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19日，日产汽车公司董事长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在东京刚下公司专用飞机就被逮捕。日本政府指控他经济犯罪，包括在过去八年里挪用500万美元、隐瞒约8000万美元的额外薪酬等。

    戈恩于1999年赴任，让日产汽车免于破产。这次被捕，令人惊讶万分。他进入日产时有巴西、法国和黎巴嫩国籍，是个不被看好的外人，但却成为了日本最著名的企业领导者之一，被崇拜者昵称为“救急先生”，出现在漫画杂志上，还获得了明仁天皇颁发的奖章。被逮捕后，戈恩称对自己的指控“不道德且没有证据”，是公司内部敌对者的构陷。然而他并未出庭应讯，而是雇用了一位前特种兵帮助自己藏在乐器箱里乘私人飞机逃往黎巴嫩，至今仍在逃亡。

    一连串事件令人吃惊。谁能预料这种事呢？其实是有迹可循的。

    2014年和2016年，戈恩在凡尔赛宫为自己和妻子举办奢华的生日宴会，用的可能是公司的资金。他和自己的家族在东京、巴黎、里约热内卢、阿姆斯特丹、贝鲁特和纽约都拥有高档住宅，以及120英尺的私人游艇。他投资过酒庄和当代艺术。还有，他在日产的薪水已经是丰田同等职级的四倍，却仍然抱怨自己薪资太低。

    挥霍无度、关注个人收入、漠视公司开支政策等规定——这些行为都是董事会应当注意的警示信号。过去十年里，我与同事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寻找工作以外能够预示高管道德败坏倾向的行为。我们在研究中确定了两种特质——物质主义和违纪倾向——与可疑的交易活动、财务报告差错和过度冒险的倾向相关。我们还设计了新的方法，识别有这些行为的高管。

    考察CEO的个人生活，是一种独辟蹊径的防范方法。董事会、监管机构和投资者考虑限制不道德行为的方法，重点通常落在系统性的修正，如法律法规、资金充足的大型合规部门、加强监督、举报机制如热线电话等等。这种标准化的方法符合经济学理论，即把个人视为理性存在，会对奖励和规定做出大致相同的反应。

    我的研究则建议换一种策略：预设领导者的性格对其行为有重大影响，而且他们的私人行为会影响组织行为。如果是这样，那么董事会就应当在聘请CEO的时候格外注意候选人的品格，留意候选人是否表现出物质主义的迹象、是否有过轻视规定的记录。忽略这些迹象，聘请办公室外生活作风有问题的领导者，会让公司承担不必要的风险。

    本文先介绍本人的研究发展和具体结论，然后讨论对监管者的实际意义，并为董事会筛选高层管理人员提供参考。

审查个人行为

    这项研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年前。21世纪初公司丑闻频发，安然、世通和泰科等公司都受了影响，当时我还在读研究生。不久后，美国政府通过《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作为回应，加强监管机构和董事会对企业的监督。然而几年之后又爆出一连串丑闻——富国银行、Countrywide和其他公司。公司为内部管控投入资源，监管机构依赖新的法律加强监督，但双方似乎都没能消除不当行为。于是我开始疑惑：比起体系和管控，我们是否应该更加关注领导公司的人？

    随着这一系列事件的发展，学者开始更多地关注管理者个人对公司绩效的影响。2003年，玛丽安娜·伯特兰（Marianne Bertrand）和安托瓦妮特·舍布尔（Antoinette Schoar）发表了一篇意义重大的论文，提出高管的个人风格会影响关键决策和公司绩效，即使换了公司，个人风格仍会维持下去。之后这种观点逐渐兴起。其他研究者开始研究CEO冒险和自恋的行为，及其对决策和公司绩效的影响。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与罗伯特·戴维森（Robert Davidson）、阿比·史密斯（Abbie Smith）一起，探究让公司陷入丑闻的CEO的生活方式。我们想到，炫耀性的消费可能与不当行为有关。例如泰科CEO丹尼斯·科兹洛夫斯基（Dennis Kozlowski）为纽约的公寓购买6000美元的浴帘和1.5万美元的伞架，之后被控22项刑事罪名，被判入狱六年半。我和同事也开始考虑一个人遵守规定或违反规定的倾向性。经济学家雷伊·菲斯曼（Ray Fisman）和爱德华·米格尔（Edward Miguel）在2007年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在纽约收到停车违规罚单最多的联合国官员，多半来自腐败率最高的国家。我们怀疑，易出丑闻的高管可能同样容易出现轻微违法行为，如轻微违反交通法规。因此我们开始调查CEO群体中的违规和奢侈挥霍行为。

    违规。犯罪学家发现，无视一些小规则的人会微妙地传达出自己不相信自己该受限制的信息。在私人侦探的协助下，我们调查了各行各业一千多名美国高管的法律记录。我们发现，18%的CEO有过违法记录，从轻微的交通违法到酒驾、扰乱治安、毒品犯罪、鲁莽行为、家庭暴力和性侵等。

    我们先考察了C级领导者违规是否与公司的各种成果有关。首先是最直观的问题：CEO有犯罪记录的公司是否更可能出现欺诈？有犯罪记录的CEO（或CFO）个人是否更可能涉足欺诈？毫不意外，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我们对比了两组各方面都相似、区别只在是否出现过欺诈的公司，发现如果CEO有过违法行为，公司涉及欺诈的可能性会高出两倍，CEO个人被指为犯罪者的可能性高出七倍。而且与没有欺诈行为的公司相比，经历过欺诈的公司CEO轻微违法（比如违反交规）的几率也高得多。

