷。

　　我们知道美国垄断了上个世纪最后30年几乎所有的高科技产业，PC，电信、互联网，生物制药等等。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了所有国家一个机会，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再出发，竞争战略性新兴产业。但是三年后，美国冒出来两个东西，一个叫做苹果，引领了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另一个叫Facebook，脸谱公司上市，我们发现社交网络是一个新兴产业，这是我们大家原来不敢想象的。

　　我们看到，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两次转型，都与资本市场息息相关，并不是偶然的。经济转型是一个巨大的系统性工程，但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下，无疑是决定转型成败的关键。而从长期来看，资本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效率远远超越任何其他方式。

　　【无锡尚德之殇】过去几年中，我们国内最热闹的一个产业叫光伏产业，近期的代表性事件，是世界上最大的光伏企业无锡尚德的破产重组。施正荣花了五年的时间成为中国首富，又花了五年的时间沦为赤贫。这个不幸的事实再次提醒我们，高科技产业的轮换速度是惊人的。我们究竟应该依靠什么去寻找未来的新兴产业？

　　也许我们应该承认自己的局限性，面对不可知的未来，面对快速变化的高科技产业，我们应该更多地去依靠市场无形的手，而不是依靠有形的手去规划或指定行业。过去几年中，大量地方政府热衷于推动光伏企业在当地的发展，如今面临大规模亏损的前景。这或许是有形的手过度干预微观经济决策造成的社会浪费的最新例证。也许有形的手的作用，不应该是直接下河捞鱼，而应该更多的是退而结网，应该是去引进风险投资，引进金融机构，引进科技人才，创造他们相互融合的平台。也就是说政府的着力点应该是培育市场的力量，推动市场的发展，提高市场的效率，尤其是资本市场，让无形的手来筛选和发现战略新兴产业和高科技产业。这样，不仅经得起市场检验的真正优秀的产业能够脱颖而出，即使有失误或损失，也将是局部的并被市场消化。

　　我们观察硅谷的成功背后，大家可能还不应该忽视一个重要人物，他的名字叫里根。里根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时是加州的州长，当时他在加州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让资本和科技可以自由对接，这是后来硅谷成功的关键。加州的经济成长使他得到了很高的政治评价，他自己也从中悟出了很多经济发展的道理。后来他当选总统，奉行了尊重市场的经济发展模式，带动了美国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经济复苏。有人说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里根主义走过了头所致，但在金融危机最深重的时候，美国的民意调查中，里根还是被评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因为他主政加州时期的硅谷奇迹和美国八十年代的经济复苏的成就确是非常伟大。

　　【通产省产业规划与128高速公路】有没有其他的发展模式？实际上，就国与国的竞争而言，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日本曾经一度非常接近美国，甚至大有要超过美国的趋势，搞得美国人很是紧张，但很快凋谢了，其中的原因很多。在高科技方面，日本做了很多带有行政色彩的努力，通产省常年要做战略新兴产业规划，做了30年，新兴产业几乎全部错过，高科技方面依然跟在美国后面亦步亦趋地模仿。

     在美国本土之内也有一个非常着名的区域竞争，就是128高速公路工业园区与硅谷之争。128高速公路工业园区在波士顿地区，依托于麻省理工学院（MIT）和哈佛大学，而硅谷依托于斯坦福和伯克利大学。应该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在科技研究方面，麻省理工和哈佛的实力远逊于斯坦福和伯克利，但是128公路旁边的工业园区，除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因接受美国军方的订单而昙花一现以外，真正的高科技产业从来没有真正地兴起过。比尔?盖茨和扎克伯格都在哈佛念书，却都不远千里到西部创业，为什么？因为西部的风险投资比较活跃，资本和科技的结合机制比较自由，创业气氛也因之而比较热烈，而东部的风险投资远没有西部活跃。

　　所以归根到底，资本和科技的结合才是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和高科技的核心。我们前两天在中关村调研时，北京市有一位领导讲，他原来不了解金融，也不是搞高科技的，后来突然被分管高科技，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发展高科技最重要的还是金融，因为如果没有金融，没有资本市场的催化，高科技产业就找不到方向。我非常认同他的观点。

