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0日，跟随信息社会50人论坛到华为参观，主人提出了一些华为方面关心的问题，我针对其中的前三个问题，谈了一点个人的看法。现根据回忆，略加补充，整理如下。

　　一

　　如何看待中美博弈背景下的先进要素（包括人才、技术、材料等）获取难的问题？如何在产业层面帮助企业跨越鸿沟？

　　1、当前的势——对形势的定性判断

　　美国打压华为，第一位考虑是全球意义上的所谓“国家安全”（美国优先本身的安全性）。中情局无法要求华为安装后门，所以华为越安全，越影响美国对德、英、法的监听。因此要求这些国家拒绝华为，等于变相要求他们同意中情局监听（从总统、首相、总理开始）。这些发达国家将悲催地失去说悄悄话的主权。但对主权国家，尤其是没有被美国驻军殖民的国家，这种要求是没有强制力的。第二位考虑才是打压中国数字经济、信息社会进程，特别是抑制信息技术和产业发展。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不光不在美国使用华为，美国盟国不用华为，而且用断供影响上述地区以外国家使用华为，缩小华为的国际生存空间。第三位的考虑是整民主党。打击华为之所以不怕自损八百，是因为“八百”全是民主党票仓。民主党近年有老年痴呆倾向，没发现特朗普很少拿共和党票仓与中国斗。共和党由此放开了加剧中美科技对抗，从中借力（借中国之力）打力（打民主党之力），破坏民主党在高科技领域的选民基础。

　　中美科技脱勾，对企业来说，带来的主要问题，是要素脱勾。包括人才、技术、材料等要素的脱勾。中美之间的要素脱勾，很难通过让步，妥协，请求来逆转，只能另辟蹊径。

　　2、形势动因——势之形成与走向的动力分析

　　一般看法，认为中美脱勾背后，出现了与全球化相反的逆全球化趋势，我不这么认为。这是两种全球化，特朗普想打掉令中国受益的全球化，变为令美国受益的全球化。背后的逻辑不是重商主义，而是“新重商主义”。“新”在以重商主义实现全球化这样一种奇怪组合（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以自由主义为基本取向的共和党，何以近年大搞政府干预，甚至干预到华为等具体事情上）。主要特征，我概括为，“凡事，从经济学，转向‘政治’经济学”。表面形式上有重商主义影子，如认为出口比进口好。但内涵不一样，是政府在直接插手经营，经营（而不是治理）政府。这是当年公共选择的理念。即，以企业家的方式治理国家。

　　分析明白了这个道理，对策马上就明朗了，就是用新重商主义，对付新重商主义。由此我得出第三点看法：借鉴韩国经验。

　　3、因势利导——逆天改命的杠杆

　　今天这种要素脱勾形势，不是第一次出现。与美日争夺半导体之战，如出一辙。美国不是对付中国才这样，他对谁都是这样。反过来，也不是所有人都吃美国这一套，见招拆招，因势得利的经典，就是韩国半导体的崛起。

　　美国对日本，当年也是断人才、断技术、断材料这三板斧。日本倒是被打下去了，但韩国却令美国意外地取代了日本的位置。韩国用的是什么招呢？过滤掉所有细节，其实就是新重商主义，也就是政府对等干预。政府与企业互相靠拢，解决关键要素的自力更生问题。与重商主义重大不同在于，重商主义往往争下游，新重商主义是争上游。

　　这时候，不要再争论什么政府干预好不好。我也不喜欢政府没事就干预。但现在这个局面下，不能再娘炮了。人家自由主义出身的总统都放下身段一身短打，上演政府收好处费帮企业出头的全武行，我们也只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我正面建议是，国家全面调整创新体系与创新政策，因势利导转向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建设。具体作法是，华为自投1000亿研发经费，国家就按1：1，为华为配套1000亿，用于要素挂勾。对华为的国家支持，要达到对中科院总投入的规模。这才能达到韩国在半导体业逆天改命的力度。至于用这1000亿，华为怎么用——是到英国连锅端他的独角兽，还是挖爱立信的脚角，或掏空芯片企业的人才——政府就闭眼不用看了，来个君子远庖厨，不必象特朗普那样赤膊上阵。

　　二

　　技术、制度与文化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着文明的拓张与融合？

　　这方面，华为只要抓住最主要的一条线，往前看一百年就够了。信息革命与工业革命一样，都是技术、制度与文化相形促成“体”变的过程。工业革命，主线是技术专用性导致资本专用性，实现了工业之体与农业之体的质变。这一点，威廉姆森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概括得非常好。华为的文化，很多还是从这种技术与制度中衍生而来，面临着下一个十年、三十年、五十年的挑战。能不能过关是不好说的。把握准方向是非常重要的。

　　往前看一百年，技术、制度与文化的一条主线，可以从威廉姆森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倒推出来，可以把它概括为：从技术通用性，向制度方向深化为资产通用性，以及文化上的共享发展（生态化）方向发展。对照这个趋势，我建议华为在互联这个技术性概念上，再加一个“互用”这样的制度性概念。

　　中美竞争形势，或华为与美国竞争形势，美国下一步主要靠技术，把通用目的技术的根扎得很深。华为也在往下扎根，十分必要。但要对一件事情保持战略清醒，当年美国超英国主要不是靠技术，而是靠市场（或说靠置根于市场的制度）。50年后华为还主要靠技术优势，即使全面超越了美国，够不够令自己“伟大”？最近中国提出“通用性资产”这个耐人寻味的新概念（这就是“互用”的资产依托），这将来会是美国的软肋。因为美国文化不习惯分享资本家的宝贝。而从互联网前沿趋势来看，互用要比独用，更加赚钱。华为既然打听技术与制度的关系，这里就是要点。

　　华为在6G上已经把卫星互联网充分考虑在内，美国在6G翻盘的希望也并不大。但华为不应满足于此，而应超越业务层面，认真思考一下阿里选择的方向。他在做应用操作系统，而不是技术操作系统。这显然不是在跟，是想超车。尽管IBM、微软等对阿里的底层技术战略不屑一顾，认为是工程师人海战术。但在我看来，阿里找到的，可能才是真正的底层技术方向。也就是面向市场、面向最终用户的底层技术路线。中国将来的优势，在于结合市场来做技术。华为一旦偏了，就会成为大潮中某一行的食利者，而不是全局领潮者。

　　三

　　社会化分工是否到了“重新定义”的时刻，工业时代的分工在讲究跨界融合的网络时代如何自处？

　　这个问题的答案相对简明。我赞同梁春晓的看法，一二三产业划分，不适合理解当前跨界融合越来越多现象的背后动因。一二三产这种社会化分工，背后动因是产业化（industrialize）。这个词在全人类只有中国人翻译成工业化。其实，industry不一定是工业，产业也是它。而现在的跨界融合，背后的动因是服务化。产业化的均衡点在P=MC，服务化的均衡点在P=AC。可见，二者区别在于服务化有一个高于零经济利润的正利润，俗称高附加值。是奔着与价格战相反的趋势而去的。

　　相应的社会化分工，是服务化的社会化大分工，即平台（重服务化）与应用（轻服务化）的分工。目的是分享重资产以实现范围报酬递增。历史上，只有产业化中分出重工业、轻工业，可以与之媲美。中国目前在这方面领先美国（等于领先人类），这点是美国即使干掉华为，也绕不过去的坎。之所以建议华为提“互用”，就是因为将来真正的底层技术，是面向用的系统，面向增值的系统，说白了，就是服务化的主板。华为如果在这里熬出头，春天就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