谦和睿智的“大人物”

　　记者：作为大师的学生，你心目中的德鲁克先生是怎样的人?

　　黄建东：我去德鲁克先生家拜访的时候，他的穿着很朴素，一件大毛衣，待人谦和有礼，让你感觉不到任何拘束，很容易产生亲近感。他自己一直鼓励你去发问，不过当他一开口，大家便成了小学生，老老实实听他说。只有和他亲身接触才能体会，有人可以在如此高龄之时还有如此年轻的脑袋。他思路非常活跃开阔，有了这样的广博的学识基础，便有了条件自成体系。此外，他涉猎的范围也很广，他甚至写过有关日本艺术的书，还有一本小说。

　　记者：上个世纪管理学大师辈出，德鲁克先生和其他管理学大师有什么不同之处?

　　黄建东：他对管理学的研究，和其他的学者不一样。比如说泰勒，最先说明管理学是一门科学，但是现代管理学是德鲁克创建的。德鲁克不是就管理论管理，他把管理、人、组织机构，放在社会大环境中一起研究。

　　记者：你所理解的德鲁克的终极理想是什么?

　　黄建东：德鲁克在后期称自己为社会生态学家，很有意思。他的终极目标是创建一个新社会。有过惨烈的世界大战的见证经历，德鲁克希望建立运转功能健康的社会，他有一本书便叫《功能社会》，英文名更符合他的想法—FunctioningSociety。

　　德鲁克对领导力有一个观点—魅力，对领导者的定义也很简单：有追随者的人可以被称为领导者。历史上有很多人是没有魅力的，但是他们能够做正确的事儿，能够带来好的结果。这样就好了，就不会出现希特勒这样的人了。

　　管理者不能进口

　　记者：你怎么评价德鲁克对于中国的价值和意义?或者说中国为什么需要德鲁克?

　　黄建东：德鲁克的思想和中国传统的概念很相似。德鲁克的名言“管理是一种实践”，这些，我们的祖宗早就说过了，孔子说过，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最后落实到笃行之。所以说德鲁克的概念、观点和中国的情况非常符合。

　　不光如此，从哲学层面，东方、西方是相同的。譬如说，管理的几个原则中就有一条，管理是关于人的。现在的管理学课程中，有多少是讲到这一点的?德鲁克提得非常清楚。现在我们的管理是对人管得太多，引导得太少，这是我们在管理中经常犯的错误。德鲁克说过，管理不是管理人，而是引导人。正是因为管理是关于人的，所以每一个国家要根据自己的传统和文化，构建本民族的，甚至是本企业的管理框架。

　　德鲁克曾在对中国管理者的致辞中强调，管理者不能进口。技术和资本可以进口，但中国人才能建设中国，这是德鲁克的观点。这种观点不仅是中国，任何一个国家都能接受。德鲁克讲到发展中国家的管理的挑战，就是如何根据自己的文化，构建自己的管理。

　　记者：德鲁克学院强调自己的公益性，和其他的商学院教学有什么不同?

　　黄建东：金融危机以后，国外的MBA教育都在反思，因为制造金融危机的都是华尔街的商业精英，他们几乎都是MBA。最近20年MBA的教育中，慢慢加入了社会伦理、领导者道德等课程。而恰恰在德鲁克的管理学教育中，做一个管理者，领导者，最最起码的就是正直，这不是培养出来的，再有能力的管理者，只要不正直，千万不要委以重任。

　　这是德鲁克几十年前就开始强调的，在德鲁克生前最后一本著作《德鲁克日志》中，开篇1月1日的题目就是—领导者必须正直。这些内容，在当下的金融危机面前，有非常现实的意义。这些核心阐述也是德鲁克管理学院的教育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