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讲的领导艺术，严格来说，并不是新东西，而是古已有之。我所做的，不过是结合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经验教训，清洗自由主义思潮泼洒在中国古代领导艺术身上的一层层污泥浊水，使其重新焕发出神采光芒而已。

    但是，单用言论是清洗不净的。“五·四”时期打到孔家店，鲁迅先生借狂人之口，读出五千年的中国文化只有“吃人”二字；八十年代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认定中国文化是“酱缸文化”；进入新千年来，吴思先生又写成《潜规则》，继续控诉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场接一接的控诉，使中国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变成了一堆臭不可闻的历史垃圾。中国人失去了历史和文化的自豪感，也就失去了做中国人的自豪感。于是乎，逃离中国成了上上下下的共同选择。有权的直接办理多国护照，有钱的移民国外，有知识的出国留学，打工的出不去，只好花大价钱让蛇头摆布，偷渡出去。

    为什么自由主义的批评如此有效？客观上是因为大多数饱读诗书、熟悉领导艺术的掌权者，运用领导艺术为谋求私利，虚伪奸诈，言行不一。

    问题在于，就算一万人里有九千九百九十九个是虚伪的，只要有一个人是真诚的，就不能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虚伪的，是酱缸文化。只要社会上存在小人，只要社会上大多数人都是抱着“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动机去读中，那么，任何思想、任何理论、任何学说、任何观点，都可以被歪曲运用。如果说一种理论被歪曲运用的罪过要由这种理论来负，那谁还敢进行理论思考？没有理论思考，无数人的相处又怎么找到一种共同的文化或规则？没有这种共同的文化或规则，任何合作都不可能。因此，自由主义的批评总是将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其实不过表明自身是文化虚无主义，是无政府主义。

    可是，自由主义的批评的确有足够的煽动力。客观上，当多数领导人以权谋私、假公济私、虚情假意时，对于绝大多数的被领导者来说，与其去分辨谁是好领导，谁是真诚的领导，还不如相信“天下乌鸦一般黑”，将好领导和坏领导一起都否定掉，将好领导的领导艺术和坏领导的领导艺术一起都否定掉。应该承认，在革命时期，这种批评可以成为推翻一个旧统治集团的强大的、群众性的思想武器。

    问题在于，推翻了旧的统治集团，要不要出现新的领导集团？新的领导集团要不要学习领导艺术？学习了领导艺术会不会又蜕变成旧的统治集团？如果严格按照性恶论思维，结论是显然的。因此，最好我们不要新的领导集团，不要新的组织。一切组织都不要，国家当然不要，企业也不要，政党也不要，家庭也不要。人与人的交往都靠市场、靠契约、靠制度进行，平等、自愿、公开、透明。这是无政府主义者的主张，也是自由主义者的主张。无政府主义不过是彻底的自由主义而已。

    可见，类似柏杨、吴思先生的批评，实际上是以文化无虚无主义、组织无政府主义的眼光在批评中国传统文化。破坏有余，建设不足。按照同样的眼光，实际上，儒家文化固然是吃人文化，有契约、有制度的自由主义文化难道不是吃人文化吗？儒家文化固然有潜规则，自由主义文化难道没有潜规则吗？运用谈判力量的不对称，贱买贵买，难道不是对平等和自由的滥用吗？

    可见，吴思的《潜规则》一书，目光虽然锐利，但却是性恶论的目光，因而是偏面的目光，走极端的目光。批判性虽然强烈，但却是只批中国，不批西方，客观上在为西方做了又一个免费的文化广告。

单靠论战反驳不了柏杨和吴思的观点，因为性恶论者和性善论者都有充分的亲身经历和理由证明自己的正确。唯一有可能的，是用真诚去展示领导艺术和中国文化的价值。

    真诚，不单是领导一个企业有效，而且可以恢复中国人的自豪和尊严的唯一办法，甚至是填平世界贫富鸿沟、消除恐怖主义、消灭战争、实现世界和谐的唯一途径。

    真诚，恰恰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所在。儒家经典之一的《中庸》，用相当大的篇幅强调“诚“的重要：[1]

    由于真诚而了解人生、社会的事理，这叫天性（儒家认为，人的天性是善的）。通过了解事理，而认识到真诚、做到真诚，这是教化的作用。真诚就能够明了事理，明了事理就能够真诚。

    只有天下最真诚的人，才发充分实现其天性。自己能尽天性，就能带动别人的天性。带动了别人的天性，就能够让万事万物发挥作用，从而促进天地万物的演化发育，可以和天地相参了。

    那些天性稍次的人可能研究一般的事物，也可以获得真诚。内心真诚则会表现出来，并且日益显著，显著了就会发出人格的光辉，发出人格光辉就能感动人心，人心受感动就会转变，转变就能够恢复天性。只有天下最真诚的人能够恢复人的天性。

    至诚者，就可以预见未来。国家要兴旺发达，一定有好的预兆；国家将要灭亡，一定有各种蛊惑人心的歪理邪说。这些征兆可能是自然现象，也可能是社会现象。祸福将至，至诚的人一定能够预知。因此，至诚的人像神一样。

    真诚，是合作、信任和默契的基石。领导艺术的根本，就在这个诚字上。

    真诚，不仅是想什么就说什么，而且要以身作则，言行一致。孔子倡导“敏于行，讷于言“。就是说，做事要敏捷利落，说话要实实在在。孔子认为，“巧言令色鲜矣仁”。一个人说得很多，也很真诚。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说多了，行动必然跟不上，就做不到言行一致。经常这样，就不可能真诚。

    当然，真诚不是说不犯错误，而是真诚地犯错误，只是自己不知道是错误。犯了错误就老老实实地承认，点点滴滴地改正。也这是言行一致。为了维护自己的一贯正确形象，而去解释、粉饰过去的无知或不足，一次二次，别人可能看不出来，但时间长了，别人一定看得出来。那时候，一贯正确的形象变成一贯说谎的形象，谁也不信了。

    在这一点上，要牢记中国共产党过去经常讲的一句话：“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也许目光并不远大，也许理想并不坚定，甚至可能是只顾眼前利益的。但是，领导的一举一动都直接影响着群众利益，言行稍有不一致，群众都能看得见。千万不要以为可以骗部下，骗员工。你骗员工一时，员工可以骗你一辈子。当那一天你发现谁都不可信任时，请你注意检讨一下自己，你是不是经常言行不一。

    因此，真诚还是沟通的关键。如果你平时不真诚，出了问题了，想找到问题的原因，没一个人会说实话，多高明的沟通技术都解决不了问题。彼得·圣吉的五项修炼中第四项修炼是团体学习，他发现，阻碍团体学习的是一种“自我防卫”心理。为什么员工会有强烈的自我防卫心理？为什么员工说话总是“避实就虚，避重就轻”？这固然与员工的长期社会经验有关，但更与领导者是否真诚有关。在一个企业、一个部门、一个车间工作，如果领导者能够长期坦诚相待，员工的“自我防卫”心理将逐渐化解。

近来，戏说历史的风气盛行。刘备摔孩子的故事被戏说为“收买人心”。其实，如果刘备平时不真诚，言行不一致，单靠连我们今天人都看得出来的“收买人心”的摔孩子，怎么能够和关公、张飞、赵云这样的乱世英雄形成长期默契呢？这些戏说，其实说清楚了就是“狗眼看人低”！

    [1]《中庸》：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后面还有不少论述。翻译时用的是意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