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主持人杨澜是中国最大的名人之一。她身处的名利场中的礼节和功利主义会阻止她成为自己想要的样子吗?这是一个现代中国有关名望、雄心和现实的故事。

　　“我们得做一些功课。”杨澜，中国最有名气的女性之一，并不经常以这种命令的语气说话。她的真人秀节目《寻找杜拉拉》正在北京的一间闷热的录影棚里录制最后一期节目。杨澜正在指导一群女大学生观众。虽然天气很炎热，学生们腰杆儿挺得笔直，目光紧紧地黏在了站在他们面前穿着Prada 的金色长裙和皮鞋的明星女王。她将要教这些观众如何鼓掌。

　　“鼓掌的类型有三种：首先，快速而热烈，”杨对这些女性听众说。他们热情地鼓起掌来。“当喜剧演员说到一些好玩的事情，应该报以欣赏式的掌声。”观众们鼓掌的频率放慢了。“政协会议闭幕就属于第三种，这时你们的掌声传达出来的情绪应该不是欢快的。”这些观众一起机械式地鼓动他们的手掌。

　　杨的脸上出现了老师满意于自己的职责那样的微笑，愉快但并不太温暖，真诚但又保持一些距离。这种微笑在过去的20年里，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媒介市场中最为人们熟悉的面孔之一。杨在现代中国一举成名的过程非常独特。20年前，她在为一档新的综艺节目《正大综艺》选拔主持人的比赛中因自己的勇气而获得赏识。当评委们问道她敢不敢穿比基尼时，她回答说在法国的裸体浴场，即使穿着比基尼也会被人们认为过于保守。从那以后她抱着绝不认输的态度进入了综艺圈。她采访过包括克林顿、希拉里、基辛格以及科比在内的诸多名流。当上海世博会挑选名人代言时，他们选择了杨澜和其他7个人。

　　她试图把这种名望转变为成熟的商业帝国。杨澜创办了包括第一批针对女性的栏目在内的新的电视节目，还建立了一个中文站点。她收购过出版商，卖过信用卡，甚至还与席琳·迪翁一起联合创办珠宝品牌。她和她的丈夫吴征是中国最为富有的夫妻之一，《福布斯》估计他们的财富价值在3亿美元左右。所有这些使得外国媒体以及她的同行们一有机会都会称她为“中国的奥普拉”。

　　这并不是一种公正的比较，这种鼓掌的培训是当前中国媒体市场发展方式的隐喻。中国的媒体以及杨本人都受到了比美国人更多的限制。政府的规制不断地改变，而电视，正如北京媒体博客Danwei.com的主人JeremyGoldkorn所说，“是所有中国媒体中受到限制最多最严格的媒体，因为它仍然是中国真正的大众传媒。有关电视内容的限制和条款非常多，而且会定期更改。”而这也是他们那一代人的世界观，当中国在邓小平的带领下逐渐开放又因89学潮而封闭的时候，这群如今已进入不惑之年的人们那时正好刚刚长大成人。

　　42岁的杨澜创造了一个奇迹，她一边精心保持着自己在荧幕上的形象，一边体验商界这片变化莫测的领地。“要做那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说这话时，她操着流利的英语微微叹了口气。她的冒险有的成功了——她的访谈节目至今仍被人们认为是过去十年的经典，而包括她的阳光卫视网络在内的其他项目却是巨大的失败。一路走来，她凭借的是她最大的资本：她的名望。刘英齐，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副主席，也是这次《寻找杜拉拉》节目的赞助者说“她是观众的杨澜，社会的杨澜”。但是正是这同一个接纳她并且赋予她如此巨大成功的国家也在阻止着她成为自己想要的样子——杨澜的杨澜。

　　2010年的中国经常被人们描述为一个快速成长中的巨人，一个几乎永不停步的前进着的国家。在这儿，无数人带着雄心壮志、建筑设备和资金一起参与到打造帝国的狂热中来。这都是事实，但人们常常忘记了中国商界仍然坚持走老路子，统治整个企业界的体制仍未改变。

