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创业板的推出和海外IPO的重新繁荣，中国成为了风险投资的天堂。但繁荣期最难判断一个VC的好坏和价值，我们调查了100家快速成长的公司，试图告诉读者哪些VC才是最佳创业投资伙伴。

     调查及采访|刘翔 郭颖哲 商勤硕 徐涛 龚鸿燕 王娜 王雅 昝慧昉 李娜 陈伟 杨樱 冯一萌 杭晓林 袁园 陶然 余宁 赵蓉

    “中国现在可能是在历史上很难见得到的市场，不仅仅是创业者的天堂，而是投资者的天堂。”就在11月份，IDG资本的创始合伙人熊晓鸽这样形容自己身处的VC行业。

     天堂的感觉来自于去年国内创业版的推出，以及国外资本市场对中国概念股的狂热。据清科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截至今年10月22日，共有130家公司在创业板上市，其中有73家在上市前曾获得VC和私募股权投资，占上市总数的56.2％，平均投资回报率高达10.82倍。同样是清科研究中心的统计，仅在今年10月份，就有19家VC/PE支持的公司在境外资本市场IPO，合计融资47.59亿美元。

     天堂和地狱有时候真的离得很近。仅在两年以前，国内VC还处在危境之中。当时金融危机的影响，使得大部分的VC都持币观望。联想投资董事总经理刘二海和启明创投合伙人童世豪都试图为自己的项目寻找新一轮融资，但拜访了多家主流VC之后，二人皆以失败告终。

     繁荣最容易掩盖问题。对VC行业来说，最大问题莫过于以金钱衡量一切。我们坚持认为不同VC的钱是存在差别的。经纬中国高级投资经理梁热5年前入了行，他的感受是如今VC争夺项目的激烈度是自己刚入行时的数倍—由于刚创立的企业失败机率大，最初很少有别的VC来抢高风险的早期项目，如今早期项目也有不少人抢，且出价要比之前高出不少。

     我们希望以“增值服务”为视角，逐年观察国内VC行业。去年我们请20家新拿到投资的公司作为评委，选出了第一期最佳创业投资伙伴。今年我们联系了100家快速成长型公司，其中包括50家我们报道过的快公司，以及10月份《第一财经周刊》与全球四大会计事务所之一德勤共同推出的“2010年德勤高科技高成长50强”公司。

     与去年仅仅了解VC增值服务内容不同，今年我们增加了品牌知名度、专业能力、商业信誉三个调查大项，—从各家VC各项指标的差异中，甚至能看出各家微妙的特点。

     得益于在去年经验上的细部改进，得益于样本量的增加，也得益于这100家企业中有一半我们曾经报道过并建立起了互信—大部分与VC有过接触的企业家愿意在填写一份调查问卷之外，也坐下来，面对面，聊聊他们与VC接触的前因后果和经验。

     这些新的努力使得我们今年可以从增值服务角度为国内的VC排定一个座次。红杉中国在我们这次调查中排名第一，其他入选VC的先后次序是联想投资、IDG资本、软银中国、鼎晖创投、赛富亚洲、深圳创新投资、启明创投、北极光创投和经纬中国。作为美国最顶级的VC之一，红杉成功地做到了在中国市场的本地化。虽然国内知名的VC大都是美元基金，但此前并不是所有的美国大牌VC都在中国取得了成功。

     与去年类似，企业家们最常见的第一反应是“VC真帮不了什么忙”、“也就能帮忙找个CFO（首席财务官，主要处理上市事宜）。”大多数企业家依然认为：VC给多少钱拿多少股份，才是最实在的第一要素。

     这意味着选这家VC跟选那家没有区别？一旦把关注焦点从“增值服务”转移到VC对公司的影响时，情势就发生了大逆转。

     不妨先看看我们采访到的一家被投企业的惨痛经历。（为了保护这家公司，我们叫它火星公司。）火星公司是某个行业的老大，为了增加产品线，也为了未来上市，前后进行过两轮融资，投资者包括一家大牌美国VC，一家名声较小的美国VC，一家新成立的国内VC和个人投资者。假如运气够好，这将成为一个典型的中国式案例，VC将愉快地在两三年内、市盈率至少几十倍的情况下卖掉股票、退出企业。可惜金融危机来了。

     在火星公司业绩受金融危机影响，上市因此搁浅时，原本甩手不管打算坐等卖股拿钱的投资者们着急了—在第二轮融资时，这个项目的估值已经高达几十倍（按市盈率计算）。投资者要求火星公司节省开支，但这家公司之前一直奉行“高投入、高产出”的战略，火星公司做了妥协，但又未全然按VC的要求去做：的确减少了市场和研发费用等开支，但没有减少很多；减少投入则使得“收入少了一大块”。

