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自组织，离不开科层制（bureaucracy）。

　　自组织再厉害，打得过科层制吗？乍听起来，自组织像是民兵，是游击队，十几个人，七八杆枪；科层制是训练有素、军装笔挺、军歌嘹亮的正规军，游击队怎么是正规军的对手？这其实又是一个典型的组织学外行的想象，学术研究的结论与一般人的直觉完全相反。

　　科层制是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在十九世纪末提出的概念，指的是按照能力选任官员、以职能分工和以职位分层、依靠正式规则来进行日常运转的管理方式和组织体系，广泛应用于政府、军队、企业、宗教、社会组织等领域。

　　科层制的推出，是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人类对高效率的追求，终于把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自己锁入了这个工具理性的铁笼。整个现代经济秩序的庞大宇宙成为了一个铁笼，那种钢铁般无情的秩序，“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决定着一切降生于这机制中的个人的生活。它必然决定着人的命运，直到烧光最后一顿化石形态的煤炭。”（韦伯语）。

　　科层制的几种变体

　　科层制的概念最先由一个德国人提出来，也许是因为，这种制度某种程度上暗合了相对后发的德意志人身上的那种独特的集体主义气质吧。也因为这一点，这种面无表情的理性化工具率先在德国展示了它弗兰根斯坦一般巨大的威力：

　　在一战和二战中，德国人靠强大的科层制迅速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政治-经济-军事体系，科层制的工具属性、价值中立性也给了极端意识形态狂人一个非常好的上下其手的机会。在他们的操纵下，这个体系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科层制的逻辑出来，就像从玻璃瓶里出来的魔鬼，再也收不回去了。别的国家的人必须想出自己的办法去应对，没有别的选择。不同国家人的气质、不同国家文化的底色，决定了他们应对方式的独特性。这里我引用法国人Michel Crozier 的研究，看法国人、苏联人、中国人和美国人他们分别是如何应对这个现代化的“魔鬼”的。

　　法国人的松散耦合

　　与德国人相比，生性懒散，把个人空间、个人自由看得比性命还重要的法国人的应对方式是一种典型的松散耦合（loosely coupling）。

　　他们首先是把正式与非正式、工作与生活分开，然后，在正式和工作领域，以一种哲学家和数学家的精神（法国人传统上重视且擅长哲学和数学），以极大的智慧和耐心构造一个复杂到令外人晕头转向的科层制规则体系。另外一方面，在非正式和生活领域，他们以一种艺术家和享乐家的气质，奋力排斥那套正式系统，保护自己的个人自由。

　　典型的方式包括：法国人个人之间的疏离关系，组织内部级别之间的隔绝和利益的争夺，法国人对权力关系的厌恶和躲避等等。还有一点就是臭名昭著的法式官僚主义，除了照章办事，你没有任何其他办法。整个庞大的体系积累的问题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再依靠间断的危机期来实现整体的调整。

　　苏联人的私人关系

　　苏联人面临的科层制，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相对德国、法国的科层制，可能还要更阴暗一些。东正教的隐忍个性让普通苏联人容易接受权力的的各种随意干涉，更可怕的是这种科层制会慢慢生长出一个巨大的无所不在的情报收集机构（特务组织）。科层制的下层和普通老百姓的方法是通过与权力发展个人关系网来保护自己。

　　面对被私人关系腐败掉的特务组织，高层的对策是在老的特务组织之上，设立新的拥有更大权力的特务组织，叠床架屋，如此循环，直至整个系统无法承受其巨大成本，自行崩塌为止。

　　中国人的“唱双簧”

　　中国人的对应方式更有戏剧性。

　　“单位学”的开创者、斯坦福大学的传奇社会学家Andrew Walder 八十年代初通过研究大陆逃港人员来研究中国式的科层制。与法国人清晰划分公私界限、苏联人通过私人关系来保护自己不同，中国人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唱双簧”式的应对战略。

　　表面上是意识形态集体，高调唱得山响：“对待同志要象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象夏天一样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象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象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之类，事实上是一种新传统主义（Neo-traditionalism）。领导与积极分子之间建立一种心照不宣的关系，不愿意或者没能力成为积极分子的其它职工则利用各种特殊渠道来，为自己和家人谋取特殊待遇。