　　当我抵达八一制片厂参加《寻找杜拉拉》的晚间录制时，我发现这个位于北京郊外的制片厂实际上处于一个大的军区之中。以前的宣传电影就是在这儿拍摄的。两名卫兵站在军区入口处的基台上。我走了进去，假装自己没注意。一名卫兵大叫道：“你不能进去!”然后跳下基座在后面追赶我。在这儿老外是禁止入内的。最后，杨澜的一位助理出来了，把我架进他的车里，驶出大门口到达一个卫兵看不到的地方。然后他让我进了一辆带彩色玻璃的小车，把我偷运了进去。

　　我想，他们找到了某种借口，可能把我说成是《寻找杜拉拉》中的一名优秀选手。这档节目本质上就是《学徒》的中国版本，6月底即将登陆上海东方卫视播出。正如唐纳德·特朗普版本中一样，获胜者将得到工作，当中国的报纸上满篇都是关于蚁族的报道时，这种奖励的确是一次大奖。蚁族指的是来到大城市找工作的年轻人，他们租住在相当于一张床大小的胶囊旅馆里。

　　不同于美国版的是，在中国前十名选手都是赢家。尽管中国广电管理部门允许播出真人秀节目，但是他们强烈反对票选选手出局，竞赛的结果只能是皆大欢喜。获胜选手的工作实际上只意味着更多的“工作机会”，他们将在网站做实习编辑或者饭店管理培训生，同时每人都获有奖学金。

　　这晚的一个挑战环节是就职场女性是否必须既能出得厅堂又能下得厨房这一话题展开辩论，以此考察选手的反应能力。其中一位年轻女性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并且赢得了“快速而热烈”的掌声。她说：“我们是职业女性，而不是超人!”随后她补充说，“压力是导致癌症的主要诱因之一。”

　　当一位年长的男性评委委婉地提问道“如果你老板的朋友叫你晚上与他过夜，你会怎么做?”时，现场顿时安静下来，气氛变得尴尬。杨澜对此不以为意，她叫停了录像，然后告诫那位男士说“这个问题不适合这档节目”。

　　这个尴尬时刻以及整个节目反射了杨澜内心深处发生在规范和追随奥普拉的文化足迹的梦想之间的矛盾和碰撞。她看起来似乎过于像一位女校长，而不是现代中国的一位巨星。她的一位外景助理，一个极其时髦的带着红色假发、梳着山羊胡，架着一副没有镜片的眼镜的年轻人可能更符合巨星的形象。但如果你了解这个国家的体制，以及中国共产党坚持保持内容的“干净和符合意识形态”的要求，正如Danwei.com的博主Goldkorn 所说，你就会明白为何杨澜是被选定的巨星了。

　　杨澜在北京长大，她的父亲是一位英语教授，偶尔担任毛泽东代表团和周恩来的口译员。经济上，她的家庭非常富有;而政治上的资源也很丰富，这是由于她的家庭拥有丰富的人脉关系，而这在中国是最有价值的资源。

　　当杨澜11岁时，她的父亲买了家里第一台电视机。他排了5个小时的队才买到了这个神奇的盒子，随后他在黑白屏幕上盖上一张廉价的带有红、绿、蓝三色的透明塑料片。“我妈妈非常高兴，”杨澜回忆道，“她说，‘我们现在能看彩色电视啦。’”一开始，电视机上能看的只有国家新闻、国产电视剧以及歌舞节目。几年后，一档热门的新节目出现了，那就是《猫和老鼠》。

　　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杨澜主修英语。大一快结束时，她的许多同龄人在天安门事件中遭到屠杀。她从未公开谈论过此事，也拒绝加以评论。1990年，她获得了主持新版《正大综艺》节目的机会，很快整个国家都在看她的节目。老实说，当时可供观看的节目几乎没有几个。

　　1994年，她从栏目组退出，说她已经精疲力尽了。她来到了纽约，进入哥伦比亚研究院研读国际事务专业。直到现在，她都感恩于这一段经历。“那是一个开启心智的地方，自由、开放和多元，校园里和纽约城到处涌动着观点各异的学生。”

