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诺（Renzo Piano）出生于意大利热那亚的一个建筑世家，后来以一种温和的叛逆方式离开家乡，前往佛罗伦萨和米兰学习建筑。1971年，他与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 Rogers）在伦敦创办了一家事务所，不久后便赢得了一项极具声望的委托：设计巴黎的蓬皮杜中心。1981年，皮亚诺创立了自己的建筑事务所，在随后几十年里，该事务所完成了大阪关西国际机场、伦敦的碎片大厦，以及纽约惠特尼博物馆等多个著名项目。如今他已年近九旬，仍在全职工作。

HBR：激发你参加蓬皮杜竞赛的灵感是什么？

皮亚诺：我们那时都很年轻，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住在伦敦——那是一个充满自由与反叛精神的神奇时代。我们感觉自己就像披头士乐队。带着这种精神，我们想为博堡，也就是蓬皮杜中心，打造这样一个项目：文化应该是社会的一部分，我们想建造一台“城市机器”，把图书馆、博物馆、音乐厅和电影院都融合在一起。
    面向所有人开放，他们收到了681份参赛作品，我们能赢完全是意料之外。我们本来没想着要赢，参赛时完全是随心所欲，有点疯狂，也有点极端，比如我们的设计是唯一一个没有完全使用全部空间的方案。我是意大利人，理查德是在意大利出生，所以我们想要一个广场。竞赛简介里没有这个要求，这是我们自己的愿景。

HBR：怎样可以让创作过程随着时间而演变？

皮亚诺：长存的秘诀在于团队。我的事务所现在大约有120人，其中一些人已经和我共事了几十年。这点很重要，因为长期合作形成的默契与连贯性会让彼此的相处变得十分轻松。有时候我们甚至无需语言，一个眼神就能明白对方的意思。但工作室里也充满了年轻人，这样我们就能培养新人才。
    在年龄、经验和能力上形成了良好的梯队，规模不会太大，因为我还是希望能认识每一个人。所有人就像在打乒乓球：围在桌旁的人有很多，但球只有一个，而且绝不能落地。这是不同学科间的持续对话，从声学设计到可持续发展理念，无所不包。你提出一个想法，其他人会接着补充完善。

HBR：你是亲力亲为的管理者，还是善于委派任务的领导者？

皮亚诺：我事事都要亲力亲为，着手参与每件事情。我早上九点开始工作，在办公室里转来转去、忙前忙后。有人提问，我就回答，再往前走几步，就又有人问我问题。这不是因为我很傲慢或者强势，而是因为这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乐趣所在。现在是下午六点，我今天大概已经跟进了六七个项目。同时，保持距离也很重要，这就像拼马赛克：你需要靠近墙面，才能保证每个小部件都摆放正确，但每隔十分钟，你就要站到三五米远的地方，才能看清整体画面。

HBR：在世界各地工作过后，你对跨文化沟通有什么心得？

皮亚诺：你不能像游客一样工作。在柏林，你必须成为柏林人，在纽约就成为纽约客，在东京就成为日本人。你需要捕捉到一个地方的灵魂，用拉丁语说就是有“场所精神”（genius loci）。既要保持自我，保留自己的学识、个性、诚实和审美，也要入乡随俗。

HBR：你有没有想过退休？

皮亚诺：不不不，没有。到了我这个年纪精力就没那么充沛了，所以更要好好利用它。但是退休？没这回事。我想在建筑工地直到生命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