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去年此时，因为金融风暴造成许多工厂裁员或关厂，大批民工被迫下岗，不可同日而语。我们很难说，中国的制造业回来了，这更像是跟着经济波动而做的调整，只能说中国的制造业更加融入全球产业链，变化的节奏更接近。工人的工作机会不再由政府或工厂老板所能计划，而是由世界各地的消费者需求来决定。

　　经济学虽是在消费者理性选择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学科，但也有例外，在某些情况下会出现消费者的集体乐观或集体悲观，导致极端结果，也就是供给的过剩或不足。特别是针对所谓的大宗标准产品，英文叫commodity，比如黄豆或石油，因为同类产品之间没有差异，彼此替代性高，有可能因为供给比需求多出1%或不足1%，造成市场价格井喷或崩盘。

　　劳动力，特别是基层劳动力，也是一种大宗标准产品。工人和工人之间彼此替代性高，甚至工厂和工厂之间也存在高替代性，都会加大受需求波动的影响幅度。

　　这种来来回回的调整，还会有好几次，时而缺工时而裁员，而且人数动辄以百万甚至以千万为单位。这是中国做为世界工厂所要承担的成本。除非全世界能找到另一个替代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或者中国庞大农村人力中的大多数都参与过工业生产，但这两个条件在近年内都不会成立。

　　大批离乡背井，在生产线上埋首工作的民工大军们，是支撑中国出口最坚实的力量，也是他们各自家里最重要的经济来源。情形好时，这是稳定中国社会和发展经济的基本要素；一旦情形反转，出口衰退，工人下岗，许多家庭失去经济支柱，社会稳定力量动摇，经济问题就会变成社会问题。

　　随着全世界对中国制造的依赖加深，出口仍将是中国最主要的经济增长路径。它代表着更多中国家庭的成年劳动力要投入到工业生产中去，也代表着其未来要受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冲击程度更大。理论上，会存在一个临界点，也就是中国社会能承受最大冲击的极限，就像弹簧拉到一定长度后，再拉长就回不来了。

　　去年的不景气，后来是通过政府扩大支出推动公共建设，以及各地房地产业的发展，吸纳一部分民工，缓解了失业潮带来的伤害。但下一次经济循环再次来到谷底时，还能这么做吗？

　　每一次失业潮之后，都会有一波缺工潮；同样地，每一次缺工潮过后一段时间，都会有失业潮。这是经济的必然定律。我们该关注的，是“未算胜，先算败”，了解我们能承受的负面冲击界限在哪里，如此才能对正在发生的正面信号理性地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