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不单单是个营利性组织，还需要担负一种责任。所以说做一个企业家不易，做好一个企业家更不容易。一个好的企业家就必须承担三大责任，第一大责任是为社会提供合格的产品与服务，第二大责任是为国家纳税并拓展社会就业渠道，第三大责任是培育具有竞争能力的社会人才。

      要做好企业家，必须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及员工利益纳入自己的利益范畴，才能赢得社会的支持。虽然我国企业家做了很多努力，但这些年频频发生的产品质量不过关引起的社会问题就说明了企业家应该加强社会责任观念，不能为了一己之私而置产品质量与公众安危于不顾。

      要做好企业家，必须主动分担税负，必须积极拓宽就业渠道。目前我国企业家在这方面所作的贡献大家有目共睹。只有企业家继续努力，带领民族企业做大做强，才能为国家经济发展作出更大的成绩，企业才能更加广泛地得到国家及社会的支持。

      要做好企业家，必须培养一大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人才。目前，由于企业自身能力原因以及不愿为人作嫁衣的心理存在，很多企业不注重培养人才，这应引起高度重视。企业决不能放弃对员工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和引导，决不能放弃对员工工作能力的培养和开发，这是企业家面临的一个艰巨的责任。

      做企业就要把企业做好，做企业家就要做个好企业家。如果企业家能够真正肩负起这三大责任，企业的兴旺发达和国家的富裕强大指日可待。因此，这三大责任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几代企业家坚持不懈的努力；这三大责任又是一项共荣的任务，它关系着民族经济的振兴和国家的繁荣复兴！

潘诚:企业家的成长与研究者的责任

     我一直以为，一个国家的兴盛和进步，需要两个群体的崛起和成熟。一是企业家群体，企业家精神的发扬为社会贡献的是创新与创业的生机，决定着社会物质的繁荣和活力。二是知识分子群体，知识群落的独立人格与道德准则为社会提供民主自由精神的标杆，决定着民族理念的取向和基准。

　　坦白地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从总体趋势上看，知识分子群体的集体失声和精神堕落，触目惊心每况愈下，已经是不争事实。相反，一贯没资格担当社会主角、总被冠以“爆发户”的企业家群体，却在市场竞争的逼迫和社会舆论的挤兑双重压力下，凤凰涅槃，一步一步正以实在的表现，实现着对自身的救赎，而成为社会生活中越来越举足轻重的中坚力量。

　　所以，为企业家群体的成长尽力，为企业生存环境的改善谏言，为企业家精神的弘扬鼓呼，是一个企业研究者的天赋责任，也是一个以企业为师为友者的光荣。

　　所以，接到主办单位邀请，我欣然应允。这个时间本来已有安排，后调整行程，才把这个时间空出来。

　　近年来，微观宏观，主观客观，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并且未来的变数越发难以预计，30年一直高歌猛进的民营企业，已经进入了一个群体性的惶恐状态。

　　一方面，非公经济新36条、中部崛起西部开发、刺激经济的财政投入、中小企业板上市等等利好消息，让民企发现了新的成长空间，对未来有了积极的预期，信心指数也在上升。但另一方面，全球金融危机、人民币汇率升值、国际产业竞争、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红利衰减、国企的垄断打压、节能减排环保压力等等，又让民企瞻前顾后、徘徊不定、举步维艰。

　　更重要的是，民营企业家群体创业之初，以最原始的创富动机驱动，完成了财富的迅速积聚和企业的高速成长。但在完成了逐利目标后，内在动力的痪散，团队激情的消退，战略目标的迷失，增长模式的局限，价值理念的落后……成为了民营企业进一步成长的内生性障碍。巴比遭遇的中国尴尬，国美治理的黄陈之争，腾中收购的无聊炒作、吉林通钢的悲剧结果等等，正是当前民企困境的典型表现。焦虑、困惑、不安、浮躁、盲动，经常飘荡在很多老板的精神世界。如何完成自身的蜕变和升华，实现组织变革、管理创新、战略调整、观念突破，正是他们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

　　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是，体制内的学术圈，以企业管理为研究对象的御用学者教授，队伍庞大，但有意愿有机会有能力，为企业一线的管理实践提供切实的、有价值的帮助者，却少之又少。改革开放三十年丰富鲜活的企业实践，却被象牙塔内的多数专家学者有意无意拒之门外。导致的结果是，企业家需要的指导，学院派学者给不了；学院的课题成果，企业用不上。对企业家群体能够产生直接影响和帮助的，恰是企业家队伍里率先悟道的自己人。柳传志、张瑞敏、任正非、王石以至马云等等，无意中却成了众多创业者的精神领袖和行动导师。这是我们本土有思想的企业家的光荣和幸运，还是消耗大量财政资源、被圈养的众多有教授头衔人士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