　　【惊人相似的历史】我们也可以检验一下历史，究竟是什么样的金融结构，对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比较有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两位经济学家，曾在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统计了过去50年间，全球17个经济体，在大大小小84次经济金融危机后经济复苏的情况。结果发现，资本市场主导的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4个国家，在危机后经济反弹的速度最快，而银行主导的西班牙、奥地利、葡萄牙、比利时、德国、意大利6个国家，经济复苏的速度最慢，其中的几个国家正是今天欧债危机的主要成员国，说明了金融结构与经济弹性的紧密关联。

　　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美欧日经济复苏的差异，再次验证了这一点。过去三年中，位于危机中心的美国经济已经实现了增长，而且涌现了苹果和脸谱这样的新兴产业，而远隔大西洋的欧元区经济却深陷欧债危机的深渊，无望复苏，远隔太平洋的日本经济也非常疲软。金融危机没有发生在伦敦，也没有发生在东京，而是发生在纽约，为什么美国经济的复苏速度远远超过了欧盟和日本？其根本的区别在于两种金融体制的弹性、对风险的化解能力和资源配置的效率不同。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差别可以借用李鸿章在甲午海战后的一句话来理解，“日本船小好调头，中国船大难掉头”。在资本市场上，作决策的主体比较小，比较分散，决策快，在危机之中，即使危机没有完全过去，看到经济中新的增长点，他们也可以迅速地跟进。我们看到，苹果的崛起正是发生在金融危机之后的三年中。而银行往往由于过于庞大，决策的机制比较缓慢，会错过很多机遇，因此，危机后复苏的步伐相对较慢。说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金融结构，对一个国家经济的弹性、对应对危机和恢复增长的推动力，是相对有利的。所以我们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方向应该非常明确，应该进一步市场化，让更多的金融资源通过市场配置，更快地发展资本市场。

　　【中国经济的两个堰塞湖】与此同时，改革开放30年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我们把它称为中国经济的两个堰塞湖。过去30年，GDP增长178倍，而总储蓄余额增长了1619倍。巨大的财富积累本身是一件好事，但是财富多了找不到地方投资，就会不断出现炒房、炒矿、炒棉花等各种怪现象。不仅如此，国内炒不够还要去国外炒，据说炒得澳大利亚人买不起房子了，去年澳大利亚政府出了一个限购令，专门针对中国人，这个限购令比较粗暴，第一是罚款，第二是坐牢。去年，还看到一条新闻，说温哥华有很多中国的富二代开着法拉利在高速上飙车，被警察全部抓了起来。我们且不论这些现象严重地损坏了中国人民的形象，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怎样让这些社会富余的资金回流社会，支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这些资金本身也需要保值增值。所以我们讲，中国经济的第一个堰塞湖就是资金的堰塞湖。

　　中国社会还有一个堰塞湖叫企业堰塞湖。中国的中小企业家数超过了1000万家，浙江销售过亿的企业超过了1万家，中关村科技企业达到上市财务标准的是1000家，证监会门口排队的是800家。我们也想研究一下别的国家是怎么解决类似问题的，例如俄罗斯、巴西，发现人家没有这么多的企业要上市，也没有那么多的人愿意吃苦去创业办公司。人类社会大概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一个国家，第一是人多，13亿；第二是恨不得每个人都要办公司，一般都办三个，有时候我们碰到一些企业家，名片的正反两面都印满了，还没有把他们的公司印完；第三是现在都搞明白了，办一个公司就要上市。

　　【怎样才能高峡出平湖】应该说，财富的积累和创业的唤醒，这两件事分别都是幸事，是中国社会得以不断前进的动力。但是，却分别形成了两大堰塞湖，成为了悬在我们头顶达摩克里斯之剑，孕育着极大的社会风险。为什么？因为中国的金融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的不发达，使得这两者无法对接。而如果我们能够打通它们，哪怕是部分打通，高峡出平湖，释放出来的生产力可以不低于包产到户，足以能够使得中国顺利走过未来十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打通的过程，就是中国金融市场的市场化改革和资本市场的建设过程，而这是一个巨大的系统性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