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通货膨胀的生成机制具有特殊性
通货膨胀作为一个货币问题，源于货币扩张。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中，通货膨胀的生成可能源于中央银行对货币发行权的滥用，向市场注入了过多的流动性，也可能源于商业银行扩大信贷供给，在货币乘数的放大效应下，导致了货币扩张。但是，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中，通货膨胀的生成不仅仅导源于以上两个原因，外部因素推动也是一个重要导因。笔者认为，在经济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新兴加转轨的国情决定了中国通货膨胀的生成机制既复杂又特殊，通货膨胀实质上是经济金融乃至社会运行中一系列深层次矛盾的产物。从中国的现实情况看，通货膨胀的生成机制主要由制度性因素、结构性因素和开放性因素三部分构成。
从制度层面讲，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至今没有得到根本转变，建立于高投资、高能耗、高污染基础上的、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的GDP的高速增长，扩大了对投资品的需求，引致了原材料、能源价格的不断上升。与此同时，政府相关部门固守本位主义，坚持所谓的政策“独立性”，有关政策的出台缺乏部门之间的协商机制，致使有关调控政策从部门角度看是理性的，但最后导致了整体的非理性。此外，对于粮食、食品价格和石油、能源价格长期奉行低价政策，不仅导致了人民币的高估，增大了外在的升值压力，而且使经济和社会运行中的诸多矛盾得以长期积累，导致许多问题积重难返。
从结构层面讲，结构调整是中国宏观经济长期保持可持续稳健发展的核心问题，近些年政府一直倡导并致力于这项工作，但是实际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传统的产业、产品依然是支撑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高科技产业、新兴产业和创新产品一直增长缓慢。在社会资源的配置中，传统产业和传统产品不仅对新兴产业和创新产品产生了挤出效应，而且推动了社会资源价格的上升。尤其是，由于传统产业和传统产品的回报率较低，导致了金融资源流入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导致了资产价格的持续上涨，助推了通货膨胀愈演愈烈。
从对外开放层面讲，现在中国的经济金融对外开放程度已经非常之高，对外经济依存度高达70%。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尤其是中国对石油、铁矿石等能源和资源类商品的国际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中国在从国际市场输入这些商品的同时，也输入了通货膨胀。目前看来，尽管世界在中期可能继续处于通货紧缩状态，但石油价格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对不同国家会产生的不对称性冲击。目前以及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将继续出现二元特征，中国的重化工化和城市化进程也会进一步加快，这就决定中国对国际商品价格波动具有较高的敏感性。从本质上讲，中国的通货膨胀压力是全球化背景下大国经济开放、过度依赖外部资源所产生输入型的。斯蒂格利茨认为，目前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绝大部分是输入型的。这种输入型的通货膨胀不仅使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丧失了相同的假设前提，也使各国的实践丧失了可比性。
以上分析表明，尽管我国的通货膨胀压力具有货币主义的通货膨胀表征，但其性质上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它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货币现象，更多意义上是一个由制度、结构和国与国之间汇率博弈乃至政治博弈形成的复杂经济现象。
三、未来通胀趋势的演进与治理取向
2008年底以来，银行信贷的大幅扩张，带动广义货币供应高于名义GDP增长达20多个百分点，创新中国历史之最。异常宽松的货币条件，加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扬，中国已经积聚了沉重的通胀压力。笔者看来，2010年以后中国将面临通货膨胀迅速攀升的危险。而且，这种攀升可能呈现戏剧性，就像2008年CPI在8月以后迅速高台跳水一样，在未来某一时点迅速反转，急剧拉升。
第一，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短期内不会改变，它将进一步积累通胀压力。2009年上马的大量政府项目期限为3~5年，2010年这些不可能停下来，因此，2010年银行贷款仍将保持较高的增速。第二，政府的调控政策会滞后于市场的变化。第三，原油价格和大宗初级产品价格有可能继续上涨，这会加剧我国通货膨胀压力。第四，美元贬值也是通胀压力的一个主要因素。
从历史维度看，在对付和治理通胀方面，我国政府已经积累了几十年的经验。央行懂得如何去控制通胀，许多政府部门懂得如何去达到政策目标，且成绩不俗。不过，整体上看，我国政府部门包括央行更多喜欢运用行政手段。而且相对于经济手段，行政手段似乎更奏效。由此，就未来的通货膨胀治理而言，在美国采取紧缩货币政策之前，中国不太可能贸然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因为中国的宏观政策选择受制于汇率和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如果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那么，有相当一部分已经开工的政府项目会成为“半拉子”工程，导致银行不良资产的急剧攀升。因此，中国治理通胀将以行政措施为主，比如对一些大幅升价的行业进行补贴。
但是，通过行政手段来治理通胀的代价也是比较大的，它不利于校正扭曲的价格体系，只能暂时掩盖矛盾，导致问题越积越多。而且，在全球化的今天，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是问题的关键。而对于输入型的通货膨胀，行政手段的作用不是太大。我们可以稳定猪肉的供给，但猪饲料与猪肉的比价在1：6左右，玉米、豆粕等饲料价格是国际定价，如果这些价格上涨，又如何控制猪肉的价格？
笔者认为，有效控制和治理通胀压力，一方面应采取行政手段，另一方面更要注重运用经济手段。近期的政策选择包括：一是要保持人民币升值，人民币汇率要与美元汇率脱钩；二是要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扩大国内需求；三是有效平衡经济结构，从出口和投资转向公共和私人消费；四是保持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有效吸纳超额货币，防止超额货币对商品市场的直接冲击。
（葛兆强 作者系金融学博士，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招商银行战略发展部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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