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梁振英特意买了支国产的“英雄”牌钢笔请钱签字。在大会通过报告确认董当选后，钱其琛请董建华吃午饭，梁振英在席间请求钱把笔亲手送给董建华。“这是一个很有纪念意义的礼物。”梁振英回忆说。

     15年后的2012年3月25日，当年的监票人成为如今的特首，历史是如此巧合。但即便是他的竞争对手也不得不承认，梁振英登上政坛巅峰并非偶然。

为理想牺牲的人

     上世纪30年代，来自山东威海的梁忠恩只身来到香港当警察。1954年，梁家独子梁振英出生。由于是家中独子，梁振英从小就要帮忙干家务。“讲价、拣菜我都懂。那个年代，一般家庭都没有电饭煲，点煤油炉成了我的专责。”回忆起这段岁月，梁振英仍十分自豪。

     梁振英一家人一直住警察宿舍，一层楼十几户人家要共用厕所，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他20岁。上世纪60年代的香港，不少家庭穿胶花(塑料花)帮补家计，梁母亦发动一家大小做帮手。11岁的梁振英负责送胶花，每袋都有几十磅重，经常要“走几步停几步”。日子久了，令他变成了“鸳鸯膊”——右肩膀比左肩膀宽。

     梁振英回忆，一家人日以继夜地苦干，每天做十几小时，每月可赚300多元，一分一毫都存入银行，待梁父退休时，退休金加上穿胶花赚来的钱足够他们在市区西环买一个400尺(约40平方米)的小单位。

     家境清贫，梁振英的求学年代也过得特别节俭。为节省每天两毫的车钱，尽管是香港顶尖中学英皇书院的学生，梁振英也总是步行回家吃饭。

     中学时代的梁振英，细心、内敛，做事很有主见。中六会考时，英皇规定，如果分数相同，不论中、英文成绩，最终录取学术科目分数较高者。梁振英学术科成绩稍差，无法在原校升学，不得不另找学校。最终，他选择了香港工业专门学院(现为香港理工大学)。

     与梁同桌的林国荣回忆说：“他在理工选科时选了建筑测量，当时很多同学都没留意这科，觉得冷门，但他有自己的洞察力。他说测量科文中有理，理中有文。”

     从此，梁振英便与地产测量结缘。上世纪70年代的香港，地产业正在蓬勃发展。梁振英的选择不能不说是独具慧眼。日后，这也成为他事业的起点。

     毕业后，梁振英计划出国深造，有几所大学供选择。林国荣回忆：“两所让他直读二年级，两年后大学毕业。另一所要由一年级读起，3年毕业。那时穷学生一定会选前者，花费不用太多，也可快点回港工作赚钱，但梁选了读3年的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他说那里有城市管理科目，他喜欢这科。”

    “他是那种愿意为理想牺牲的人。”林国荣不无感慨地说。

     20岁第一次出门远行，梁振英说，他最难忘的是家人的支持。“一家人到机场送行，回家后第一个哭的竟然是爸爸。”为了预备留学费用，姐姐变卖了嫁妆，父母拿出了积蓄。留英期间，梁振英半工半读。“一星期有两三晚在中餐馆做兼职，每日做六七小时，基本上够生活费，带去的钱就省了下来。”留学期间，梁振英参加了中华同学会的活动，还为华侨子弟教中文识字班。后来他担任了同学会的副会长，会员多是香港及星马华侨学生。

    “他们的学识和阅历比我广，从交流中，令我对国家民族意识有更深的体会。”梁振英说。上世纪70年代，尼克松访华、中国重返联合国、海外保钓运动风起云涌，民族复兴的思潮在华裔海外留学生心中益发激荡。

深圳来了个梁“先生”

     1977年，梁振英学成回港，进入英资地产服务公司“仲量行”担任测量师。当时，内地百废待兴，正处于新的历史机遇期。拥有留学经验、胸怀报国理想的梁振英终于迎来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它的名字叫“深圳”。梁振英现在仍记得，第一次进入深圳是在1977年8月，刚刚毕业回港的他希望去深圳看看。那时，罗湖是唯一海关口岸，每天过关的只有40多人。

     1979年初，当24岁的梁振英再次走过罗湖桥进入深圳时，他已是香港“专业人士促进现代化协会”的会员，应深圳方面邀请，利用周末去蛇口工业区技术干部培训班“授业解惑”。与他一起充当蛇口“启蒙者”的是20多位香港专业人士，包括经济学者、律师、工程师、会计师、建筑师、测量师等。刚刚起步的深圳特区，急需借鉴香港在各方面的经验。

     据当时培训班参与者回忆，第一期培训班的“课堂”设在工业区内一个山包上的一间小石头房子里，学员们称之为“延安大学”。梁振英讲解的是土地使用制度，以及与土地、房地产和规划有关的实践经验。他从零讲起，比如土地和房屋是不是商品、土地如何实现分割、什么是单利率和复利率，等等。

