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有限，毕竟不是上课修学分，老师试图把这两个需求串起来讲一下，可以归结为“在元宇宙大潮下如何自处”的问题，希望能引发同学们的思考。

体验虽然虚幻，但胜过现实的悲惨

   1974年，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提出了一个他称之为“体验机”（experience machine）的思想实验。在《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一书中，诺齐克要求读者想象一下，我们有机会将自己插入一个“体验机”， 它可以在我们的大脑中模拟出我们所能想象的所有最佳体验。比如，如果你梦想成为小说家，这台机器会使你觉得你在过着伟大的小说家的生活；如果你相信亲密关系，那么在机器里，你将拥有最充实的亲密关系；或者你追求享受，那么，一个充满了物欲满足的奢侈人生，就在机器里等着你。
 
    诺齐克的思想实验前提很简单：假使你能被连接到这样一台“梦幻”机器上，让自身获得模拟的快乐体验——或是任何其他你想要的精神状态，因为体验机可以被编程——你会选择这台“体验机”而不是现实生活吗？
 
    我们现场调查一下，选择机器的同学请举手。（有30%的同学选择机器。有数位同学问：选择机器，是不是就不能选择现实？有一位同学问：进入机器以后，可以在不同的元宇宙中穿梭么？）
 
    诺齐克没有调查，只是想当然地认为，最终人们会选择真实的体验而不是机器生成的体验。他认为几乎所有人都会回答“不”，这是一个事实。他推断，如果进入机器意味着人们从此失去“与现实的接触”，那么人们就不会愿意与“体验机”及其所有愉快的感觉相连接。原因是，他相信人们想要做实实在在的事情，而不仅仅是有一个做事情的虚假体验。他还认为，人们仍然渴望一种比任何人造体验机所能提供的更强大的现实。
 
    诺齐克用这个思想实验作为反对享乐主义的论据。享乐主义是这样一种伦理观点，认为生活中的最高利益是寻求最大的快乐。诺齐克指出，“体验机”表明，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人们重视的不仅仅是快感。所以他得出的结论是：“我们通过设想一台体验机，然后意识到我们不会使用它，从而了解到，除了体验之外，还有一些东西对我们很重要。”

选择红色药丸，还是蓝色药丸？这其实也是“体验机”测试

很显然，诺齐克从未见过马克·扎克伯格。
 
    在Facebook时代，哲学教授问学生，他们是否愿意进入体验机——加上一些预警，比如他们不会知道自己在机器里，他们的亲人也不会因为他们的决定而受到不利影响——由此得到的结果与诺齐克的预期大不相同。大部分学生都立即毫无保留地赞成进入体验机中生活，所以哲学课往下该怎么教呢？
 
    我作为老师，对同学们很同情。我认为有一点是真的，那就是年轻人非常疲惫，甚至有点悲惨。很多回应其实不过是在说，“好吧，只要机器不会让任何人变得更糟，那么它似乎就比现实生活更好”。我认为这背后反映了一种愿望，即年轻人幻想不必处理现在正在处理的一切。
 
    当然不能由此推论，想进入机器的人就一定全盘接受享乐主义。更不一定意味着，他们不重视除了愉悦的体验以外的任何东西。这可能只是意味着，在目前生活的重压下，年轻人的身心是如此不堪一击，以至于排挤了其他价值。
 
    是的，诺齐克没经历过我们的时代，不知道我们有像微信或王者荣耀这样的“小小体验机”，早已经习惯于机器给我们带来的快感。然而这些东西和实际的体验机之间的巨大区别是，即使通过这些虚拟媒介，仍然有与真实的他人的真实关系发生，而不是纯粹地生活在体验机里。

体验与现实，Ken Laidlaw绘
 
    而这种区别可能会促使学生重新思考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有同学马上想到，虽然我想进入体验机，但我也想同现实保持接触。但是，体验机对我们产生一种永恒的召唤，是因为大家几乎都会这么想：“如果我的生活真的很悲惨，我仍然会选择进入机器”——也就是说，即使所有这些体验都是假的或者虚幻的，也总比过着悲惨的生活好。

机器像人，而人像机器

    一个有趣的事情是，技术改变我们的程度，可能超乎我们的想象：它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如何与人沟通或联系，而且是人们如何思考。它正在改变意识本身的结构。很多证据表明，随着我们与技术的不断接触，人类的思维正变得越来越像机器，越来越像计算。所以机器与人的影响是双向的。我们正在使技术更加栩栩如生，但同时技术也在使我们更加机器化。
 
    我们心理构成的这种变化，可能是为什么像元宇宙这样的东西，今天会流行起来：现在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机器的“思考”方式之间没有那么大的脱节，至少不像20世纪70年代那样大。也许这使得我们可能称之为“逃避现实”的前景，看起来并不是真正的逃避现实，反而像离开一个现实而进入另一个现实，并且只是一种使生活更美好的正常方式。如果虚拟现实看起来与普通现实没有区别，那么它可能让我们觉得是一种生活的改进。
 
