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企业家最关心的话题，终于有人讲透了！

01    认清一个基本国情
      如何看待当前热议的“共同富裕”话题？
       首先需要回归到中央关于我国基本国情的判断和表述上，这非常重要。十九大有一句话几乎没有被大多数媒体、学界充分关注：“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这个论述来自十三大的政治报告，十九大报告予以重申。这是中国共产党对我国所处发展阶段的很清醒、很理性的认知。
       我认为，高层对于基本国情的认识是相当清醒的，对未来发展是充满信心的，但也很冷静、很理性，不然不会说“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这句话如果能被全社会、企业界和学术界广泛认知和重视，舆论场就不至于像今天这么撕裂。
       比如是不是像有些人说的，现在应该首在公平，次在效率？改革开放初期讲的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发展到后来是“效率与公平并重”，那么到了今天是不是可以把效率放在次要位置，把公平放在第一位？也就是把分蛋糕放在第一位，全体公民不再需要努力做大蛋糕了？
      贯穿于社会主义全过程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对应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劳动是社会主义阶段价值创造与分配的前提，更何况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期阶段”。
       发展中的中国依然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硬道理。这是我们当前的综合国力基础所限定的，也是我们的国家理想所决定的。从当下基础到未来理想的关键要素、根本前提就是要发展，要动员和激发全社会各种有生力量去创造更多、更高质量的国民财富和个人财富，我们才能够在初级阶段的基础上奠基未来“强起来”的国家理想。
      那么，谁是国家财富创造活动的直接的、主要的承担人群？毫无疑问是企业家，各种类型的企业家。从所有制来讲，有国有企业家、民营企业家，还有外资企业家；从规模来讲，大企业、中等企业、小企业；从门类来讲，制造业、服务业、金融业，当然也包括互联网行业等。
       这都是推动我国从初级阶段向未来的强国迈进的企业要素和企业家要素。这一点中央讲得非常清楚，“两个毫不动摇”讲了无数遍。为什么社会各界尤其是民营企业家还有那么多疑问呢？很显然，这涉及怎么看这两年来针对某些行业和某些企业的一些监管举措。
02  如何看对房地产行业的监管与调控？
      怎么看待今天对某些行业的政策调控与监管举措？比如互联网、教培、房地产、游戏、娱乐圈。如果认为加强对这些领域的监管与政策调整就是改革开放倒退了，甚至如个别自媒体文章渲染的中国开始清算资本家了，显然不够客观，缺乏对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对具体政策导向的实事求是的分析。
       当今的时代非常需要理性精神、理性的舆论氛围和理性反思。以房地产为例，过去几十年，房地产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对大多数人住宅条件的改善、对城乡建设的贡献是巨大的，是有目共睹的。但房地产业的过度扩张甚至无序扩张带来的问题也是严峻的，同样是有目共睹的。我们需要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向比我们先进的国家学习，拿来为我所用，助我发展。但西方国家的经济社会制度、发展模式、产业政策等，在不同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和差异。
      如果到瑞典、德国、丹麦等欧洲国家深入考察，可以发现拥有两套以上房子的人非常少，包括一些富人和企业家。这可能和价值观有关系，比如宗教的影响，但更主要的是制度约束，比如房产空置税，在有些国家房产空置税高得让你根本就没有任何动机去购买多余的房产。而且欧洲多数国家房地产的价格很少出现暴涨暴落，利用房产进行投机的空间很小。
      相比起来，美国房地产的自由化程度比较高，但总体上，美国房地产在过去100年左右，剔除通胀因素，它的房地产价格也并未有过“中国式的暴涨”。
     “中国式的暴涨”这个词是一位华尔街投资家讲的，他的意思是，中国过去20多年的房地产价格就像火箭一样蹿升，几乎只有涨、大涨乃至于狂涨，却很少有下跌，这样反经济规律的现象曾经让不少权威的投资分析家大跌眼镜。
       从2000年前后开始，持续多年的“房地产大跃进”，在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史上都是罕见的，到处都是建筑工地，到处都是新建的住宅楼和商业办公楼。房子像竹笋拔节式地产出，供应源源不断，但房价却一年复一年地节节攀升，一个社会的劳动者收入增长远远赶不上房价的飚升速度。

      这不仅带来了普遍的社会焦虑，也对实体企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害——既包括土地成本和劳动力成本、资金成本的大幅增长，也包括信心的损害与动摇。
