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值得一提的是，Insead创立了一年制MBA课程，并确立了这种课程的地位;引入了全球管理的理念，并用事实证明，独立的私立商学院可以在欧洲大学体系之外运作。从几十年后来看，为期不到一年、课时和成本均为传统美国学位一半的MBA课程，似乎是一项颇具灵感的创新。但该校创始人之一克劳德•詹森表示，当时作出这个决定，既是出于必要，也有刻意为之的因素。他坦言，“我们觉得一年制MBA课程会更吸引人……但我们也确实没有太多教师。”

　　还有一点或许更富创意，该校的五名创始人——都是法国年轻人，当时刚从哈佛商学院毕业不久——从一开始就决定，必须办一所国际化的学校。他们筹划办学之际，距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仅10年多一点的时间，欧盟也才刚刚诞生——《罗马条约》是1957年签署的——因此他们把Insead视为欧洲复原进程的一部分。

　　“我们认为自己可以做些贡献，”詹森表示。“我们决定，在学生、董事会成员或教师中，同一国籍的人数不能超过三分之一。”其结果是，该校首届学员来自于17个国家，而任命的首位教授是德国人。

　　时至今日，大多数顶级商学院(尤其是美国商学院)仍无法与Insead创立之初所形成的文化多元性比肩。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尚德商学院院长丹尼尔•穆扎克曾在Insead担任MBA课程主管。他表示，该校发明了一种“学习上的炼金术……它总是能让毕业生理解多元化的力量。”此外，穆扎克教授表示：“Insead为那些不同于以美国为中心世界观的观点提供了一个平台和发言机会。”他本人是美国人。

　　虽然在起步阶段，Insead得到了来自巴黎工商会的种子资金，但该校仍须以学费收入支付自身开支。詹森表示：“我们在提供免费教育的欧洲开设了一项昂贵的课程，但我们从来都不担心生源。报名人数总是超过我们的招生能力。”

　　他表示，Insead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独立于大学体系之外。“它使我们像一家企业，缩短了与企业之间的距离。”Insead现任院长弗兰克•布朗赞同上述观点。“如果Insead隶属于一所大学，它是否能够自由地去做它所做过的那些事情呢?”他问道。“对此我表示怀疑。”

　　曾在Insead执教23年的剑桥大学佳奇管理学院院长阿尔努•德•梅耶尔表示，商学院的独立性并不总是件好事。他表示，在大学内部运作，可以让商学院与各系互动起来。

　　“就此而言，(独立性)是一种真正的劣势。Insead试图通过与商界和校友加强联系，来克服这一劣势。校友们非常积极——Insead拥有相当出色的校友。”但德•梅耶尔教授也承认，Insead的实力正是来自于这种独立性。他表示，该校的运作类似于一家企业，它愿意冒险，也做好了如果出问题就收手止损的准备。“校内有一种渴望实验、愿意尝试新事物的氛围……如果你有一个想法，你总是可以去实践。没有人会说，‘这不是一家学术性机构该做的事情。”

　　与Insead在研究与交换方面建立了合作关系的宾西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院长汤姆•罗伯逊表示，Insead的独立性意味着它必须具备企业家精神和创造性，它也因此吸引到了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教师。此外，10年前在新加坡创建分校之举，“非常、非常勇敢”。

　　Insead并不打算止步于此。该校在阿布扎比设有课程，还可能在那里建立第二所分校。布朗表示，在虚拟世界《第二人生》的开发过程中，Insead一直走在最前列。

　　如今，Insead的MBA学员可以学到任何东西——无论是复杂的金融工具、消费者营销还是企业家精神。而在1959年，课程范围还较为有限。该校曾经推出一门关于欧洲的课程：《制度、经济和社会层面的欧洲事务》，还曾把一项由电脑制造商IBM赞助的商业模拟游戏纳入课程。但当时的做法略有不同。在现场没有电脑的情况下，学校不得不把电脑打孔卡连夜运至巴黎，进行数据处理。

　　英国《金融时报》德拉•布拉德肖

　　我是MBA实习生

　　当我告别安逸的马萨诸塞州剑桥市郊和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前往加州渔业基金，简称CFF)这个未知世界时，我已准备好迎接几乎任何事情——大概除了我已经有过的经历。CFF与美国环保协会在旧金山金融区共处一室，是一家非营利、循环贷款基金，为试图改善自身渔业技术的可持续性的渔业社区发放贷款。我发现自己身边不仅到处是海洋生物学和气候科学领域的博士和其他专家，还有经济思想领袖和企业家。尽管还有其他10来个实习学生，但我是唯一的MBA实习生。

　　迄今为止，我发现自己应用到了MBA头一年学过的几乎每一门课程，例如系统动力学、数据建模和市场营销学。我想我所运用的技能比任何一名我认识的MBA实习生都要广博，就连那些最终进入管理咨询公司、科技初创企业和投行的人也不例外。

　　进入CFF没几天，我就已经对有关加州海岸底栖鱼渔业的基本政策形势、以及CFF试图凭借其创新的放贷结构去获得的市场力量有了深刻的了解。CFF有三重目标：增加保持经济鱼类资源及其自然栖息地的环境保护措施;振兴该地区沿岸渔业社区;帮助渔业相关企业，实现从开放式捕鱼到基于个别配额的管理体制的转变。

　　我受命解决的最初几项任务之一，就是衡量CFF的绩效及其任务影响力。在不清楚自己究竟欠缺哪些知识的情况下，我一头扎进了当前所有借款者的贷款文件堆中。我想知道关于我们正在帮助的企业的一切。这意味着要审查财务报表，重新核查申请每一笔贷款时提交的商业计划书，并建立一个简单的模型，以了解渔业内部在经济、环境和社会等方面各种有效的动态相互作用。

　　目前，我正与几家捕鱼公司合作，设法让一个新品牌东山再起。我花了无数时间打电话，与一些资深品牌经理交谈——他们所处行业与加州当地狂热的渔业相似——梳理出能够对我们的客户有所帮助的关键策略。我研究了当地渔业的现有市场，试图了解其客户究竟喜欢什么，以及到底什么能带给这些企业持续的竞争优势——如果我们能满足需求的话。

　　对于我而言，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我说服这些渔业公司信任我的胜算有多大，以及我要与他们分享的想法，值得他们花时间和精力将其付诸实施。多数渔民一生都漂泊在海上。他们已看到监管开始有所增强，由此将一些企业踢出局，20年间，他们的收入已缩水了差不多75%。但这一挑战也恰恰是我认为我们会成功的原因。CFF将与这些社区。通过为整个价值链投资，接着帮助这些渔业公司发展壮大，我们在逐步赢得他们的信任。

　　最近几个月，MBA的声誉有些受损，在我实习期间，我一直尽力消除这些荒诞的说法——对象不仅包括美国环保协会的同事，还有那些正考虑读一个MBA学位，但不确定商科学位是否会让他们如愿为世界产生积极影响的人。

　　过去几周，我周围都是那些献身于高于自我的问题的人，而我从未有格格不入之感，也从未觉得自己无所贡献。通过美国环保协会，我周围的科学家和经济学家以公共政策企业家的身份，为世界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我也贡献了一定力量。

　　非营利领域同样需要管理、领导力和具有商业头脑的行事方式。提供不同视角、组建并推动一个团队取得成功的能力，是任何组织都必需的技能，MBA学位也能够有助于教授和改进这些技能。乔恩•亨斯勒正在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攻读MBA，同时在哈佛肯尼迪学院攻读MPA(公共管理硕士)学位

　　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MBA学生乔恩•亨斯勒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