　　另一方面，这段经历也改变了她的生活。在纽约她遇到了吴征，几个月后他成了杨澜的丈夫。两个人在此前都曾经有过一段婚姻。杨澜的前夫是在校园里认识的恋人。但是这两位老上海人的后人结合在一起成了一对声名显赫的夫妻。

　　即使还在哥伦比亚学习期间，杨澜已经计划好要重返荧屏。而他的丈夫也正在运作他在香港的媒体公司。他们设计的方案是制作一档访谈周刊节目，很快这节目成了她的一张名片，她迎来了事业上最大的成功。1996年这档节目开播，起初命名为《杨澜地平线》，随后改名为《杨澜工作室》，现在的名字是《杨澜访谈录》。节目的形式一直保持不变，嘉宾总是各界名流。多年以来，她采访了超过600名煊赫人士，最近的有美国的商务部长骆家辉以及前英国首相布莱尔。

　　这档节目的风格是沉稳而严肃的，尽管有些时候你能看到早年的杨澜爱提尖锐问题的影子。例如，去年她在采访希拉里时，一开始就提出了一个在中国语境下明显是隐含讥讽的恭维，她说“我觉得您看上去更轻松了一些。”希拉里回答说“是的，我的年纪确实更大了。”(后来美国国务院在网上发布谈话记录时删去了这个开场白。)

　　《杨澜面对面》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为全中国成千上万的观众不仅提供了平时接触不到的看待世界的途径，还聪明地为他们提供了指导。当中国人对世界其他地方产生好奇心和兴趣时，在东西方均接受过教育的具备世界视野的杨澜能够接受克林顿、杰克·韦尔奇和妮可基德曼这一类人，她不仅成为了行为榜样，也起到了桥梁的作用。她能得到一些连中国国家电视台CCTV都接触不到的采访机会。同时，她形成了一种礼貌的提问风格，提出的问题既能深入挖掘引出个人内心想法，被西方电视标准所接受，又符合中国习惯含蓄表达的文化。例如，杨澜成功地让小说家严歌苓分享了自己曾患躁郁症的经历，这场病让她连续30天不眠不休。用31岁的李谢(谐音)的话来说，杨澜能做到“恰到好处”，这个词可能在英文里有似褒实贬的含义，但在汉语语境下却是赞誉之辞。

　　超越《杨澜面对面》成了一件难事。2000年，吴征和杨澜决定创办一个基于香港的电视台。他们筹集到了足够的资金，并进行了大量的宣传。《福布斯》曾称这将对鲁珀特·默多克在该地区的强势卫视星空电视台形成威胁。星空卫视在中国下设的凤凰卫视此前曾播出过《杨澜工作室》。杨的电视台取名为阳光卫视，投资者把它看成是进军大陆市场的立足点以及面向12亿人进行广告宣传的平台。2000年在香港第一次发行股权时阳光卫视筹得了2800万美元，其中包括杨澜和吴征追加投资的1100万美元。阳光卫视的股值从4月的每股0.2美元上升到了8月的0.36美元，那时人们对它充满自信，认为其价值将高于预计收入10倍左右。

　　杨澜也对她的节目盲目乐观了。她想专注于纪录片题材。“我刚好非常喜欢看纪录片，”她说。“一些承载了文化、历史和人性的节目。”在中国，私人公司本来就被禁止制作新闻节目。纪录片是他们能够到达的极限，只要他们能够坚持关注那些可能发生在500年之前的事情，如果能够在这个过程中美化中国的话就能获得嘉奖。因而在电视频道制作的400余小时的节目中，最成功的节目是关于郑和的纪录片，杨澜自豪地说，英国业余历史学家GavinMenzies曾宣称中国15世纪的航海家、明朝的英雄郑和是“真正发现美国的人”，这部纪录片的灵感正源于此。她还说这部纪录片曾在全球黄金时间广泛传播。