      长三角、珠三角不少中小企业一年的利润抵不上炒一套房子的价差，使得一些中小企业家被迫炒房弥补亏空，或者关掉工厂投身房地产，或者走多元化之路，而几乎大多数的所谓多元化，其中必包括房地产业，有的人干脆卖掉企业，做专业的“炒房个体户”。这种现象难道不应该充分警惕并调控吗？
      再在世界范围进行比较，我国的房产总空置率是高了还是低了？我国有多少家庭拥有两套房产？有多少家庭拥有3套以上的房产？有多少家庭拥有5套以上的房产？这些家庭的自有房产的购房款有多大比例来自于银行贷款？这些房子的入住率、使用率如何？等等。
      进一步的问题是：房地产投资占据国家各类金融资源的比例到底有多大？各类金融机构可用于经营的资产比如银行放贷给房地产相关行业的比例与给实体企业的放贷比例是一种怎样的状况？我国大多数银行的经营资产配置与发达国家的银行相比较，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另外，这样的金融资产配置对我们国家的中长期经济发展战略是否做到了价值最大化、风险最少化？
      有人说，房地产政策调整的转向太突然，会让企业家对政策的变化产生“不安全感”。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客观事实。“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是一个极为明确的政策宣示，表明中央对房地产行业有了一个根本性的定位，这话最早出现于2016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报道中，并且写进了2017年的中共19大政治报告中。
      将近五年，这一定位未发生改变。在五年的时间里，无论一些房地产企业还是一些地方政府，都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回旋，进行自我调整。
       但少数房地产老板却抱有幻觉，认为政策一定会转向，因为20多年屡次的房地产调控都是每次调控过后，房地产价格大幅攀升。他们依然坚持按惯性的思维“走老路”，继续博弈式激进扩张。
       一些房地产公司2016年年底的资产负债率已近高位警戒线，过去五年来不但未见改善，相反债台高筑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还有一个隐形问题是，我们少数的房地产商敢拍着胸脯说“我建的房子保证30年质量不会有问题”？
      看看我们个别中心城市黄金地段建的那些住宅楼、写字楼，一大片“火柴盒式的房子”矗立于CBD的核心街区，外观单薄而丑陋，房子的质量问题很多，卖的却是高价，这合适吗？
       我们个别房企老板在论坛和自媒体上大讲美国如何先进，但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和企业家，为什么不从自身开始，踏踏实实躬身努力，像发达国家的地产商、建筑商那样，为消费者提供50年、70年甚至百年以上有高质量保证的住宅和写字楼呢？
      我们的社会需要普遍反省，这当然也包括曾经在中国经济活动中最活跃的房地产企业家、互联网企业家们。
03  如何看待互联网行业的政策调控和 “强监管”？
      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活动中有两只“横冲直撞的巨兽”，从小到大，再到超大体量，从在国民经济结构中无足轻重，到快速膨胀、畸形发展、举足轻重，再到“大而不能倒”，这样一个过程既有其必然逻辑。
       比如房地产，市场需求是大背景，改革开放为亿万中国老百姓的居住条件的改善带来了巨大的刚性需求；也有其政策逻辑，通过房地产的商品化和市场化激活大众需求，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还有实行分税制带来的地方政府对发展房地产业的异乎寻常的热情，这些因素都在主观客观上推动了房地产行业的快速崛起。
      这些“无形之手”“有形之手”与房地产投资者们携手并肩，最终将这个新的“支柱产业”异化成了巨型的“吞金器”——多数老百姓资产结构中的一半以上和金融机构资产存量结构中的40％左右被房地产吸吞，异化成了老百姓的“不可承受之重”，并对实体经济带来了损害。
      再看互联网。必须承认，中国的互联网在过往的20多年里创造了一个世界级的经济与科技奇迹，崛起了一批在体量上足以与美国互联网巨头比肩竞赛的大企业，决定性的因素是企业家精神，是这个领域的一批又一批敢于冒险和勇于探索、勇于面对失败风险而坚持不懈、前赴后继的企业家们的奉献与拼搏精神。
       无论是马云、马化腾、李彦宏、刘强东，还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张树新等人，都为推动互联网发展做出过贡献。从更深层面讲，互联网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乃至思维方式，已经成为我国政治、经济、社会中完全可以类比于交通、水电的纵横交错的国家软基础设施。
      在充分肯定企业家的付出与贡献之外，也必须看到，中国互联网的巨大成就是建立在政府对互联网行业多年来的政策鼓励、倾斜和包容之上的。仅“审慎监管”这一条，就为互联网行业的发展与扩张释放了无边的想象空间。
