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重组成为今年国资改革的核心关键词，从中央企业压缩至80—100家数量的大限将至、“中投二号”已经获得高层批准，到央企剥离作为非主业的酒店业务，还是央企对于非主业资产的管理举措出台、推行经济增加值（EVA）的考核，等等，都显示了国企重组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甚至有些人把今年称之为“国企重组年”。在这些政策导向下，国企尤其是央企到底应该如何应对，重要的举措在哪里？基于这样的背景，我国的国企改革发展方向又是如何？以及由此影射出的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环境会发生如何的变化？毫无疑问，对于这些问题的有效思考和理性应对，将有助于把握我国企业发展的生态环境。
近一年多来，伴随着全球金融危机，我国经济界面临了一个至今没有答案，也不会有答案的争论，那就是“国进民退”的问题。实际上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论，本身已经说明了，我国的市场经济依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建立，我国的国资管理体系依然还需要不断地转型和完善。从这个角度思考，没有答案实际上已经隐含了答案。
随着我国经济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实现“V”型反转，被搁置了一段时间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转型、发展低碳经济等问题，又显得如此重要和急迫。这些也必将对我国企业发展的路径和方向产生深远的影响。
我国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面临同样的新环境和新要求，不可忽视的是，都还面临着一些发展的新制约，这种制约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政策导向的偏差上。从深层次看，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具有明显的“策划”特征和“断层”特征，其发展路径带有相当大的“阶段性”特征，当现代产权制度建设、国退民进是否取得成效，还来不及及时总结的时候，整体上市、国企重组已经拉开大幕，每次的政策导向似乎都是“意义深远”的。“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由此，民企的发展格局也在被波及的范围之内，当人们还在为“非公36条”的出台而欣喜的时候，民企发展遭遇的“玻璃门”、“弹簧门”现象依然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