     台下的学员包括深圳特区官员和规划者，以及蛇口工业区从全国各地召集来的技术干部。学员们南腔北调，差异很大，不过有个共同点，年龄都比梁振英大。后来，已经成为朋友的学员们告诉梁振英：“原来听到你的名字，以为你是位老先生，等你出现，才发现怎么来了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梁振英对第一课的记忆是“很尴尬”，因为不会讲普通话，讲课需要翻译。“至少在前3年，讲课都需要翻译，后来讲多了，就学会讲普通话了。”

     由于当时边检手续复杂，且没有24小时通关服务，梁振英去讲课不得不牺牲整个周末。每个月两三次，每一次，梁振英需要在办完过关手续后，星期六在罗湖口岸深圳一侧的华侨旅社住一晚。当住客过多、床位不够时，旅社就在过道里甚至厕所门口，支上军用床，梁振英和其他香港人就在各种异味的“熏陶”下入睡。

     次日一早，梁振英就会花一毛五分钱，雇当地年轻人用自行车载他去讲课。由于路况差，颠簸得厉害，再加上个高腿长，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的梁振英自觉有点狼狈。

     虽然辛苦，但梁振英乐在其中。林国荣说：“他跟我们分享过，当时在内地开完会没什么招待，喝糖水就已很开心，与现在大块肉招待，差别极大。”

梁振英回忆说，早期他除了当老师，还协助深圳做城市发展规划，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特区的人口指标。深圳市的官员给出了30万人的规划。梁振英说：“我们有点不相信，深圳当时就是几个小渔村，哪来30万人？”

     如今，深圳的人口已经超过1000万。梁振英感慨地说，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这么大规模的城市，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建设到这个水平。“深圳是我义务工作最多的地方，能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做点事，能为深圳做点事，我自己觉得不负此生。”梁振英说。

    他会给香港带来什么

     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订，香港回归的准备工作拉开序幕。1988年，梁振英接替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毛钧年，被任命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秘书长，正式踏入香港政坛。1997年，香港特区政府成立，梁振英获委任为行政会议成员，自此开始参与特区政府最高决策机构的工作。1999年，担任行政会议召集人的香港政坛元老钟士元退休，梁振英接任，直至2011年底宣布参选特首。

     20多年政海生涯，梁振英给大众的印象多半是刚毅严肃、不苟言笑，但他形容自己并非“恶上司”一般的古板政客，反而是看电影会落泪，闲时会包饺子、做面条的性情中人。

     梁振英与太太唐青仪，育有三个子女。唐青仪与梁振英是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的校友，两人1981年结婚，两年后，唐在港取得律师资格，后放下事业照顾家庭。梁振英竞选时她夫唱妇随，常以“头发乱了”的师奶形象拉票，代夫辩解，词锋犀利。

     在一次大学同学活动中，梁振英被唐青仪的聪明爽朗吸引。其后，他以“一日一情书”及“每月一次长途电话”的方法，与在外地读书的唐青仪拍拖。

     唐青仪在《从心出发，重新认识梁振英》的小册子中坦言，梁振英很忙，但每年都会和她一起千里迢迢飞往英国，跟在彼邦念书的孩子聚一聚，哪怕只是逗留一天，为的就是一家人可以团团圆圆吃顿年夜饭。

     有人说，梁振英城府甚深，洁身自好，朋友不多。但他的老同学林国荣不认同这种说法。林国荣眼中的梁振英为人随和、没有架子、很念旧。“他不食用鲍鱼、不饮靓红酒，饮的都是几十元一支的。”就算有公事应酬，梁振英在8点多便赶来跟同学叙旧，坐至散场。“有次聊到12点他坐的士回家，我问他为何不叫司机来接，他说那么晚了，不好叫别人。”

     林国荣说，“他是严肃，不是古板。同学聚会我们风花雪月，但他一来我们就自动转话题，听他讲居港权案、外佣案，他可以滔滔不绝讲一两个钟头。可能因为他很正经，令人觉得他不合群，但我们都觉得他非池中物。”

     陪伴梁走完竞选全程的“梁振英竞选办”主席张震远说，“这几个月，我们和梁振英日日见面，我对他印象改变了！”之前，两人一起当过土地发展公司董事。认识十多年，双方没有私交，但因认同其理念，所以梁找他任竞选办主席时，他答应了。

     张震远承认，梁宣布参选初期，很多人都不看好他有机会胜出，但梁振英多次落区(到选民中去)，又发表文章，市民接触多了觉得他的理念“中听”。

     选举期间，梁振英经历不少风浪，但每每化险为夷。张震远说，他很佩服梁振英的沉着冷静，处理危机快速、公开、透明，最终成功“拆弹”。

    “就算被人不断攻击，梁振英也没发脾气，没见过他大声说话，非常冷静理智，当时他的压力很大。”张震远回忆，3月24日的竞选办早会上，梁振英向各位同事致谢，称无论选举结果如何，很感谢各同事热心为香港，气氛感人。

     一天后，结果揭晓，在题为《齐心，香港一定会成功！》的感言中，梁振英说：“日后，我会继续拿着一张凳、一本簿、一支笔，和我的管治团队走入群众，听取你们的意见，只要你们肯讲，我就肯听。”这就是梁振英的故事，香港未来的五年，将由这个人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