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组织的首领，被人们称为慷慨可能是好的。可是，如果慷慨在作法上使你不能获得赞誉，它就损害了你;因为如果你有道德地并且正当地慷慨行事而不见知于人，你就逃避不了与此相反的恶名。所以，一个人如果希望在人们当中保有慷慨之名，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豪侈的性质，以致一个君主常常在这一类事情上把自己的财力消耗尽了。到了最后，如果他们想保持住慷慨的名声，他就必然非同寻常地加重人民的负担，横征暴敛，只要能够获得金钱，一切事情都做得出来。这就使得他的臣民开始仇恨他，而且当他变得拮据的时候，任何人都不会敬重他。结果是，因为他这样的慷慨损害了许多人，而受惠者只是很少的人;如此看来首领反而是第一个遭遇困难的人，不论发生什么危险，他都将先受其害。而等到他认识到这一切想要罢手的时候，他也必将立即获得吝啬的恶名。

　　因此，首领在一般情况下，最好不要运用这种慷慨的德性扬名于世。如果领导是英明的话，对于吝啬之名就不应该有所介意。因为当人们看见由于节约的缘故，他的收入丰盈，能够防御任何发动战争的敌人，能够建功立业而不加重人民的负担;在这样的和平时期，人们将会认为这位首领是非常慷慨的。这样一来，他对于一切人说来就是慷慨的，因为他没有增加人民的负担，而国民的人口数量又增加了很多。对于这样的君主，不满意的百姓是非常少的，而反对他的人则更少。

　　所以，为了不去掠夺老百姓，为了能够保卫自己，为了不陷于穷困以至于为人们所轻蔑;为了不至变成勒索强夺之徒，君主对于招来吝啬之名，是不应该有所介意的，因为这是他能够持续统治和经营下去的恶德之一。如果有人说：“恺撒也曾由于慷慨而取得统治权，而且他被称赞为慷慨并且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答案是：现在你已经成为了一位首领，这种慷慨是绝对有害的;如果你正在争取首领的地位，此时被人们誉为慷慨是十分必要的，恺撒就是那些渴望取得罗马君权当中的一员。如果他在取得罗马君权之后，仍然不节约他的支出的话，他就会毁灭帝国。

　　一位君主如果带军队出征，依靠掳掠、勒索、敲诈和使用别人的财物，这个时候慷慨是必要的;否则士兵就不会追随他了。正如居鲁士、恺撒、亚历山大一样，对于既不是你自己的财产也不是你的老百姓的财产，你尽可以作为一个很阔绰的施主。因为你慷他人之慨淋漓痛快，不但无损于你的名声，倒是使你的声誉雀起。只有把你自己的财产挥霍了，才损害到你自己。世界上再没有一样东西比慷慨消耗得更厉害，当你慷慨而为的时候，你就失去了使用慷慨的能力;不是使自己贫穷以至被人轻视，就是因为要避免陷于贫穷而贪得无厌惹人憎恨。因此，一个首领要做到的头一件事就是，必须提防被人轻视和憎恨，而慷慨却会给你带来这二个不幸。而明智之士则宁愿承受吝啬之名，因为它虽然带来恶名但是不引起憎恨，追求慷慨之誉，则必然招致贪婪之名，而贪婪之名则使恶名与憎恨两者俱来。

　　关于人类，一般地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忘恩负义、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当你对他们有好处的时候，他们是整个属于你的。当你对他们的需要还很遥远的时候，他们表示愿意为你流血，奉献自己的财产、性命和自己的子女;可是到了这种需要即将来临的时候，他们就背弃你了。因此，君主如果完全信赖人们的说话而缺乏其他准备的话，他就要灭亡。用金钱而不是依靠伟大与崇高的精神取得的友谊，是买来的，但不是牢靠的。在需要的时刻，它是不能够倚靠的。而且人们冒犯一个自己爱戴的人比冒犯一个自己畏惧的人较少顾忌，因为爱戴是靠恩义这条纽带维系的;然而由于人性是恶劣的，在任何时候，只要对自己有利，人们便把这条纽带一刀两断了。

　　但是，首领使人们畏惧自己的时候，应当这样做：即使自己不能赢得人们的爱戴，也要避免自己为人们所憎恨;因为一个人被人畏惧同时又不为人们所憎恨，这是可以很好地结合起来的。只要首领对自己的公民和自己的属民的财产，对他们的妻女不染指，那就办得到了。而当他需要剥夺任何人的生命的时候，他必须有适当的辩解和明显的理由才这样做。但是头一件是，他务必不要碰他人的财产，因为人们忘记父亲之死比忘记遗产的丧失还来得快些。再说，夺取他人财产的口实是永远好找的;一个人一旦开始以掠夺为生，他就常常找到侵占他人财产的口实。但是，与此相反，夺取他人生命的理由却更加难找了，而且很快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