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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业发展的某一阶段，更强调市场的作用也可能跟柳传志在中科院时的所见所感有关，柳回忆那时的中科院：“我所在的中国科学院是中国科学界的最高学府，我们的工作是什么呢？做计算机。做计算机干什么用呢？以前从警用在中国的原子弹、导弹等方面，后来主要就是为了标志中国的一个水平，说明美国做到什么程度，苏联做到什么程度，中国做到什么程度，但是做完之后没有任何用处，不把它变成产品，进行批量生产销售出去，做好了机器就放在一边，接着再做第二台，技术人员写论文，提职称，然后涨上很少的几块钱。这些也许一般人觉得顺理成章，但是我却觉得很烦恼，觉得这实际上对国家经济发展没有起到什么真正的帮助。从打倒四人帮之后，我连续参加过三台机器的设计，也获得过三次奖，但实际上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帮助。当年走出中科院下海，柳传志就是“希望通过办企业，去尝试“高科技产业化”这件事。”在联想历史上爆发的“贸工技”与“技工贸”之争中，柳最终确立“贸工技”的发展路线，除了出于行业特征的考虑，也跟在做公司之前的经历有关。
成就伟大公司的理想和“不做改革牺牲品”的现实考虑之间的矛盾，使得柳传志在联想发展的各个方面都选择了“拐大弯”。
所以谈到联想的生存之道，柳传志认为最核心的指导思想有两条：一是有坚定的信念。我相信中国的改革能成功，我要办一个长远的企业。我决不为自己和企业谋取短期利益而损害根本利益。总之我要跑长跑，而不是跑短跑。第二是不在改革中犯错误，或者说不做改革的牺牲品。既然我改造不了大环境，我就试图创造企业生存的小环境，如果小环境也创造不了，我就耐心等待，而不犯冒进的错误。
这也体现出一种“谦卑的自信”，当自己不如竞争对手的时候，他能够放低身段向对手学习，在联想的成长史中，不乏这样的阶段，如通过做代理，学习惠普的企业管理和分销模式，在收购IBM电脑业务之后，先让国外经理人做CEO学习其管理全球市场的经验。而在条件成熟之后，也要勇于担当，即使面对巨大压力也能勇往直前，所以才有在国外电脑公司大兵压境之时，敢于“扛起民族电脑产业的大旗”，以及在金融危机之下成功突围。
“初看傲来峰削壁干仞，以为上与天通；及至翻到做来峰顶，才见扇子崖更在做来峰上；及至翻到扇子崖，又见南天门更在扇子崖上。愈翻愈险，愈险愈奇”高明的企业管理也会展现出一种沁人心脾的艺术感染力，80年代的创业者中，现在能够生存下来的已属罕见，但柳传志从创业者到企业家再到投资家，“不疾而速”，一个个的大弯，却一步步的升级，每每在外界认为“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时，反而呈现出更加宏大的格局。
所以也就在外界认为联想的主营电脑业务将随着个人电脑的衰落而衰落的时候，柳传志反而认为联想终于等到了在“技术上上位”的变局，联想认为，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新市场的出现，将彻底颠覆英特尔和微软在行业内的统治地位，联想有机会在新的格局中占据更加有利的地位，所以在通过架构调整初步稳定了在电脑行业的竞争态势之后，具有进攻性的“移动互联网”战略随之而出，并在短时间内率先在电脑厂商中推出基于移动互联网的系列产品。
在联想控股内的孵化器投资部，更是以“创业培训+天使投资”的方式，帮助科技创业企业成长发展，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探索一条高科技企业成长的道路，未来5年，该部门将有4亿元的天使投资基金，挖掘具有原创性、基础性的技术成果，培植初创公司的技术创新能力，这既体现了柳传志产业报国的胸怀，也彰显了联想控股回馈社会的拳拳之心。
在联想控股网站的首页上，只是简洁和醒目的显示着联想的愿景，“以产业报国为己任，致力于成为一家值得信赖并受人尊重，在多个行业拥有领先企业，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影响力的国际化投资控股公司”吉姆·柯林斯在《基业长青》中通过大量案例分析认为：卓越的公司要同时具有保存核心和刺激进步的机制，一个公司能不能成就卓越，不在于成立之初目标有多大，而在于是否能够基于核心的理念持续的积累，日积月累推动公司的不断进步。对于一个有着崇高信念的公司，“拐大弯”是为了更好的适应环境，等待机会，“藏器于身，待时而动”，而不会在曲折中迷失和消沉。
66岁的柳传志或许需要推迟做一个“快乐的退休老头“的时间，在新的行业变局、有利的外部环境和更大的资源平台上，运筹在实业与投资界，他更能实现其建立一家”伟大公司‘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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