　　英美的价值观、规则和授权

　　“天不生大英，万古如长夜”，网络语言比较夸张，但这一次，把人类从科层制的铁笼中解救出来的，确实是英美文化。

　　英美人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答案很简单，本质上靠的是英美文化中深厚的保守主义传统：重视信仰和价值观，在此基础上重视个体权利，为维护个体权利，发展出一整套复杂的程序法和游戏规则。

　　通过死盯价值观、个体权利和游戏规则，努力消解科层制上面目模糊的各级官员的专断权力对人们的压迫，在追求高效率的同时，最发程度地保护个人授权、个人自由和基层的首创性，从而努力在科层制中保持了一定的自组织的成分。因为这种自组织的成分，英美化的科层制获得了更大的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反过来把机械、刻板和拘谨的德式的科层制打败。

　　再强调一下，英美化科层制的关键词是价值观、规则和授权。军事代表人类组织能力对抗的最极端的状况，举几个军事的例子，大家对这几个词的印象会更深刻一些。

　　大家去伦敦，市中心最重要的广场叫特拉法尔加广场，纪念的是1805年10月21日的特拉法尔加海战。纳尔逊勋爵领导英国皇家海军战胜了法国和西班牙的联合舰队，奠定了大英帝国十九世纪到二战100多年的海上霸权。

　　纳尔逊改变了传统的海军排成一个纵队迎战敌军的传统，从西往东垂直攻击联合舰队正在北上的队列，把敌军切成三段，然后分成几个中队围功敌军中后段的船只。

　　海军界用“dog fight” （法语叫mêlée）来形容这种看起来没有什么章法的战术，事实上非常凶悍，完全改变了原来海战更偏仪式性的战术。到下午战争结束时，法西联军的33艘船中的22艘被击沉或捕获，而英军一艘船都没有损失。纳尔逊在指挥特拉法尔加海战过程的两件事完美地体现了英式战斗力的来源。

　　第一， 对价值观的强调。

　　决战前夕，他给全军打出旗语：“英格兰期望每个人尽到自己的责任（England expects that every man will do his DUTY），每个人做好自己的工作，就是科层制战斗力的最重要的来源。

　　与此相关，他特别叮嘱，阵亡将士的名字要第一时间告诉他，以做好抚恤工作；中弹昏迷之前，他最后一句完整的话是“感谢上帝，我尽到了我的责任”，然后念叨着“上帝与我的国家”，与世长辞。

　　第二，总体战术决定之后，对一线指挥的将领的充分授权。

　　他叮嘱船长们，不要拘泥于各种教条和形式，要积极主动，敢于近战，“一个船长面对敌人的船只的时候，没有什么他要做的事情是错误的”。这个被称为“纳尔逊秘诀”的简单指令，对于发挥将士的主观能动性，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种战斗力被二战中的美军发扬光大。最近上映的两部战争电影《血战钢锯岭》《决战中途岛》都是很好的案例。

　　《血战钢锯岭》的主人公Desmond Doss信仰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是一个良心反战者。为了捍卫自己的信仰，他坚持不摸枪，不杀人，以至于被伙伴歧视、辱骂、殴打，甚至差点被投入大狱。然而，在残酷的冲绳岛战役中，他的信仰却帮助他从死亡边缘救回了75名受伤的士兵。

　　信仰和价值观在最残酷的两军对垒中的力量，在这个案例中展示得淋漓尽致，“如果我不坚持自己的信仰，我不知道该如何活下去，当整个世纪分离崩析，我只想一点一点把它拼凑回来”， Desmond 朴素的语言，蕴含着最深沉和最坚韧的力量。

　　他成为一个医务兵的过程，也可以一瞥即使在军队这样的极端注重效率的组织中，公正的程序、独立的法庭、开明的法官等基本规则也还是在正常发挥作用，确保了军队对 Desmond 这样的异端的容忍，让后来他发挥神勇，救回那么多同胞的奇迹成为可能。

　　电影《决战中途岛》中的中途岛海战作为二战中太平洋战场的转折性战役，被军事迷们分析得非常透彻。

　　除了一些难于解释的运气的成分，美方的胜利与他们美式科层制的授权和自主的文化密切相关，例如海军夏威夷情报负责人 Joseph Rochfort 中校虽然作风奇葩，被人侧目，但仍然带领一批密码专家和语言专家团队破译出日本海军密码；海军情报参谋 Edwin Layton 中校直言顶撞华盛顿的海军总部，坚持自己对于日军作战计划的预测；