     火星的高管层，也是创始团队和大股东，对VC插手过深的做法不胜其扰：VC越过火星的高管，直接跟分公司负责人接触—按火星的说法，越是对管理层不满的中层越愿意直接跟VC抱怨—导致VC对火星高管的不满加深；在火星的高管看来，VC提了太多太细、太不靠谱的要求，比如要求解雇中层管理人员，比如某广告应该找哪家公司按什么方式做，可在指定公司做的价钱要比别的公司高几倍。双方积怨不断加深，最后已经到了在会议上大打出手的地步。虽然VC有不少财务人员资源，但火星因为不信任对方，自己找不到好的CFO也不要VC帮忙。

     看完这个案例后，就不难总结企业家厌恶什么样的VC：不懂得行业，缺乏企业运营经验，即便如此也热爱插手运营，缺乏对创业团队的尊重。而总结此次受访企业对VC的各项期望后，我们发现具备以上三条反面特性的，已经可以被称做是好VC。

     VC是否懂得行业非常重要，因为投资者如果能靠行业眼光为公司指明战略，就可算是无上功德—对“去年VC最有价值的帮助”和“明年最希望获得什么帮助”两项调查中，“战略”都排名第一。

     赶集网能把业务延展进移动互联网领域，就是被投资方“拖进去”的。最初CEO杨浩涌(微博)为了应付投资方的念叨，仅招了一个人开发手机客户端。蓝驰创投和诺基亚成长基金两个投资方发现他对此没上心，就介绍业内人士跟他聊，又拉他参加业内的论坛聚会，以期让他认识到这个领域的广阔前景。杨浩涌最终决定自己牵头，组建了 几十人的团队来做手机客户端的研发。6个月内，赶集网的手机终端用户就占到了这家6岁公司总用户量的40％。但此次调查显示，VC真正介入这个环节的频率很低，甚至是VC介入最少的几个环节之一。

     经纬中国的创始管理合伙人张颖(微博)偏向投资早期公司，在他看来，国内创业公司普遍缺乏专业人才，企业最需要帮忙的是“找人”。在此次“未来一年最需要得到什么帮助”调查中，需要人事协助这条排在第三位。与去年结果相似，VC在协助寻找“核心管理人员”上最有作为—这也是去年企业受VC帮助第二多的一项；对人力资源人才、财务人才的引进分别排名第二和第三。

     假如想让VC在市场营销、研发、生产这几个方向帮上忙，就需要VC对行业了解得更深—而VC们在这几个方向上表现不佳。假如投资者更熟悉行业，情况就会大大不同。得益于两个投资方对去哪家公司挖谁的指点，赶集网得以在几个月内建立起了一支几十人的研发团队；其战略投资者诺基亚成长基金甚至能告诉赶集研发手机终端的难点何在，什么最值得花精力去做。

     被访者们多数认为，多数VC对行业的了解不过尔尔。目前多数中国VC涉猎行业众多，几乎很难说出哪家仅专注于一两个领域。根据清科研究中心的数据，今年三季度的71个投资案例分布于18个行业。对目前的多数中国VC来说，成为像国外VC那样通常仅在一两个行业内投资，深入了解行业的各个细节的行业投资者，可能还是个过高和过早的要求—中国的机会太多了。即使是在餐饮、零售这样的传统行业里，企业也可以保持高速增长，而不仅仅像美国那样局限于高科技领域；而因为银行更倾向于给大型国有企业贷款，中小企业难以通过传统途径融资，国内又存在着巨量的融资需求。

   “如果只做互联网行业投资，那就会失去投如家酒店、汉庭酒店这样的机会，等于自己把自己绑住了。”熊晓鸽说。

     调查结果显示，管理是VC在过去一年提供得最多的服务—在“提升管理经验”、“引进核心管理人才”、“预算和控制”（这是通过财务数据管理公司的重要办法）上受到VC帮忙的企业数，分别排名第一、并列第二和第四。

      在管理上的提供帮助并不限于分析财务数据，更多时候，它需要依靠经验。3G门户总裁张向东(微博)曾经在是否要拿账上的几亿资金去做投资一事上犹疑不决，他的投资者、IDG资本的杨飞劝他别那么干。杨飞给出的理由是：虽然这个事情的确能赚钱，但是它赚不了大钱，而公司会被它分掉精力。

     除了靠多个项目积累起的经验外，经验还来自投资人以往的企业运营经历。有被访者称，从VC获得的帮助，多为听到对方经历的真实成长故事、错对经验的讲述后，自己的“领悟”。不只一名企业家表示，有企业运营经验的投资者才能感同身受地理解企业的处境，理解他们为什么做这样或那样的决定—所谓“没有正确的选择，只有行得通的选择”。一名曾经把公司做到业内领先并出售给国际大公司的企业家认为，VC业内那些金融或商科出身的投资人虽然聪明，但他们的意见在他看来类似于“营长给司令出主意。”

     行业经验、企业运营经验或靠投资多个项目积累起来的见识，这在目前的中国都是稀缺之物。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在去年和今年的调查中我们都反复听到企业家说“不插手公司的VC就是好VC”。企业家对VC的预期也不高，超过两成的企业家表示对未来一年获得VC帮助不抱期待。