　　但几乎没有人看阳光卫视。基于香港的电视台那时并不能——现在仍然不能在中国大陆的有线电视网中播出。很多时候你唯一能够收到阳光卫视的地方就是豪华宾馆。去中国的旅行者可能在搜索频道时刚好在 BBC世界以及HBO之间的某个频道看到它。它开始出现大量亏损，广告者们纷纷撤资。杨澜承认道，“我并没有经商的智慧”。

　　杨澜的第一次大败狠狠地打击了她。她回忆说自己和丈夫吴征“在床上一直坐到天亮。我那时想不通。我在想，我怎么会在倾注了自己如此多的激情并且坚信不疑的事情上失败呢?我哭了。我的丈夫一直在安慰我。有时我会跟他吵架，怪他做出了错误的决策，”她说，“之后我意识到这并不是某一次特定的决定造成的，问题出在商业模式上”。

　　最终，在2003年夏季，杨澜把电视台卖给了星美传媒，这家公司由一位从经营夜总会起家、后转型为媒体大亨的老板覃辉控股。“我的丈夫跟我说，‘亲爱的，我必须告诉你，我们已经在这个频道上投了许多钱，而且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在可预见的未来里，还将无休无止地赔钱进去。如果我们现在有买家的话，我们应该把它卖掉’，”她回忆道。“卖掉电视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让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失败者。”这让杨澜用了一年的时间来寻找自我。

　　我对我的丈夫说，“那么告诉我，我的优点在哪里呢?我应该把时间浪费在做人们希望我做的事情上吗?你认为我的价值是什么?”她说。“我丈夫回答道，‘可能你自己并不觉得，但是你鼓励了许多女孩儿。除了采访节目外，你可以主持一档针对女性观众的脱口秀节目’。”

　　2006年，《天下女人》开播，主要针对城市女性，这是中国新兴的核心消费群体。这档节目是中国版的《观点》(The View，美国的一档脱口秀节目)，中间夹杂着中国大陆电视节目典型的不断重复的木琴声，卡通式的叫好以及大钹碰撞的声音。杨澜与一位前模特和一位前拉拉队长一起联合主持，这两位都比杨澜年轻不少。

　　节目中有些话题对美国观众而言并不陌生。在最近的一期节目中，文章，一位26岁的影视演员，被问及他与一位大他6岁的女演员之间的婚姻问题，这在中国被认为是一种忌讳。他绕开了这个话题，说起在他的妻子采取了节育措施时他们就有了孩子。随后，一位曾担任过模特的主持人开了个玩笑，说她的父亲曾经说她各方面都很好，就是太丑了。是的，这些在屏幕上也是不适合表达的。

　　《天下女人》建立在一块电视的绿洲之上，中国此前从来没有这种类型的真正的女性节目。“在美国，你全天都能收看这种脱口秀节目，围绕着这种小众的领域还建立了一种产业，”中国媒体智能监测公司(ChineseMedia Monitor Intelligence)的研究主任Kristian Kender说。“但在中国不是这样的。”

　　杨澜还试图拉拢网络上的年轻观众。当《天下女人》开播时，她同步开通了节目的姊妹网站“天女网”。她的公司阳光卫视宣称单集收视率稳定在1000万人次左右，但网站每日的流量只是15000人次。(因为数字在中国并不可信，几乎不可能核实这些数字。)

　　这档节目如果能安排在更黄金的时间可能表现会更好，它每周日在湖南卫视的午夜时分首播。但不知何种原因，它从未被安排在黄金时间段。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电视台领导认为它过于生活化还是他们怀疑它是否足够吸引观众。

　　的确，尽管杨澜仍然避谈政治，但很明显这种党内人士身份并没有多大帮助。《杨澜面对面》在上海东方卫视播出，但今年早些时候，上海市政府发布了一则公告，规定3个月内所有与上海世博会无关的节目都不允许播出。在那段时间，她的节目几乎完全销声匿迹。

　　在过去的十年里，杨澜和吴征以阳光卫视的名义买进、卖出，开办和关闭的产业范围遍及印刷报纸和网站。他们深深明白了在一个盈亏不仅仅关涉利润，同时还与政治资本以及一时兴起的决策有关的环境里经营产业的困难和艰辛。