       全球最大体量的电商行业既是中国庞大的消费群体的产物，也是国家的优惠税率、对网络假货和一些电商企业屡屡违规行为的“审慎监管”的产物，还有网络媒体、网络游戏等等，在过往十多年二十年能够发育成世界级的互联网生态巨头，都与国家对这个行业的期许很深，从而以包容创新为主、监管为辅，有绝大关系。互联网从业人士、企业家如果更理性地进行纵向回溯思考和横向比较，相信对此观点不会有太多异议。
       客观而论，依欧盟对互联网产业的法律标准，我国每一家互联网巨头都很难做到今天这种规模。我们的互联网企业在很长一个时期，都具有跑马圈地、无边扩张、在有规则的地方冲撞规则、在无规则的地方自定规则的典型的原始积累的特征。
       凡事必有度。任何产业、任何企业、任何人在一条道上奋力奔跑时，在“度”的这一边，也许代表着朝阳产业，代表着先进生产力，代表着全社会敬重的“大众偶像”。但越过了“度”，在“度”的另一边疯狂疾奔，失控扩展，无边界、低秩序甚至无秩序地“通吃天下”时，就会走向反面，走向与政府期许、国家发展目标的偏离，走向与大众利益的对立，给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危害。这是古今中外被反复验证了的逻辑和铁律。
       具体到电子商务，无疑在促进我国的商业现代化转型和经济平台建设方面，具有不可置疑的重要作用和积极贡献，对广大消费者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性。
      但电商假货泛滥的问题由来已久，长期得不到有效治理的结果就是对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类企业造成的损害无法估量。假货风行，以比真货低一半、低几倍的价格倾销，那些真真正正投入资金甚至巨资进行技术和产品创新的企业，尤其是中小制造企业只能惨淡经营，勉力支撑，不少企业走向关门倒闭，这绝非少数个案。
       再就是互联网金融。金融是国家安危的基石之一。金融的本质是风险控制，而不是创新。金融的过度创新、无序创新带来的只能是金融风险几何级的累积。
       美国今天经济问题与社会问题交织，困境严重，很大程度上与华尔街过去50年的五花八门的金融创新有关系。但即便如此，拥有世界最高科技水平和严密的风险监管体系的美国，对互联网金融这种新事物一直持审慎态度，使其一直未能扩张性发展。
       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无论是互联网，还是金融，都是一个国家经济体进行价值创造的工具，是通过服务于实体经济来实现自我价值（利润等综合价值）的伟大工具。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互联网是当代国民经济的神经系统，应该真正回归其工具属性，在首先真正、直接地服务于国民经济的心脏——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同时，为大众提供健康的、风险可控的金融服务和网络服务。
      相反，当工具异化成目的本身，当金钱在空转中不眠不休地自我循环与自我实现价值时，当互联网渗透和垄断经济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时，对国家与百姓恐怕绝非福音。

04计划乌托邦与市场乌托邦：计划派与市场派都有“致命的自负”特征
       每当政府进行经济调控尤其是反垄断、反某些行业的无序扩张、反资本的无序扩张时，总会有强烈的质疑的声音，总会有一些“自由市场派”学者撰文著书予以反对。反之亦然。
       这种情形在美国和全球经济思想史上屡见不鲜，在中国近40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也不断发生。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一个社会只有在不同观念的持续辩论与包容中才能不至于走极端，健康的社会经济体始终是在两极悖论中前进的，伴随着的是观念、思想的两极对冲。
      以思考和著述为志业的经济学精英人群，他们的思维特质就是“完美假设”和对“完美假设”的论证。在几百年来的经济思想史上，形成了两大鲜明对立的学派，“计划学派”与“市场学派”（这是一个并不完全准确的粗浅划分），他们的理论都具有“完美假设”的特征，都在自身思想“完美假设”的前提下，“论不惊人死不休”。因为这样，他们的思想才能独树一帜并自成一派，并深刻影响政治家、企业家以及社会大众。
       但无论是“计划学派”还是“市场学派”，他们的思想体系也大多拥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都具有著名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哈耶克所抨击的那种“致命的自负”特征，哈耶克本人也是如此。
       计划学派假设“顶层设计”的完美性、计划的完美性、少数精英智力的完美性；市场学派假设自由交换所必然带来的市场完美性、人的自私动机相互对冲带来的市场完美性，认为市场可以自动地调节、修复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人性恶的问题，认为市场可以通过交换、竞争自动淘汰作恶的企业家、无良的企业。
