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那些渴望成功的人而言，妒忌是一种有益的动力吗？我不这么认为。在我看来，妒忌是一种消极有害的情绪，常见于那些心胸狭隘、视经济活动为一种零和博弈的人。我所遇到的企业家中，极少有人觊觎他人的财富：他们希望建立自己的公司，自力更生，且比竞争对手做得更出色。

　　政客们常常会迎合选民的妒忌倾向。萧伯纳曾说过：“拆东墙补西墙的政府总能指望得到受补那方的支持。”本质上，社会主义（现在被称为“进步的”政治信仰）是鼓励妒忌的，它关于平等和平均主义的论点是伪知性的。正如罗尔斯？罗伊斯首席执行官约翰？罗斯爵士 4月19日为本报撰稿时所形容的：再分配计划的倡导者们如此痴迷于如何切分蛋糕，以至于忘了去“做大”蛋糕，这对任何人都没好处。

　　悲观、左翼的世界观认为，地球上的资源正迅速萎缩，精英阶层应降低生活水准，从而与我们大家一起受穷。因此，英国自由民主党提出的、解决失业问题和财政赤字的方案，是将英国的资本利得税率提高至50%这一全球最高水平。在几乎所有国家，资本利得税率都只是这一数字的一半，甚至更低——在新加坡、香港、巴西、俄罗斯和印度等发展迅速的经济体，这一税率仅为15%，或者是零。但该党财政事务发言人文斯？凯布尔——此人自诩为金融和商业专家，尽管他实际上从未给人发过薪水——预计，企业家将承担此举的全部风险，而政府则会获得一半的回报。他们这样做会一举扼杀创业精神，还会向那些财富创造者们传递一个明确的信号：别来这儿投资。

　　把英国的资本利得税率提高几乎两倍，真可谓蠢到家了。这很可能不会为政府增加任何额外收入，反而会将人才和资金赶到别处去。研究显示，近几十年来，私营部门创造的工作岗位，大都来自那些成立不足五年的公司。明智的经济体会爱护这些初创企业，而不是让它们背负重担。为了实现梦想，新公司的创始人们是做出了巨大牺牲的。

　　最近，我遇到了一家充满活力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无疑历经过一番艰苦奋斗。五年前，他卖了自己的公寓，创立了这家公司，并在办公室的沙发上睡了两年。现在，业务做起来了，他也再次有了新家。从零开始创建一家公司是件冒险的事儿，但西方国家若想创造出盈余来偿还债务、提供就业，是极需这种英雄气概的。

　　摆在西方人面前的问题很简单。近几十年来影响社会的最重大改变，可能当属参与全球经济的总人数从7亿增至30亿。中国、印度及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参与改变了一切。仅印度一国，每年就毕业35万名合格的工程师。这些跃跃欲试的年轻人，正与欧美21岁的年轻人争夺工作岗位、财富和商品。中国的平均工资不及英国的5%.这些新兴超级大国在教育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意味着，它们的生产力将快速赶上西方。

　　如果我们不诚心诚意鼓励企业家来英国创新和投资、寻找竞争优势、并提高生产力，那么英国将别无出路，只会一路衰落下去——这种衰落当然是相对的，但绝对衰落也不是没有可能。大政府以及“靠”、“要”之风会导致灾难。我们必须发展私营部门，它是创新和出口的引擎，也是解决失业问题的唯一出路。但如果我们选择一些鼓励妒忌、压制活力的外行担任政府要职，他们会让整个社会被经济停滞、投资不足、失业和绝望情绪主导。我们所需要的，决不是不满情绪和受害者情结——这些毛病正是某些政客的惯出来的。他们到底何时才能明白这一点？（译者/陈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