　　2008年，阳光卫视2年前收购的《中国商业邮报》在刊发揭露一家国有银行挪用公款的报道后被政府勒令停刊三个月。为以示回应，杨澜和吴征干脆关闭了这家报纸。“我们已经学会了去适应，”她指的是整个的审查制度，“我是实用主义者，总的来说我还很乐观。我仅仅把它当做整个社会成长过程中必经的痛楚。你必须拥有忍受它的力量，同时你得变得更强大。如果制度对你说你不能拥有私人电视网，那么我们就试着通过尽可能多的渠道传播我们的信息。我把它称作一种整合传播的解决方式。”

　　“每一篇文章，每一部分内容，每个脱口秀节目，你节目的所有内容都必须与政府保持一致，”阳光卫视主席邢景(音译)说。阳光目前的投资项目绕开了一切可能触犯当局的领域。今年年初，她与中国的网站PPTV联合开通一档针对妇女的在线频道。她还与旅游局合作制作旅游节目。阳光卫视下属的一家机构负责会展服务，它策划了2009年在河南举行的世界邮票展览大会以及在巴塞罗那举行的音乐会，在那儿中国音乐家与西班牙女高音Monserrat Caballé同台献唱。杨澜还与席琳迪翁一起合作开发了一款珠宝品牌。去年，两家Lan珠宝店开张，分别设在上海希尔顿酒店和北京柏悦酒店内。

　　当问及阳光传媒的总体战略时，刑景说，“我们为观众的需求制作节目。”所有的产品代表了“针对政府部门以及100强企业的整合营销。我们的战略是组织资源，为顾客提供更好的服务。”

　　“整合”这个词再一次出现了，然而我们仍然很难看出杨澜进行的各种投资项目之间有什么联系。最近，阳光传媒开始涉足信用卡领域。“我们已经与中国工商银行达成合作，它是世界第五大银行，”刑景说，他的手里举着一张信用卡，卡上数字的后面有一道道全息照相的金色光线闪闪发亮。“我们帮助他们销售信用卡。我们在卡上放上了一张名人的头像，有杨澜、成龙和姚明。这个项目在6月启动了。”

　　“这些信用卡已经在流通了吗?”我问道。

　　他点了点头。而我看到他的助理却在摇头。我回过头来看着邢主席，他再一次点头了。“在流通，杨澜就在用他们。”

　　杨澜一直以来倚赖的是她的直觉。这是她20年前能够突破自我的原因，也是她走到今天的缘由。“在我之前几乎所有的播音员都在专门的广播学院培训过，”她说。“他们必须照本宣科，不能说出他们心里所想的任何东西。”

　　但现在如果你观察工作时的杨澜，你很难把她与当年那个对比基尼反唇相讥的小姑娘联系在一起了。在上海举行的一场中国商业女性大会上，她对摄像机如此了解，就好像是

　　就好像是在做节目一样。她用手托着下巴，仿佛是一幅静物画。当她起身讲话时，她的声音流畅而轻柔，与前一位年纪更大的演讲者声音尖锐的雄辩形成鲜明对比，这位演讲者是从小嘶喊着红卫兵的口号长大的。

　　这种平等自然与她从未失败过的节目一起使杨澜能够在昨天的中国声名鹊起，也让她在今日的中国如鱼得水。然而，你会疑惑她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影响明日的中国。邢景承认杨澜目前的一些节目，包括她与旅游局合作的旅游节目即使是在国家电视台看来也显得过于古板。)

　　“在工作中，我一直都坚信只有保持本色才能成功。在电视行业，摄像机就像是在你面前放了个扩音器，”她说，“如果你想伪装，你一定会失败。因此我唯一的策略就是做自己。”当问及在《正大综艺》的那段时光、她事业的重大转机以及她那时成功的原因时，杨澜显然有备而来，她自豪地说，“这是一档开阔眼界和心灵的节目。人们接受了我，并没有把我当成一个一板一眼的主持人。”当她说这些话时，你想要鼓掌，但你并不十分确定该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