　　企业号航母飞行大队长 Wade McLasky 少校驾驶侦察机在应该返航的时候，自主决定多飞了几分钟，从而发现了南云忠一的航母编队等。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海军这边森严的等级，比德国的刻板有过之无不及。

　　明明知道美军已经获悉日军的作战计划，南云中一还是无法改变顶头上司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拍板决定的总体作战计划；当他陷于先打中途岛还是先打新发现的美军舰队的两难，舰载机来回换弹的关键时刻，他手下的参谋也无法劝阻他改变决定。

　　海战与陆战的区别是，因为燃料和弹药的消耗、人员伤亡导致缺岗、设备不可避免的故障等因素，海战一般持续的时间都很短（一般3-4小时），不在现场的指挥官基本帮不上忙，一线指挥官的临机处置权就变得非常关键。所以，没有授权和自主的文化，就不会有海军的战斗力（参见《海上霸主：雅典海军的壮丽史诗及民主的诞生》）。

　　德国、日本和拿破仑的法国陆军纵横捭阖，战斗力很强，有一定的优势，海上霸权却要拱手让给英国和美国，背后就是这个深刻的原因。

　　授权和自主的文化力量在海上最明显，但也不限于在海上。《杀戮与文化》总结人类历史九次最重要的战争，最后无一例外，都是讲究个体、讲究授权、强调平等和自主文化的一方胜利。一般人喜欢嘲笑美国大兵是老爷兵，一边嚼着口香糖，一边骂着娘，正步都不会走，看起来松松垮垮，打起仗来肯定是稀里哗啦，这其实完全是假像。

　　塞班岛海战等有代表性的决战中，美军和日军伤亡比大概在1比10；松山战役等有代表性的决战中，日军与中国军队的伤亡比大概也是1比10；朝鲜战争中，坻平里战役等有代表性的决战中，美军和志愿军的伤亡比，大概是多少，大家可以自己去找资料，自己算一算。所以，看起来像民兵的自组织，才是真正最强大的军队，看起来像正规军的科层制，本质上是一种被组织，其实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自组织的价值观

　　为什么要关注战争这么血腥的东西，不怕有人反感吗？

　　我讲过，我关注战争首先是因为战争是对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组织能力的一种极端压力测试；其次，战争会带来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

　　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一路凯歌，除了独立战争中败给美国，几乎没有打过什么败仗，奠定了大英帝国的基本盘。二战之后美国承接下来这个的基本盘，奠定了美元本位，而美元本位又奠定了美国在世界金融、贸易、经济的主导权。按照上述组织学的逻辑，带来这种经济主导权的军事能力背后是自组织能力，自组织能力背后，居然主要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价值观层面的力量，这确实是一条非常反直觉的逻辑线。

　　用《上帝与黄金》的语言来说，God（上帝）、Gun（枪炮）、Gold（黄金）三者事实上构成了一种奇妙的三位一体的关系，相辅相成，相生相长。可以想见，对于中国广大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愤世嫉俗者、阴谋论者而言，这几乎可以说是一种迪斯尼童话式的世界观，与他们熟悉的、每天操练的乡愿哲学、市侩智慧和实用主义完全相反。

　　德性带来战斗力，战斗力带来财富。用中国人熟悉的话来说，就是文武双全、义利合一、知行一体；既修身齐家，又治国平天下；既有面子，又有里子；既有名，又有利；既有精神文明，又有物质文明。中国读书人憧憬了几千年的境界，就这样被这些约翰牛和山姆大叔们以一种阿甘式的方法不动声色地实现了，这中间的歪打正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门道，实在是让人感慨万千。

　　谈军事不能不谈西点军校，中国的企业家们经常付数万美元去参加他们几天的领导力课程。我们去看看是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么值钱。西点军校1794年在乔治华盛顿的倡议下成立，200多年历史中，培养了众多美国的一流军事人才，毕业生（现在每年毕业生1000人左右）中有3800多人成为将军，包括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巴顿等。

　　西点军校还为500强大公司提供了很多CEO， 现任的CEO包括强生、宝洁、7-11等。军事、学术、体育之外，西点最重视学员的领导力培养。西点军校的领导力模型很简单：Be-Know-Do。Be代表价值观，Know代表知识，Do代表行动。曾任西点领导系主任的 Todd Henshaw 到清华大学访问，在课堂上问大家，你们认为Be、Know、Do 哪个更重要，绝大多数中国人都选择Do，行动最重要，没有行动，没有实效，价值观与知识有什么用？

