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劳动成本非长远之策

     中国制造产品之所以营销世界，竞争力强大，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充分利用了廉价的劳动力，以及与之相配套的一系列扶持政策。但富士康事件和接连爆发的工潮，的确凸显出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即过去这种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不可能长远维持，如今已到了改变的关键点上。事实上，投资、出口和消费被称为带动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若过于依赖出口，当中更依靠低劳动力成本作为竞争优势，显然并非长远之策。

     可以说，资源消耗、环境承载、土地资源制约，加上人口的重负，也使粗放型的发展模式无法持续。今年以来，广东、浙江、江苏等地又先后调整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幅度逾百分之十，在这种形势变化下，低端制造业受到淘汰，也是必然的趋势。换言之，产业的升级已经到了如箭在弦，不得不发的地步。

     从组织管理的角度看，有条不紊的推动，是成败关键的步骤。从相关的统计资料看，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其中消费需求一环最弱。事实上，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很大程度上在于外部需求的动力不断增加，使出口持续增长。然而，外部需求增长的动力，却又在很大程度上，建基于中国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上。一旦中国廉价劳动力竞争优势受到削弱，亦即劳动成本上升，势必影响出口，从而削弱外部需求增长的动力，进而限制了国内劳动力收入增长的空间。怎么办？的确是一个不容易处理的问题。

调整出口生产结构不容延宕

     从解决这个难题入手，我们可以考虑，目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应以提升出口产品的结构作为改革起点和基础。道理很清楚，当出口的生产结构得以提升，整体出口产业的附加值也可以增加，提升行业的经济效益，从而使劳动力的收入水平有所增加也得到确保，此举既可维持内部的消费动力，亦可保持出口企业的整体竞争力。因此可以说，产业的升级和技术创新，是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的关键。

     哈佛大学约翰‧肯尼迪政治学院教授谢勒(F. M.Scherer)曾担任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首席经济学家，长期从事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他曾利用大量的数据，得出一个很重要的结论：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最关键动力。据他的分析，无论是跨行业，还是在同一企业内，单位劳动时间的产出量的增长率，即生产力增长，跟花在研究和开发上资金的密集度密切相关。 反过来看，缺乏创新，生产力增长将无以为继（参见F.M. Scherer, New Perspectives on Economic Growth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一书的论述）。事实上，要诱发创新，企业追求生产力和利润增长，是一股重要的力量。

     上月底，中国政府公布了《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的通知》，其中一项重点，是「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意见》要求，进一步消除制约民间投资的制度性障碍，支持民间资本投向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社会事业、金融服务等领域，有效激发市场投资活力。

须大力释放民间投资活力

     很明显，刺激民间资金和私人企业的投资活力，也是筑构企业技术创新的基础。因此，在目前的发展形势下，第一、提升出口产品的生产结构，作为改革经济增长结构的起点和基础，是当务优先之举，理由在上文已扼要讲述；第二、加强民间投资的活力，让企业家有发挥创新思维的空间，也是十分重要的政策。可以说，把出口产品的生产结构升级，并且激活民间和企业的投资活力，是中国优化经济增长结构的必由之路。

     要优化出口结构，激发产业成功升级的关键，显然在于人力资源。换言之，如何把人力资源从「廉价」低端技术性质，提升其「附加值」，亦即由「量」向「质」的范式转移，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从富士康到本田事件，所显露最重要的讯息是，三十年改革所取得成效的模式，如今随着发展变化而无法再行之有效，永续不衰。若不从生产结构和增长范式的长远角度考虑，及早部署和应变，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便会面对「断链」的危机。

     当代经济增长的理论，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认识到有形资本并不是生产中所使用的唯一资本，而人力资本在推动经济增长所发挥的力量，日益重要。只要看美国微软、谷歌等企业所缔造的产值，就不难理解，人力资源在新经济中的作用和贡献。据谢勒对美国的研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美国经济增长速度缓慢，九十年代初更出现倒退现象，主要原因，是研究和开发的能力有所削弱，当中研发费用相对国民生产总值，呈现下降。按谢勒统计，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七零年，平均增长速度是百分之六点三；七零年代是百分之三点七五；八十年代是百分之五点二七；九十年代前六年为百分之三点六四。但无论如何，创新激发需求，推动增长，而人力资源则是创新的泉源，已是「不争」的结论。

人力资本是增长动力泉源

     在此，我们不妨看一看中国在人力资源投入方面的情况。6月6日中国政府公布《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个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指出，二零一二年，财政性教育经费会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百分之四。此外，纲要更具体提出：人才资源总量从现在的1.14亿人，增加到二零二零的1.8亿人，增长58%，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照目前中国大学毕业人口约一亿人计，未来十年，以每年毕业生700万计算，到二零二零年达到1.8亿人的目标，并不困难。但问题是「量」与「质」并不等同，这一点必须注意。根据纲要，到2020年，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总量要达到约4万人；在装备制造、信息、生物技术、航空航天、海洋、能源资源等领域，培养开发急需紧缺专门人才500多万人；在教育、政法、宣传思想文化、医药卫生、防灾减灾等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培养开发急需紧缺专门人才800多万人。可以说这份网要无疑为未来二十年的人才培训，定出了一个蓝图。

激发技术创新无人才不行

     然而，人才和创新，是一个全面和多层次的培育过程，而两者的相互因果关系，并非简单的数量问题。据国内智囊机构「长策智库」的一份《走向有管理的竞争──中国新教育体制改革论纲》引述OCED国家的统计，二零零零至二零零七年公共教育经费用于中小学的比例，在66.0%至69.1%之间。中国约在62.3%至64.4%之间，低于OCED国家的水平。至于公共教育经费用于高等教育的比例，OCED国家一般为23.1%至64.4%之间。中国的比重则为19.9%至22.8%之间，虽然稍为低于OCED国家，但相比投放到中小学的比例，差异还是不很大，反映中国政府相对重视高等教育。但反过来看，中国在非高等教育的基础教育投放，显然有不足的地方，这一点显然有需要改善之处，因为教育本身是一个「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过程，人才的来源，是从基干开始，若基本中小教育投放不足，人才的来源便受到一定的局限。

     可以说，由富士康及本田车厂罢工所引发的工人加薪浪潮，不仅发出了中国劳动成本上升势头的强烈信号，更重要一点，是突出了调整经济增长结构和人力资源结构的迫切性。过去三十年，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依靠廉价劳动力的出口竞争优势，取得了经济起飞的基础；在基础建设和城镇化的投入中，也可确保了经济高速增长，但面对未来的发展，在国际竞争和国际保护主义的阴霾下，加上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逐渐消失，若无法把产业升级，优化人力资源，积累持续技术创新的基础和活力，中国未来靠什么去驱动经济增长？刺激消费强化内需，但如果无法维持就业和劳动力收入增长，刺激内需最终会化为幻影。

     因此，当务之急，是把出口产业升级，提高出口品的附加值，一则确保整体的出口竞争力，与此同时也可以确保相关产业劳动力的收入增长，使刺激内需不致成为「空中楼阁」，无法营建基础。另一方面，透过优化人力资源结构，孕育经济发展的创新能力，双管齐下，以「两条腿走路」，才能及时并到位调整好投资、出口和消费的增长「三头马车」。事实上，社会和经济的进步，同样是「不进则退」。如今时间紧逼，优化增长和人力资源结构，其实已是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