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强有力的财政刺激政策支持下，中国经济在表面上并没有受到华尔街金融震荡的整体性波及。但中国经济所暴露出来的则多是体制本源性的冲突：不同所有制之间、社会财富差异化所形成的不同阶层之间，以及对改革开放三十年路线的继承与发展，都呈现出某种不得不从长计议的紧迫性。

　　与此同时，在其外部所展现的大国经济形象，同样也使得中国需要对自身进行新一轮全球战略的基本定位，包括如何面对自身的局限、面对世界寻找自己的位置、面对发展而确定新的思想和行为指南等等。

　　从４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连带２０万亿左右的银行配套资金的共同联动发力，对产能过剩所形成次级投资后果估计不足等等，都暴露出对产业投资规划能力的欠缺。而在以投资驱动作为经济增长重要手段的中国，政府的所有部门设置，几乎没有产业投资规划功能。造成这一不可或缺空白或遗漏的，则是经济界对自由市场经济的集体误读，因为一提到产业二字，马上就会归结为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而孰不知美国、欧洲或者日本等市场经济体，均具有以产业安全为核心的运筹规划部门。

　　因此，如果是一个国家整体投资计划的实施，缺乏产业投资规划机制的预设，则会将所有风险进行主体集中而无以合理分散。

　　在对华尔街金融震荡前因后果几无恰当评估后，形成惯性思维即是货币扩张政策，且不论中国与美国完全二致：美国过度消费政策使国家、或是民间，均呈现投资饥渴；中国却恰恰相反，资本市场局部的流动性过剩，是制度异化的必然，但掩盖了一个基本的事实，中国的投资潜力一直不能理性释放，民间资本及不同主体之间的财富分布不均衡，才是真正需要解决的疑点。

　　换言之，中国患在民间财富不均匀，而不是缺乏投资能力。只要社会共同资本集合机制得不到创新，这一现实困境就会长期困扰中国的经济社会环境。

　　作为支持经济增长的“中国模式”并不神秘，而且还充满争议,一些主流声音认为并不存在“中国模式”。如果存在，简而言之即为政策驱动型市场化改革策略，由此为核心形成贯穿一切的推动路线。中国的发展现实，即得益于这一模式，同样也受制于此。

　　中国进入蜕变环节最明显的当属于对西方市场经济体制的现实反思。当然，反思不是拒绝，而是逼迫对其进行有选择的甄别和创新。从三十年改革开放历程中对西方社会、对市场经济理论的膜拜，变为开始认识到所谓的市场经济制度，也可能是一块遮羞布，在其背后，则是赤裸裸的极权控制与反控制。华尔街金融危机为自由经济带来了无上的荣光，同样也将所有对现代经济理论理性假设条件的迷信思想埋葬。自由思想产生权威，同样也会消灭权威。

　　而在未来的一定阶段，中国将为可能性的银行坏账，以及必然性的资产泡沫，包括不可回避的通货膨胀等进行技术性的消化。

　　与此同时，中国的低碳经济形态，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中国承诺的别义，则是中国被监督。在世界没有整体步入明朗的运行轨道之前，贸易保护主义依然是所有国家产业安全的博弈主题。“被监督”的中国，被挑毛病的困扰只能加大而不会减少。

　　中国正在从所谓的“中国模式”中突围。然后，重新选择入围世界经济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