       市场派称计划经济是“计划乌托邦主义”，但市场派在本质上是“市场乌托邦主义”。靠少数精英的“上帝般的大脑”去安排经济秩序，规划人的经济行为，带来的一定是对个人创造力的扼杀，对人性的扭曲，进而导致对经济发展的抑制。前苏联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都走过长时期的弯路，付出过巨大的代价。理想是美好的，人性是复杂的，现实是残酷的，结果经常是相反的，这是“计划乌托邦主义”。
       在警惕原教旨的、完全意义上的“计划乌托邦主义”的同时，也应该警惕“市场乌托邦主义”。市场的力量是伟大的，但市场绝非万能。关心这一话题的人可以读一本书《公司简史：一种革新性理念的非凡历程》。
      公司是市场的主体，但公司在过去500年左右却经历了“公司强盗”到“公司万岁”再到“公司垄断”的曲折历程。工业革命之前的代表性的欧洲大公司，比如东印度公司，大多是从事商贸生意的，大多起步于政治权力与商业冒险家的结盟，他们的生意活动是典型的“强盗资本主义”“掠夺资本主义”，市场垄断与市场集中是其典型特点。
      西方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是它的工业资本主义时代。价值创造的主体转向那些白手起家、勤奋打拼、拥有对财富增殖的狂热激情，同时又善于理性组织土地、资本、技术、劳动要素的那些工业家和实业家人群。
      他们的确创造了巨大的国民财富，推动了技术的大规模创新和社会的进步，个人也在积累巨额资本的同时，收获了名声与社会地位。但也正是这一群人中的许多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的不择手段、对劳动者极其苛刻的乃至于非人的待遇，导致了18世纪、19世纪和20世纪初叶的一波一波的劳工反抗运动。
      有学者说，经济学家的职责就是要捍卫市场经济，过去500年人类财富的指数级增长依赖于市场的力量。这种观点只说对了一半。
      假定亚当·斯密是市场经济的理论先知，几百年来追随他或扭曲他的原创思想的那些市场派学者是坚定的市场经济捍卫者，那么必须承认，先知般的马克思及其追随者们也同样是杰出的经济学家，是从平等主义观念出发维护着市场的另一主体：劳动者和消费者的利益。
      换一个视角，如果没有以马克思为代表的一代又一代的左翼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流派的强大存在，纯粹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会把人类带向何方，实在是难以想象的。
      举个最简单却最具意义的例子，我们今天的8小时工作制、女性工作权利、劳工工作条件的不断改善等，与马克思同时代前后的平等主义思想家的社会经济学思想有很大关系。
      不少抨击马克思学说的人并未见得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当然，不少拥戴马克思的人也如此）。当你认真读了《资本论》，就有可能得出结论：马克思是时代的产物，但他的思想既有极强的时代性，又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
      哈耶克以先知般的洞察力预见了实行完全计划经济体制的前苏联的衰落与解体，但那个视哈耶克的自由市场原教旨学说为“圣经”、在议会中高喊“公司万岁”、在英国彻底推行私有化改革的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是否预见到了20多年后英国经济的产业空心化、制造业大幅衰退以及英国的入欧与脱欧？如果她依然健在，面对一个生机尽失的老牌帝国，她还会那么迷恋哈耶克及其原教旨自由市场理论吗？
       先知般的思想家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预言，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形成垄断。列宁就此发展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垄断资本主义的论断。他的预言在今天的美国被验证了。
       美国是一个公司化的国家，“尽管英国全心全意地热衷于自由放任的哲学，却不愿意转换为公司控制一切”，美国则不然，它的国家基因中饱含着商业文化、公司体制、企业家至上的元素，这也是美国超越英国和欧洲各国、综合实力远远领先于世界各国的核心法宝之一，但这也是它今天面临诸般问题和困境的核心因素之一。
      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是美国经济的黄金时代，其突出特征是：崇尚个人奋斗并推崇群体合作，崇尚科学技术，崇尚制造业，并且在国家管理和企业管理上倾向于“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读者注意，这样一个黄金时代是奠基于19世纪末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的“进步主义运动”之上的，这绝非历史的巧合，自有其演化逻辑在其中。
