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来看两个在当前较为流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增长的目标已经不重要，改革的任务应该放在首位。强调改革的重要性是无可厚非的，但认为经济增长目标不再重要，则值得商榷。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本身并不能自动地带来经济结构的改善，相反，一旦中国经济增长出现“硬着陆”，可能引爆隐藏的各种经济问题和社会矛盾，轻易地葬送改革事业。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增速已经放缓，只能通过改革，才能保持高速增长。考虑各种基本面因素的变化，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出现下降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成功地实现了各项改革，从长期来看，我们也不可能回到过去9%甚至10%以上的高速增长。

　　因此，增长放缓时期改革的主要目标应该是：第一，要尽可能避免经济增长出现“硬着陆”；第二，要尽可能地延长中国经济持续平稳增长的时间，激发潜在的增长动力。

　　何以高速增长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当前讨论得比较多的因素包括：第一，世界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将进入较长时期的低迷，发达国家的债务问题仍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新兴经济体面临着众多的外部风险，一旦国际金融市场上出现新的动荡，新兴市场可能首当其冲受到冲击。危机之后全球范围内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对外出口的市撤境明显恶化。第二，过去中国经济增长所依赖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人口老龄化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严重不足。第三，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投资占GDP的比重已经接近50%。但投资的边际收益会不断下降，从长期来看，中国不可能一直依靠投资支撑经济增长。

　　除了这些因素之外，结构改革亦将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工业化，工业化和全球化两个因素之间相互支持，带来了过去20年的高速增长。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制造业急剧扩张的速度受到遏制，服务业比重逐步提高。未来中国城市化的程度会进一步提高，而城市化会进一步推动服务业的发展。制造业的市朝程度较高，接近充分竞争的市场结构，服务业普遍存在进入障碍，更符合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制造业易于标准化，更容易从国外学习到先进的技术水平，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较快，而服务业差异化程度较大，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相对较慢。中国制造业在过去20多年的发展主要面向海外市场，在这一过程中无形中借助了跨国公司、发达国家政府提供的金融融资、市场销售和法律支持等服务。未来，服务业的发展主要面向国内市场，在这一过程中，国内相关制度的缺陷，如金融业相对落后、法律保护力度不强、政府干预较多等问题将日益突出，并制约服务业的发展。

　　按照这一分析框架，结构改革对宏观经济的主要影响是：相对于过去一段时期而言，未来中国的产出和就业增长会更低，物价增长速度更高。产出和就业增长更低的主要原因是服务业中存在的垄断。物价水平增长速度更高，主要是因为：一是服务业本身具有更高的垄断性，而垄断导致价格更高；二是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较慢，但服务业和制造业面临着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因此服务业的劳动力价格将随着制造业劳动力价格的提高而提高，并由此导致服务业的产出价格上涨速度更快。考虑到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不断提高，结果是总体价格水平上涨速度加快。

　　如果政府听之任之，那么结构性调整可能出现连锁性的负面影响：制造业面对的总体需求下降，导致制造业投资下降，并引发制造业的失业增加。由于银行业主要为制造业提供融资，随着制造业投资和利润下降，银行业将出现收缩信贷和去杠杆化的过程，结果是经济出现螺旋型的向下调整，甚至走向通货紧缩。如果单纯采取松财政、松货币的刺激政策，尽管在短期内效果可能较好，但这可能导致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货膨胀压力，在中长期会带来更大的金融风险，甚至引爆金融危机。

　　这说明传统的需求管理政策在遇到增长放缓和结构调整的问题时会陷入顾此失彼的困境。最好的政策组合是宏观稳定政策和竞争政策。

　　宏观稳定政策

　　宏观稳定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保持经济的平稳增长和物价稳定。宏观稳定的主要政策工具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我们认为，短期内宏观政策的适宜组合是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

　　之所以实施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是因为中国的财政状况仍基本良好，且投资机会较多。有专家指出，如果中国的投资突然下降，有可能引发消费的急剧减少，尤其是在西部地区。即使从长期来看，投资的比例要下降，也应该是渐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