　　西点军校完全相反，他们认为，一个人的价值观、品格和定位才是最重要的，一个人如果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找不到自己人生的使命、宗旨和方向，知识和行动再多也无济于事，甚至会适得其发。其实，这不就是曾国藩的老师倭仁所说的“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吗！

　　所以，被人嘲笑为冬烘的儒家很多说法其实都是对的，只是这些原始儒家的观点需要与现代政治文明、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结合起来。历代统治者阳儒阴法，把儒家当作洗脑术和遮羞布，干了很多坏事，造了很多孽，但这些罪状，完全算在儒家头上，也是不太公平的。

　　西点军校的价值观首先是他们的校训：责任、荣誉、国家。三个词非常简单，也非常厚重，带有浓重的贵族传统和精英气质，大家也可以看出这个价值观与前述特拉法尔加战神纳尔逊强调的上帝、责任、国家的承接关系。他们的行为规则也非常简单，一句话：“学员不撒谎、不欺骗、不盗窃，也不纵容别人这么做”。仔细思考，这简简单单十几个字，几乎有雷霆万钧之力！

　　“不撒谎、不欺骗、不盗窃”靠近底线原则，“不纵容”原则把这条接近底线原则的行为规则的约束力提高到一个令人难于置信的高度，其他人犯规，你没有明哲保身的选项，只要是知情不报，就可以同样被开除。

　　军队等级森严，容易滋生腐败，和平时期的军队尤其是这样，西点军校的价值观（美国空军学院、美国海军学院的也有基本一样的价值观）就像防腐剂一样，注入了整个美国的军事体系，确保他们相对的诚信、廉洁和高效，支持了军力保持世界第二名到第十名国家的总和、24小时攻击地球上任何地点的种种传奇。

　　价值观所能创造的价值，可能找不到比西点军校更鲜明、更有说服力、更富有戏剧性的例子了。西点军校阐明了自组织的核心：共同的价值观和在共同的价值观基础上形成的共同的行为规则。

　　什么样的价值观能够成为自组织的核心？

　　我在定义自组织时提到了自组织的共同价值观的三个条件：

　　1）基于普遍主义原则的；2）出于自愿选择的；3）发自内心信奉的。

　　发自内心信奉的价值观未必是出于自愿选择的价值观；自愿选择的价值观也未必是基于普遍主义原则的价值观。

　　一种不是基于普遍主义原则的价值观，在当事人确实愚蠢、或者有类似于受孽狂的特殊癖好、或者被人使用强迫性说服（coercive persuasion）手段等情况下，也有可能被人以一种看似自愿的方式选择，甚至在一定时间内发自内心地信奉，但却无法成为真正的自组织的凝结核。基于普遍主义原则的价值观往往是最简单、最平衡、最可复制的价值观。

　　1）最简单。不是三岁小孩都能理解的价值观，基本就不合格。类似两点之间直线距离最短，不要曲线，不要折线。

　　2）最平衡。这个平衡是数学意义上平衡，像会计复式记账一样能把帐本做平。

　　3）最可复制。时间上可复制，今天信，明天也信，不会后悔。空间上可复制，你信，别人也信；中国人信，外国人也信。

　　符合这三个条件的价值观往往是一种类似于等边三角形、正六边形的结构，才能一个一个搭起来，互相支撑，盖起组织能力的大厦。

　　符合普遍主义原则的价值观具体有哪些？

　　我这里只讲内核层面的价值观。

　　第一、平等或者至少是对等的价值观

　　一分钱，一分货；一起劳动，一起分享，平等是最容易让最大多少人接受的价值观。对等需要一定的信任基础，但也容易被大家接受：父慈子孝，夫专妻贤；你仗义，我报恩；你体恤，我自觉等等。相反，一方单方面付出，另一方不付出，只负责给对方发大红花，不管看起来场面有多么慷慨激昂，壮怀激烈，本质上是一种类似S/M的不对等关系，不符合普遍主义的原则。

　　第二、自主或者自治的价值观

　　自己的痒痒自己挠，自己的屁股自己擦，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情，永远是动力最大、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方式。

　　一桌人吃饭，每个人拿筷子自己吃，和用长筷子互相喂食，哪个效果更好，是不言而喻的事情。自留地里的庄稼长得最好，公共食堂永远最难吃，这些本来都是最简单的道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我们却忘记了，掉到这个坑里去了。这其实也是奥卡姆剃刀原则：如无必要，勿增实体。

