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后对资本市场有所抱怨的大有人在，俞敏洪的声音最洪亮。他屡次谈起自己上市时的犹豫，及上市后被拖着走的痛苦。他在国庆节写给全体新东方人的信中说：“我们在新东方‘长大’的过程中(没有用成长，是因为我们新东方这几年没有成长!)，迷失了目标……”

     实际上，能释放出来的也仅是他心中压力的一小部分。“我算是个能够正常表达自己喜和乐的人，但是会把怒和哀尽可能地放在心中。”他在博客中写道。接近俞的人深知他生活得有些“悲惨”，他们接到的俞的邮件，经常写自半夜两三点钟。俞严重失眠，长期以来都要吃安眠药，还未必有效，而且不管睡多晚，每天早上都得七点起床。另外，他还有肠胃失调、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等沉疴。

     当陈向东对重要决策有不同意见时，会拉上周成刚一起去找俞敏洪。有几次已靠近俞敏洪办公室，看到俞正一动不动、愁眉苦脸地坐在那里，陈向东心想“算了算了，老板也不容易”，两人于是折回。

    “俞敏洪决定了新东方的天花板。新东方能走多远，取决于他的视野和想法。”一位新东方高管向本刊透露，“在他内心深处很渴望变化。不过他有太多的应酬和活动，很难拿出更多精力来。而且他不是一个按照管理程序来发牌的人，再加上太忙，一线的情况有时不太了解。”

     幸运的是，俞敏洪看到了自身局限，由此动手组建自己之外的第二梯队。新团队有一个共同点，分别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这四个最重要市场做过校长，熟悉一线炮火。

     陈向东上任后，在一次管理层会议上提到要做三件事情，其中一项是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变革推动者，新业务、项目的快速推动者”。“这段时间该失眠就失眠吧。”他对同事说。他们失眠多一点，俞可能就睡得更香一点。

     由被动到主动的创新

     陈向东是个有心人。他给俞敏洪做助理时，没事就在走廊晃荡，去各个办公室串一串，看看项目主任和秘书在做什么，学员和家长问什么问题。也观察俞敏洪，看他怎样对待学员，如何走近学生并和对方讲话，又怎样通过这些情况来调整与老师的交流。

     如果新东方有一个人比俞敏洪出差更多，喝酒更多，那就是陈向东。铺市场时，他从广州一路喝到福州，在福州9个人喝了114瓶啤酒，一直喝到服务员说没菜了，他告诉人家，“没关系，我们不要菜，就喝酒。”

     让陈脱颖而出的一役是武汉市场。2002年，他从公司申请了30万注册资金，单枪匹马跑到武汉创办分校。到武汉后才发现，连续有家长来问新东方有没有少儿英语，当时尚无全国性少儿英语品牌，陈向东看到了机会。

     不过，武汉学校上马少儿英语培训(泡泡少儿英语前身)的计划传到总部，却遭到激烈反对。董事会和管理层电话不断，要求关掉这一项目。理由很简单：北京都没有做，武汉肯定没戏，不要损害新东方品牌。

    陈偏不信这个邪，武汉有很多做得不错的地方少儿英语培训机构。陈就溜过去看对手的广告设计、课程设计、上课时老师的表情。他挖来了另一家机构的一位女老师，该老师笑容特灿烂，眼神特纯净，“就像《山楂树之恋》女主角一样。”通过她介绍，陈又认识了当地的少儿英语专家谢琴。

谢琴本来是学经济学的，大学没毕业就在一家英语培训学校做到了副校长，当时正准备出国继续深造经济学。陈向东面试时故意考了她几个经济学问题，谢只是个经济学本科生，回答不太精辟。于是陈说：我看你只是了解一些皮毛，就你这种水平，与其将来当一个平庸的经济学家，不如当一个优秀的少儿管理专家。就这样把谢留下了。

     武汉新东方少儿英语悄然上马。当年“非典”肆虐，也没能阻止武汉新东方收入跃升全国第二，其第一个完整年度收入即占到集团收入的四分之一。谢琴如今已是新东方泡泡少儿英语总监，同时负责新东方学前教育公司满天星的运营。

    陈向东本人及武汉新东方脱颖而出，折射出草莽时期公司的创新路径，即主要接受来自市场反馈，然后反推到总部。“新东方早期所做的每一个新业务，都是因为家长要求才产生的。”陈向东说，“俞敏洪最厉害的地方就是给新人尝试的机会，这也让当时的新东方，从总部到各地学校都有强烈的创业氛围，如果一个地方特别火，只要火是在可控范围内燃烧，那烧一烧没关系。”

     俞敏洪曾自述其个性是后来居上型，谦称“分析了一个领导人的十大素质以后，对自己的前瞻性打分是最低的”，只是善于“将被动变为主动”。新东方内部转型也来自外力推动，最初新东方只做英语教学、英语考试和英语语言教学，最多加上一些其它语言类，例如法语、德语之类，为此公司还曾经开过董事会，把新东方当时办的一个比较火的电脑培训部门关掉，以纯化英语品牌教导。还提出了个口号，叫做新东方—中国人学英语的地方。

    不过在2009年，俞敏洪一个好友的孩子突然不来新东方了。俞打电话去问，对方说你们只教英语，而另外一家机构还有其它培训，尽管英语没你们教得好，可不如把他带到那个学校去学习。俞认识到，“我不做别的，别人就把我的英语给做了。”自此开始全面战略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