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11月8日的临近，社会各界期盼重启改革的呼声骤然高涨。

　　7月23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讲话中，以相当篇幅论述政治体制改革，强调其具有“重要位置”，“坚定不移加以推进”；习近平表示要“坚定不移地继续解放思想，毫不动摇地推进改革开放”。9月29日国庆招待会上，温家宝也表示要“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体制改革”。10月16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发表“秋实”的署名文章《奋力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强调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

　　11月3日，胡耀邦之子胡德平撰文呼吁：“改革不可废，承诺不可弃”。被誉为“中国经济学家的良心”的吴敬琏先生在9月初也警告说：“中国的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已经几乎到了临界点”。忠言逆耳利于行。新一届政府能否对形势做出准确判断，并重启改革进程，攸关下一个十年的社会稳定。

　　回顾中国1949年建国以来走过的历程，中国经历了三次关键的历史性转折，但每次都幸运地通过改革化险为夷。

　　第一次历史转折点：建国前三十年，中国以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取代经济建设，并在经济领域实行浪漫主义路线，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从50年代的“三反”、“五反”、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到60－70年代的上山下乡、文革浩劫，最终把中国经济与社会推向了崩溃边缘。文革结束后，邓小平等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大胆提出“改革开放”战略，“拨乱反正”，使中国迅速回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路上。在80年代，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国企承包制与股份制、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商品价格市场化、引进外资，都极大激发了市场参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中国经济迎来了第一次高速增长。

　　第二次历史转折点：由于国企改革的局限性，以及计划经济政策与萌动的市场力量的巨大不适应，80年代末中国经济再度陷入困境。1989年政治风波过后，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88岁高龄的邓小平发动“南巡”，冲破了“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羁绊，促使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由此，市场经济的洪流终于冲突意识形态的堤坝而一发不可阻遏。随即，中国经济爆发了第二次高速增长。

　　第三次历史转折点：90年代中期，刚战胜20％以上通货膨胀率的中国经济，又遭遇了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由于国有企业和银行体系普遍的“软约束”，亏损面不断扩大，“三角债”愈演愈烈。到90年代末，银行体系不良贷款率超过30％，事实上已经“技术性破产”。华裔学者章家敦2001年所著《即将到来的中国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一书，代表了当时弥漫的“中国悲观论”。面对巨大的压力，朱镕基启动了国企“破三铁”（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股份制改造、银行不良资产剥离，并全面转向“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市场体系建设。同时，实行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国退民进”，促进民营企业发展。更重要的是，面对“中国企业在跨国公司面前不堪一击的”悲观心理，中央政府仍拍板决定加入WTO（俄罗斯2012年才加入WTO，比中国晚了十年）。事后看，这“放手一搏”完成了中国经济的关键一跃：入世的巨大压力转化成了推进国内各项改革的强大动力。中国企业不仅没有在入世后被打垮，反而抓住“与高手过招”的机会通过学习与变革实现了涅槃。可以说，90年代的全方位经济改革和2001年入世，成就了2001年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增长的黄金十年。

　　眼下，中国已经迎来了第四次历史转折点。一方面，过去十年中国经济“超高速增长”，GDP跃居世界第二；但另一方面，经济和社会矛盾也迅速积累，“几乎到了临界点”。

　　经济和社会矛盾的积累，主要源于两个因素。一是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过去十年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崛起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但必须看到，中国制造业的主要竞争优势来源于低成本，而这种低成本又主要得益于生产要素价格的扭曲，例如对环境污染的漠视、劳动者权益保护的不足、利率管制导致的资本成本低估等等。二是市场化改革的不到位。在推进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同时，政府依然保留了过多经济资源的支配权（如国企、土地出让金等）和行政审批权（如发改委、证监会的IPO审批制等）。最初，这种“政治经济一体化”的模式有效地推动了经济的腾飞。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员们发现这种模式是寻租的理想路径。于是，在利益的裹挟之下，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不断加深，甚至出现了“地方政府公司化”、“国进民退”等令人忧虑的现象。

　　当下的经济与社会矛盾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环境污染成本巨大。世界银行2007年发布《中国的水和空气污染成本》报告指出，水与空气污染成本高达GDP的5.8%。从大连到什邡、启东、宁波，与此相关的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第二、腐败现象难以遏制。根据王小鲁的研究，2008年中国灰色收入高达5.4万亿，为当年GDP的17％。这也在“房叔”、“表哥”等落马官员惊人的财产和房产数量上得到了感性的验证。第三、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引发仇富情绪。中国基尼系数不仅超过了0.45的国际警戒线，也超过了以贫富悬殊著称的美国。同时，大量企业家把寻租作为致富的“快捷键”，更诱发了普遍的仇富心态。第四、法治的边缘化。由于地方政府过度追求GDP的倾向，法治屡屡给经济发展让路。结果带来了执法的虚化，甚至引发了食品安全危机和环境污染危机。由于司法独立性受到行政力量强烈干扰，公众对司法体系信任度急剧下降，出现了大量上访事件和群体性事件。

　　薄熙来主导的“唱红打黑”虽然收场，但也警示人们，必须关注社会矛盾长期积累的危险性。如果不能通过体制改革及时疏导和缓和社会矛盾，民众的不满情绪就有可能转化成破坏性力量。

　　10月16日的《求是》文章也三次引用邓小平在中国改革开放关键时期的讲话：“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可以说，中国经济当下已迎来第四次历史转折点。与前三次历史转折点相比，当下的挑战更为严峻：1978年改革可谓人心所向，几乎没有阻力，属于“人人受益、无人受损”的帕雷托改进；1992年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主要障碍来自意识形态领域，靠邓小平的远见和个人魅力一举攻克；90年代的全面改革和入世，是包括银行在内的国企全面亏损压力之下的背水一战。相比之下，眼下的中国经济，一方面国企和政府部门财务状况良好，缺乏推进改革的“体制内动力”；另一方面，过去十年庞大的利益集团迅速崛起，成为进一步改革的最大阻力。对此，决策者须有清醒认知。

　　重启改革议程，进行清晰的“顶层设计”，按照市场经济原则界定政府和企业的边界，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不仅顺乎民意，更关系到中国下一个十年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诚然，改革会遭遇既得利益的阻挠，也会存在风险。但我们已没有其他选择项。期待“十八大”成为中国顺利渡过改革“深水区”，开启第四次历史转折点的契机，为实现新一轮经济增长打开体制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