     中国如今是个可以行事粗糙的市场。“中国VC的水平当然不如美国。”据熊晓鸽观察，国内VC的日子比美国同行好过得多。业内通常认为，在美国，十个项目能成两个，只有顶尖的十几家VC赚钱，它们与普通VC的一大区别是：手里有更多的管理人才资源，即使创始人的管理能力有缺陷，也可以由职业经理人补足，甚至换掉创始人。而在中国，十个里能成五个，一是因为与投资主要集中在高科技领域、早期项目更多的美国相比，中国可供VC进入的行业更多、晚期项目更多；二来国内市场够大，不用跨越语言和文化的巨大差异去开拓海外市场，管理上的挑战更小、更易活下来。

     联想投资董事总经理刘二海称，“国内二三流的VC也能赚到钱。”

     而去年下半年创业板开启，市盈率动辄达几十上百倍，以及随之兴起的“全民PE”潮—民间资本也开始聚集资金投资待上市企业，业内认为最近两年时间人民币基金数目已经上万，且大部分都在关注距离上市时间一年以内的项目—国内的投资者们在过去一年的行事甚至更加粗糙。

     曾经，业内流传着一种叫“三五亿、三五年”的说法—投资年营业额过亿的细分行业前一两名，梳理被投公司的财务和法律架构，等上三年上市（上市前需提交最近3年的财务数据）。不过最新的风潮情况已经变为：在企业临近上市前的几个月，用出高价、找关系等各种办法突击投资进去—这生意包赚不赔、变现迅速，而且简单直接，无需帮助企业做管理改进。

     但当甩手掌柜、摘现成果实就能赚钱的好日子能持续多久？在未来的竞争中，如今被轻视的“附加价值”理应会变得重要。

     不过，“增值服务”并不能完全与行业经验和企业经验等同起来。考虑到被投公司每月要向VC提交财务数据，每季度要开见面会，信任和沟通就是大件事，数名被访者都用“结婚”来类比与VC的合作；VC，尤其是最先投资企业的VC在“促进与董事会的沟通”上起了重要作用，有三成多企业表示收到了此项帮助，数量在VC提供的各项帮助中排第二。

     此次调查的一个微妙之处也正在于：我们除了询 问“谁是最好的VC”外，还调查了“专业能力”和“商业信誉”，而同一家VC的三类指标通常并不一致。例如，联想投资虽然专业能力排名第三，但商业信誉却排名第一—这可能意味着这家VC“为人更好”。21客的总经理姚彧去参加联想的项目介绍会，赶到时发现对方的项目经理刘二海在大堂等着她。“当时接触的几家VC都挺好，但联想项目组的沟通能力非常强—在最短的时间内建立充分的信任感。”

     被访者会在“专业能力强”中选择了数家VC，但并未将其选为“最好的VC”，或在“过去一年做过损害商业信誉事情的VC”一项中将它划上记号（我们按此减去了被选中的VC的商业信誉分数）。被访者表示不喜欢它们的做事方式，比如在创业者急等钱用且达成协议时拖延投资、把企业情报透露给对手、行事如同“吸血鬼”—只顾自己尽可能多拿股份，不考虑在第二第三轮融资后，创业者股权会被稀释，丧失对企业的控制权。有企业家把VC的这些做法归因为“不尊重创业者”。

     不过，难道企业就不用为这段与VC的关系负责？经纬中国的张颖在美国的VC领域工作过数年，他认为国内创业环境跟美国相比，“整体诚信度更低”，企业向VC夸大经营业绩、数据造假的事太常见。当VC进入企业发现真相后，自然会不信任企业，监察得更细致，相处也更可能不愉快。

     能获得VC多大程度的帮忙跟企业自身也密切相关。即使是同一家VC、同一个投资人，在对待旗下不同项目时投入的精力也并不均等。“如果两家公司都要招技术高手，我手里只有一个，给好的那家，能从1变成10，给差的那家，能从1变成2，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办？资源和精力都是有限的，而且我们要对基金投资人负责，如果企业真是做得太差、创业者让我们完全失望，我们在下一轮是否会跟投都会很谨慎。”张颖说。

     VC无疑是推动商业和技术创新的伟大力量。这种出现于美国二战后的金融创新，解决了通过传统融资方式，比如从银行贷款需要房子这类资产抵押品的缺陷，使得创业热情最高、但通常没有余钱的年轻人更易把创业想法变为现实；由于生意倒闭也不会背上债务，创业者们也更不畏惧失败。现在上百家风投公司积聚在硅谷北部的沙丘路（Sand Hill Road）上，推动着TMT（科技、媒体、通信）等行业进步。据称在纳斯达克上市的科技公司至少有一半由这条街上的VC投资，几乎所有新兴的、改变着我们生活的伟大公司，比如微软、苹果、Google，都从风险资本中获得了推动力。

     在中国，在那些可能变得很强大的公司背后，比如腾讯、阿里巴巴、百度，也都有VC的身影。但你也应该看出了端倪：中国VC火热但粗糙，并不完美。追逐晚期项目、在企业上市前突击投资可创造不了什么价值，而我们的希望，当然是希望它们能成为伟大传奇的推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