　　第三、进步或者自我挑战的价值观

　　人要有志气，一天比一天更进步，一天比一天过得更好。我多次讲过，管理的本质反自然、反人性、反历史，它激励的是人的神性、圣徒精神和类宗教的人生态度。

　　自然界的规律是熵增，生命的秘诀是熵减，管理的秘诀也是熵减。生命不止，奋斗不息，让无秩序变成有秩序，让混乱变成整洁，让低效变成高效。不排除还有其它价值观内核，这三个应该是最重要的。中国做的好一些的企业的价值观，都符合这几个这个内核。例如海底捞的“双手改变命运”，华为的“不让雷锋吃亏”，顺丰的“让一批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都是符合普遍主义原则的价值观。

　　最鲜明的是，它们符合平等的价值观，每个员工都有晋升的机会；也符合对等的原则，你超额付出，我超额回报。这种对平等和对等的强调，直接针对的是中国几千年的专制文化、等级文化传统，蕴藏着巨大的号召力和动员力。

　　普遍主义价值观从哪里来？

　　往往是在人们在走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之后，在国际交往、市场贸易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单独的、封闭的国家，不容易出现普遍主义价值观。纽约、新加坡、香港这样的地方，不同种族、不同语言、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生活习惯的人在一起居住，为了不吵成一团，为了长治久安，唯一的办法就是大家坐下来，找最大公约数。普遍主义的价值观，就是这个最大公约数。

　　网传最早提出普遍主义价值观这个概念的是中国人。二战后，五十多个国家的代表在一起起草《联合国宪章》，人类为了避免战争，必须找到共同价值观。快要签字时，中国代表提出，现在的版本的共同价值观主要是基于基督教，没有考虑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和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意见被大家采纳，所以才有普遍主义价值观（universal values）的提法。

　　1945年中国驻联合国代表是民国外交奇才顾维钧（哥伦比亚大学博士，1912-1955民国外交实际负责人），1948年代表中国担任联合人权委员会副主席的是张彭春（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南开大学创始人张伯苓胞弟，曾任清华大学教务长）。以他们的见识、学养和辩才，他们在这个两个历史性的文件起草上，发挥重大作用，是很自然的事情。

　　其它领域的自组织

　　自组织的视角在很多其他领域都有重要意义。按照奥地利学派的观点，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种自组织。他们秉承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苏格兰启蒙主义的思想，对市场抱有一种谦卑和敬畏的态度。哈耶克认为市场经济是一种基于本地知识的自发秩序的拓展，是一种典型的非人力所及的自组织现象。

　　计划经济倡导者以一种浅薄的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思路，妄图取代这种自组织，是一种智力的谵妄和致命的自负，加上计划经济的主导者的道德风险，掌勺者独占大锅饭，基本上把人类带上一条通往奴役之路。

　　新教的发展也是自组织发展的一个过程。与天主教不一样，新教不承认罗马教廷和整个天主教的等级系统，由教众自行组织各地的教会。最激进的长老会、公理会、贵格会等，甚至不设专职的神职人员，以确保所有教众的平等地位。

　　明茨伯格有一次聊天说，各种宗教有自己应对挑战和危机的方法。佛教解决危机的方法是轮回，造物主重新创造世界；天主教的解决危机的方法是把耶稣会（天主教精英教士组织）调回权力中枢；新教的解决办法最简单，成本最低，效率最高，针对新出现的挑战，成立一个新的教派就是了。

　　政府层面，美国式的联邦制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因为这是建立在一个自组织精神上的政府。如托克维尔的观察，美国的民主的真正基础是每个小镇的 town hall meeting（镇公所会议），有投票权的成年男子在会议上直接喊出自己的意见。一般人知道行政、立法、司法之间的三权分立，其实美国政府更重要的是另外一个三权分立：县权、州权和联邦政府权三者之间的分立。

　　美国的联邦政府的权力是州权让渡给联邦政府的，当年联邦党人强调做大做实联邦政府，一个很重要的是原因是怕州权太大，走向人民利益的反面。所以，联邦政府州长不归总统管，必要时，州政府甚至可以和联邦政府对着干，同理，县政府也可以和州政府对着干。

　　联邦议会通过的政策法规，一旦与各州或各县地方议会政策法规不同，往往以地方议会为准。一般人觉得，这也未免太乱了吧，真要打起来怎么办？其实，大多数时候也相安无事，如果真要发生激烈冲突，则以最高法院的裁决为准。所以，在这种体制下，巴结华盛顿的联邦政府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服务好自己的选民才是天字第一号大事。