       然而，上世纪80年代迄今，以芝加哥经济学派为代表的原教旨自由市场学说完全占据上风，并且渗透到了美国经济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层面，伴之而起的是“股东资本主义”的完胜，最终催生出了美国历史乃至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大景观：超大规模的跨国公司对经济乃至政治的垄断；金融异质化，脱实向虚，从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工具属性大踏步地向“钱生钱”的金融资本主义全方位异化。
      2017年以来，美国金融资产的80％左右投向了股市和债券市场，仅有百分之十几投到了实体企业，带来的结果就是金融属性很强的大企业对中小企业的恶性竞争、兼并收购，以及畸形的贫富悬殊。
       1％的人拥有的财富超过全部中产阶级收入之和，真正为社会创造价值的主体力量中产阶级在收入下降的同时，也对今天的资本主义制度普遍怀疑与不满。此外，还有跨国公司和华尔街对美国政治的绑架。
      主张不受干预的完全市场主义的哈耶克，是否预见到了美国今天的状况？如果他依然健在，他会做何评价？
美国有许多值得我们国家认真学习的地方，美国存在的问题也应该引起我们的深刻反思。

05把权力（计划）和市场一起关进法治的笼子中 
     “2001年1月，美国迎来了历史上第一任MBA出身的总统乔治.W.布什，他也将一批公司首席执行官任命为内阁成员，新政府试图利用当时盛行的市场主义潮流，推出一批更激进、更自由的重商政策，并暗示要废除前任总统比尔.克林顿颁布的一些社会法规。
      一年半后，一切都变了。2002年夏天，布什签署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这可以说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格的一项公司法律。与此同时，许多曾经荣登商业杂志封面的老板都面临着刑事指控。” 
       著名的新兴能源企业安然公司曾经被哈佛商学院捧为神话并写进案例，将其脱实向虚、仰仗金融交易员团队推高公司价值的行为称为“安然的转型：从天然气管道到新经济引擎”。
       结果是，安然公司利用高度复杂的金融手段来隐藏巨额亏损的丑闻被揭穿后宣布破产，企业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等多位高管被法庭起诉，背上巨额罚款并获不同的刑事罪，而为安然公司提供财务服务的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安达信也随之倒闭，所有受聘代表股东监督安然的各路监管者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处罚。
      市场绝非完美，计划绝非完美。市场派鼓吹过市场“神话般的完美性”，但自由市场学说中所隐含的商业达尔文主义观念被一再又一再的残酷事实证明，这种理论与计划派学说一样，都充满缺陷，都给人类带来过巨大的灾难。
      举个例子，当一家又一家公司的造假丑闻相继被揭露后，千禧年初，美国股市泡沫破灭，一年半之间，7000亿美元的财富烟消云散，相当于美国人拥有的金融资产的四分之一。
      有权力之恶，也有权力之善，同样，有市场之善，也有市场之恶。所谓权力之善，就是施善政，形象地说，就是做大蛋糕并分好蛋糕。所谓“做大蛋糕”的要义之一，是让市场的归市场，让计划的归计划，政府淡出竞争性市场，让企业在法律的框架内自主决策、自主发展、自主竞争，但在事关国家命脉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的领域、事关国家安全的关键行业，政府的角色不可缺位；再有，通过“二次分配”缩小地区间、城乡间、阶层间的贫富悬殊问题。可以肯定，中国的乡村扶贫脱贫工程所取得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奇迹，也是人类国家治理史、经济史上的奇迹。
       所谓市场之善，就是要让企业家精神得到最大程度的张扬，让一个社会最稀缺的企业家资源最有效地发挥作用，使他们在为个人合法创造财富的同时，勇于创新，依法纳税，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就业。
      与之相反的则是市场之恶：权力寻租，造假货与造假账，巨贾大亨联手操纵股市，垄断价格与垄断市场，恶性竞争，在内部分配（即第一次分配）中大幅倾斜于股东和企业高管，劳动者的体力与脑力付出与资本所得严重倒挂，还有偷税漏税，还有利用资本力量左右法律的制定和司法工具的行使等。
      这样的“恶之花”不仅存在于美国社会、中国社会，它事实上“绽放”于一切有商业活动的地方，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问题的根本在于：正视它还是无视它？以什么样的手段应对它？
      美国是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但美国两百多年来在崇尚自由市场的同时，也对“市场之恶”抱有强烈的警惕，不然不可能有历史上无数次的对垄断企业、金融企业的严厉惩治，不可能有“进步主义运动”，不可能有世界上第一个《反垄断法》的出现，不可能有《萨班斯法案》，不可能有对一些商业大盗高达几百年的刑期…… 