    结果虽然有趣，但我们知道，欺诈不常发生。在更广泛的企业不当行为中是否也能观察到同样的规律？我们决定考察有过犯罪记录的高管是否也更可能进行有利可图的内幕交易——不一定违法，但异常的回报和完美的时机说明交易者可能不正当获利。我们发现，有前科（包括严重的指控和轻微的违反交规）的高管会凭借买卖公司股票获取更高的利益，而且罪行越严重的高管获利越多。

    之后我们调查了强力的公司治理机制（如在特定时段禁止交易的管制政策、对大型机构投资者开放审查、董事会独立性等）能否阻止这种交易行为。我们发现，这些机制的确抑制了违反过交规的高管，但对有过严重犯罪记录的高管影响不大。治理结构和正式的管控体系似乎无法牵制最糟糕的这部分人。对于希望约束内部投机交易、限制其他不良行为的董事会和监管者来说，这个消息令人沮丧。

    物质主义。我们同样关注崇尚物质的CEO。我们定义的物质主义者，不一定拥有很多财富或高级品，而是狂热追求财富和奢侈品，不顾他人的损失。

    识别CEO中的物质主义很有难度，因为大部分CEO都拥有大量资产。一种筛查方法是看有没有哪个人的资产远远超过周围其他同事。经过仔细分析，我们选择了三种可以获得相关数据的贪婪行为，作为物质主义的指标：拥有价值两倍于当地中位数的私人住宅；拥有价值超过7.5万美元（在研究当时是超高档车的价位）的车；拥有长度超过25英尺的船。我们的CEO样本中有58%符合其中一个或多个指标，可视为物质主义者，其余42%归为节俭者。

    我们首先找到了欺诈和CEO物质主义之间的联系。我们看到，个人消费过度的高管领导的公司，管控力度逐渐弱化。具体来讲，就是更多地使用股权激励（可能会鼓励管理者虚报绩效、误导资本市场），更多地任命物质主义的CFO，董事会的监督更宽松，内部管控更可能有漏洞。这些条件创造出了更容易发生欺诈性报告的环境——我们发现，这种环境下的欺诈（除CEO以外其他高管的欺诈行为）和非故意的报告误差都更多。

    接下来我们关注银行，银行的商业模式有助于评估冒险行为。在约300家银行样本中，我们发现，CEO崇尚物质的银行风险管理系统较为松垮，面临的重大负面影响威胁比节俭CEO领导的银行更多。此外我们发现，物质主义CEO还会造成企业文化变质，正是这种变质的企业文化在2007年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中让员工更加大胆地利用内幕交易的机会。不过与节俭CEO领导的公司相比，物质主义CEO的公司回报更高。

    我们在另一项研究中考察了高管的物质主义倾向如何影响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CSR）表现。我们发现，由物质主义领导者领导的公司，获得的CSR评级机构评分比节俭领导者的公司低（原因可能是慈善捐款少，或排放有害污染物质）。我们的发现与其他学术研究的结果一致：物质主义者表现得缺乏对他人福祉及环境的关切。

回应研究

    我跟高管、董事和投资者讨论起这项研究，他们的反应通常是吃惊。最初一些人疑惑研究者如何获得关于CEO犯罪前科和个人财产的信息。（我告诉他们，美国的私人侦探可以通过合法途径获取很多公开的相关信息。）

    对于董事会成员和其他参与高管继任决策的人，我们的研究通常会促使他们反思尽职调查是否充分。他们会对外部候选人做背景调查（有时包括调查犯罪记录），但很少调查寻求升任C级高管的内部候选人。如我交流的一位对象所说，“我们甚至看不到这种问题。我们不关注他们在工作以外做什么，也许应该关注。”

    其他了解我们研究的人说，这个结果与他们听到和读到的一些著名CEO的情况一致。例如史蒂夫·乔布斯藐视自己看不上的规定：他拒绝给车挂车牌，在苹果总部一直把车停在残疾人车位上。虽然乔布斯从未受到过不法公司行为的指控，但苹果公司曾被卷入他的股票期权回溯丑闻。另一个例子是血样检测公司Theranos创始人伊丽莎白·霍姆斯（Elizabeth Holmes），前不久被判公司欺诈投资者。检方在审讯中提出，保持奢华的生活方式是她的犯罪动机之一，据报道，她当时的居所价值1.35亿美元。

    监管机构对我们的研究很有兴趣。2016年，美国证监会聘请我任职一年，部分原因就是这项研究。证监会认为，投资者的损失程度通常与企业不当行为未被揭露的时间长度有关，因此及早发现欺诈行为也关系到证监会的利益。为此，证监会希望能更好地预测可能发生的欺诈，而非等待曝光。部分相应的措施要通过金融建模寻找财务报告与之前的诈骗案例有相似性的公司。将领导者在工作以外值得留意的行为作为新的预测指标虽然可行，但监管机构采取谨慎态度，因为担心隐私及其他道德上的问题。

    我们的研究仍在继续。2021年，我和两名同事发表了一篇论文，探讨为企业揭发者提供奖励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发现，与批评者的主张相反，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政府为揭发者提供奖励，的确有助于揭露诈骗行为，而不道德指控并没有明显的增加。在另一项研究中，我一直在寻找能更好地辨别物质主义CEO的新方法。值得思考的问题是，CEO个人的慈善捐助是否可以抵消奢侈品消费，慈善行为能否平衡物质主义？

    我希望将来随着研究进展，可以为这样的问题提供更加清晰的答案。目前我要声明一点：董事会不必因为CEO候选人收到过超速罚单或买了豪宅就不予录用。不过，董事应当留意这些警示信号，特别要注意最近出现或反复出现的违法行为。数据表明，这种风险很高，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