    老师在课上一向讲，技术从来不中立。太多人在这一点上糊涂，比如相信技术中立的人提出的经典说法包括：“枪不杀人，是人杀人”，或者，“一把菜刀可以用来切菜，也可以用来砍人，关键看拿在谁手里”。枪支的确可能有许多不同的用途——比如把它用来做镇纸——但大多数人都知道这不是拥枪的原因。枪支是为特定的目的而开发的，人们一般是按照这一目的来使用它。所以，许多时候，技术不只是被我们使用，而是基于它们自己的内部逻辑来调节我们。有太多这样的例子。
 
    比如说，老师在课堂上注意到的，学生们注意力跨度的变化是惊人的。在中国的大学里，有学校要求老师利用平台建设自己的网络课程，但要做8分钟左右的微课，因为据说大学生的注意力不会超过10分钟。这到底是大学还是幼儿园呢？你一路辅导补习，拼爹累妈，从重点中小学一路搏进名牌大学，就是为了重进幼儿园吗？大学非他，乃是专门进行“注意力的训练”（education of attention）的场所也。

大学乃注意力训练场所

    其他变化还有很多，比如阅读风格：今天的人只浏览，而不是真正的阅读。又比如思考：我们越来越进入一种头脑的懒惰状态。抽象思考的能力确实是人类极其独特的东西。它需要一种不同的、非计算机化的方式来处理信息。但是，随着典型的人类认知方式的改变，这些都将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

愉悦的体验并非美好的生活

    但让我们姑且先不谈认知，回到幸福这个关键问题上。除了功利主义之外的很多道德体系，比如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学，都认为幸福是生活的目的。不过对幸福如何理解，就见仁见智了。如果现在的年轻人，相信进入虚拟现实并不是逃避现实，而“只是一种使生活更美好的正常方式”，那么，我们是否在谈论重新定义什么是“美好的生活”？
 
    客观地说，在元宇宙条件下，也不是完全的重新定义，因为那些愿意进入“体验机”的学生想确保，他们不只是一直在体验兴奋的感觉。他们认为需要有高潮和低谷，有成就和挑战。不同的是，只要他们“体验”到了，他们就不在乎这是否是真实的。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似乎接受了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一个方面，即幸福更像是人的自我繁育（human flourishing），需要的不仅仅是一直感到满足，而是真正努力工作，克服挑战，完成事情。我们需要感觉好像这些事情正在发生，不论在虚拟空间，还是现实空间。

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人可以像花一样繁育

    但是，重新定义在某种程度上也发生了，例如对亚里士多德来说，现实远比我们的感觉更重要。这就是为什么亚里士多德认为某人的生活甚至在其死后也会变糟，如果他们的孩子毁掉他们的名誉的话。对亚里士多德来说，生活如何发展是一件完全客观的事情，植根于真实的事件，而不仅仅是我们如何看待一件事情。而现在，看待事情变得重要起来。所以，眼下一代人的幸福感，和前人的幸福感，的确非常不一样了。
 
    但是，我们反对享乐主义，这是因为，如果愉悦的体验是使生活变得美好的全部因素，那么大多数人的生活看起来是绝对可怕的。这里我们看到所谓的“反生育主义”的兴起：繁衍后代，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实际上是严重的不道德。这其实植根于一种对美好生活的享乐主义描述--一个包含更多痛苦而非幸福的生活不值得活下去。它是一种“净的坏”。
 
    反生育主义者认为大多数生命都是这样的，也许他们是对的。如果我们只是计算实例的话，生活通常包括更多的不快乐而不是幸福。

反生育主义者的幸福语言有其局限（来源：卫报）

    所以，关于幸福的语言肯定有局限性，至少与年轻人交谈时是这样。对他们来说，“幸福”并不意味着任何其他东西，而只是一种快乐、轻松或满足的感觉。其实，幸福不仅仅是快乐。大家可能都看过《头脑特工队》，影片主创人员选择了“Joy”而不是“Happiness”作为唯一一种积极情绪的名字十分明智。归根结底，快乐只是幸福的要素之一，幸福可以与其他情绪混在一起，甚至包括悲伤。
 
    在生活中，经历“情绪多样化”或是正反两种情绪都丰富的人，其心理健康状况更佳。我比你们年长太多，与你们相比，我更有可能同时经历看上去十分矛盾的情绪，比如，在快乐中夹杂悲伤，因为意识到快乐总有结束的那一刻。年轻人则更容易沉迷于事物光鲜的表面，比如，年轻时，谁会注意宴会后的杯盘狼藉，戏散场的孤独寂寞？
 
    听上去有点悲凉，但年长者的这种情绪状态好不好呢？不一定坏，除了情绪的复杂度更高以外，年长的人由于知道失去的可能性，通常比年轻人更幸福，情绪上也更加稳定。
 
    还有一个关键，与其纠结于“幸福”这个词，不如让我来告诉你们，在享乐主义版本的幸福之外，真的还有价值观的存在。我们需要钦佩那些为了一些似乎与幸福完全无关的其他好处，而愿意把自己在享乐意义上的幸福放在一边的人。这些追求可能是真理，也可能是忠贞，或者其他类似的东西。这里我们就回到诺齐克的结论：除了体验之外，还有一些东西对我们关系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