      美国事实上从来不是完全放任的自由市场经济国家，正像邓小平指出的，“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美国历来是在不断自我批判中非线性前进的。读过《美国经济史》的读者一定能从中看到，这是一个拥有强大的自我纠偏能力的国家。它的每一次纠偏，大都以法律的方式进行，并在纠偏之后形成一些相应的法律。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必须把权力关进法治的笼子中，也同样必须将市场关进法治的笼子中。与之同时，权力运行与市场运行还必须遵从基本的社会伦理和道德规范。
       让我们回看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他是一位可以与卡尔·马克思比肩的伟大先知。正如马克思经常被后世的人们误读一样，两百多年来，关于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思想解读也充满了许多扭曲之处。
《亚当·斯密传》的作者杰西·诺曼写道：
       ——“今天许多市场自由主义者喜欢把亚当·斯密看成伟大的自由主义预言家，是政府和国家干预的敌人。左派亦是。”“仔细读过斯密著作的人都没理由认为他是一个市场自由主义者”；
       ——“他并不认为商业世界是一个无道德的世界，也不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与价值观无关的科学”，“他希望他的理论体系不止有一根琴弦，这样才能奏出更丰富、更有价值的旋律”，“他的《国富论》是以他的《道德情操论》为基础的，他的‘看不见的手’有赖于‘援助之手’的存在”；
       ——他在《国富论》中写道∶“只为自己，不为他人，这样的观点在世界历史上的每一个时代都是人类主宰者的卑鄙谎言。”他的“那句关于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名言，也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对他人利益的认同和满足，强调了交换的互惠性”；
       ——“在《道德情操论》中，他鄙夷人类崇拜富人和权贵而轻视穷人的本能”，“斯密是一个平等主义者。当富人和穷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他的本能和理论几乎毫无例外地站在穷人一边”，“对斯密来说，价值本身最终并不是由金钱或土地代表的，而是由劳动代表的”，“相比富人更偏向穷人是符合道义的，也是符合经济原则的：给穷人一个更公平的竞争机会，让他们获得成功”。
       亚当·斯密是当之无愧的伟大经济学家，也是伟大的社会学家、伦理学家，同时他也是一位法学家，生前著有《法理学讲义》的论著，可惜并未出版。他在《国富论》中定义政府的重要职能包括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立法、国防等，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政府应该着眼于、着力于营商环境的建设，让市场在法治化的轨道上自由竞争、自我发展。
06“初级阶段论”与共同富裕
      人类数千年的历史始终面临着一些永恒的挑战，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效率与公平问题、发展与不平等问题、做蛋糕与分蛋糕问题。普遍贫困问题长期威胁着一些落后国家和地区的稳定，贫富悬殊问题也困扰着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家沃尔特·沙伊德尔在他一项著名的关于历史上的文明和冲突的研究中得出了一个结论：几千年来，人类社会不断重复极端的贫富分化现象，瘟疫、革命、战争和国家崩溃是消除不平等的“四骑士”。
      进入21世纪，如何解决严重的社会不平等现象，摆脱“四骑士”对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威胁，依然是摆在当今世界各国政治家、思想家、企业家等社会精英眼前的待解困局。
早在2013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就把美国社会不断上升的不平等当作一种“明确的挑战”：
      “这是一种危险且不断增长的不平等，而向上流动的缺乏危害了美国中产阶级的基本信念——如果你努力工作，你就有机会获得成功。我相信这是我们需要在这个时代面对的明确挑战，即确保我们的经济发展服务于每一个勤劳美国人。” 
       听着是不是很熟悉？没错，这也是这些年中国领导人反复阐述的观点。东西方各大国的政治领袖都明确认识到各国、全人类所共同面对的重大挑战之一是如何化解日益加剧的不平等问题，各国都在进行适合自身国情的积极探索。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治理方案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推进共同富裕，不只是应对严重不平等现象、推动社会稳定的现实要求，也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初始目标与长期理想，这是我们国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根本不同点。
如何推进共同富裕？
      首先最根本的前提是对我国基本国情的判断，这就是：初级阶段论，即“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总前提下推进共同富裕，就必须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做蛋糕与分蛋糕的关系；就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性。
       比如，对互联网行业的调控，显然不是要否定互联网行业、互联网企业、互联网企业家，而是在充分肯定的同时，也充分认识到存在的现实问题和长期隐患，通过法律法规的落实与完善，引导和规范互联网行业和企业，更好地走科技向善之路。比如对资本无序化的整顿，也当然不是否定资本在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是要规范和引导资本脱虚向实，健康有序发展。
       共同富裕的前提是共同奋斗。无论是企业家还是企业员工，都必须是企业的奋斗者。无论是从事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的每一位公民，也都必须是国家建设的奋斗者。我们警惕美国式的资本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同样要警惕福利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而不是所谓的“躺平”“吃大锅饭”的无差别的平均主义。
       共同奋斗的必然要求是，奋斗者共享奋斗红利。探索基于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之上的企业文化和分配制度，应该成为有使命精神的企业家的追求方向。与员工共享利益，让劳动者先于甚至优于股东进行价值分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的胸怀、格局、远见，尤其是伦理自觉。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写道：“只有具有新精神的企业家，才能保持清醒自制，以免道德和精神上的灭顶之灾。除了敏锐和实干之外，他还要有某种非常突出的伦理特质，这样才能使他在这样的革新中，从客户和员工那里赢得不可或缺的信任，让他具备克服千难万险的能力”， “企业家的工作量与日俱增，这与舒适的生活方式是不可兼得的。”韦伯这段话至今读来，依然振聋发聩。
     “尽其所能地赚取，尽其所能地节约，尽其所能地奉献”是拥有“新精神”的企业家所必然拥有的工作观、财富观、伦理观。这样的“三观”对今天中国的企业家依然具有启迪意义。
      共同富裕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给火车头加满油”，让他们有信心、有勇气、没有心理包袱和恐惧感，放开胆子合法致富，先富带后富，带动一节一节的“火车厢”、带动自身企业这列火车轰隆前进。
       成千上万的企业家对宏观与中观的营商环境心底踏实了，对未来预期的稳定性增强了，愿意持续投入资本和个人的智慧、精力于企业了，大多数企业的经营业绩持续向好并且规模不断扩 大，就必然使得国家的经济实力更强更大，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就更坚实了。
      共同富裕既是一个紧迫的社会经济目标，也不能谋求跑步达成共同富裕，它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国家治理课题。改革的方向与目标确定了，改革的方法论和节奏就至关重要，改革的舆论环境也至关重要，那种动不动“喊杀喊打”的极端言论、竭泽而渔并企望一蹴而就的做法，都会最终事与愿违。
       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一再表明，必须警惕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导致欲速则不达。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让“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共同发挥作用，让市场更自由，让市场规律在经济活动中真正客观有效地运行；与之同时，政府这只“有形之手”要努力创造有全球竞争力的营商环境，让本土各类不同所有制、不同规模的企业持续扩大投资和经营，也能吸引全世界的企业和企业家来中国创业和发展，共同为中国的共同富裕“做大蛋糕”。
      当然，政府在共同富裕的国家战略中通过二次分配，量力而行地推进缩小地区差距、阶层收入差距，为无劳动能力的人群提供社会保障等，是体现我国的制度优势的关键所在，也是“有形之手”的职责所在。
       市场的归市场，计划的归计划。但无论是市场还是计划，都必须在法治化的轨道上运行。只有这样，计划才不至于朝令夕改，计划的实施才能够不走偏，也才能够避免少数执行者的层层加码或随意曲解，走极端或是不作为；也只有坚持一切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市场才能够走出“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