　　总统到地方访问，州长、县长不出面接待，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地方官的聪明才智，都花在怎么服务自己选区的老百姓上面，很多地方性的问题，自然在地方上就解决了，不会变成全国性的问题。各种千差万别的地方性问题，非要让中央政府去解决，结果肯定是各种按下葫芦起来瓢，吃力不讨好，既劳民伤财，又怨声载道。

　　总结一下，有效的企业、军事、经济、宗教、政府都离不开自组织，甚至可以说，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就是自组织发展的过程。当然，最体现自组织精神还是社会部门、非营利部门的各种社群组织。

　　明茨伯格在《社会再平衡》中强调企业、政府和社会三个部门的平衡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教育、医疗、慈善这三个普通人最关心的领域，尤其要离不开社群自组织的力量。

　　中国老百姓为什么普遍对教育和医疗的意见这么大，就是因为政策总是在公有化（公办）和市场化（民办）二极之间打转，忽视了社会部门举办的非营利事业（私立）所能扮演的角色。

　　全世界最好的大学、最好的医院都是社会各界自组织的非营利事业，中国却非要把社会部门排除在外，想解决教育与医疗的问题，岂非缘木求鱼？

　　慈善垄断带来的问题更严重，这次暴露出来的武汉某会的问题非常典型，对每一个普通人的内心深处还残存的那点善念，几乎是一种虐杀，这种打着慈善旗号的恶，对世道人心的破坏力，实在是难以想象。

　　倘若政府能归位为行业立法者和监督者，放手让企业、非营利组织、志愿者等以自组织的方式去捐赠，去配送医疗物质，武汉这次能多救多少人？

　　在社群领域，有共同价值观和游戏规则的一群人自组织起来，也就构成了共同体。共同体往往是社会进步和社会变革的最重要的起点。

　　根据组织成员为共同体付出的多少，共同体可以分为理念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成员愿意为共同体发声，是构成理念共同体的前提；成员愿意为共同体出钱，是构成利益共同体的前提；成员甚至愿意为共同体付出生命的代价，是构成命运共同体的前提。

　　中国社群领域，理念共同体都很少，更不用说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了。当然，历史和传统上，中国人重视同学、同乡、同事（“三同”），如果组织的好，还是有成为更坚强、更有作为的共同体的可能性的。

　　很多人在中学群、大学群里早已找不到共鸣，手机里最活跃的是与一些同声相应的陌生人建立的微信群。因为没有“三同”的基础，没有见过面，没有感情往来，没有利益往来，是很弱的共同体。

　　这次武汉很多小区的居民自救，买防疫物质、买生活物质，靠的业主微信群，算是互联网行业为中国社会进步做的一个踏踏实实的贡献。希望这些自救群能为灾后中国的社会重建和社会变革播下一些希望的种子。

　　《肖申克的救赎》是豆瓣排名第一的神片，我觉得另外一部监狱片《最后的堡垒》也非常值得大家关注。与《肖申克的救赎》侧重描绘孤胆英雄不同，《最后的城堡》体现的是自组织的力量，是中国人更陌生的东西。

　　陆军将军埃尔文（Robert Redford 扮演）因为不服从军令被投入军事监狱。面对心理阴暗、手段卑鄙的典狱长温特的种种压迫，他带领狱友们发起了一个精彩绝伦的抵抗运动。

　　电影展示了在最艰难的条件下自组织形成的典型过程，靠的是领头人勇敢和奉献的美德， “幸福的秘诀是自由，自由的秘诀是勇敢”，因为有这些把荣誉和尊严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人的无私付出，他们才能在最不自由的地方找回了自由，找回了他们作为一个士兵、作为一个人的最重要的东西。

　　如埃尔文在食堂中演讲所说：他们无法带走我们的本来面目，我们是军人（The cannot take away from us who we are. We are soldiers），这是他们心中最宝贵的东西，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占据的他们的最后的城堡。

　　“人人独立，国家才能独立”。每个人心中筑起城堡，国家才能真正崛起。中国体量之大，惯性之强，变革之难，往往超过了几乎所有人最大的估计，耗尽了几乎所有人最大的耐心。

　　十九世纪，中国碰到三千年未遇的变局，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没醒；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圆明园都烧掉了，中国还是没醒（反倒旁边的日本被惊醒了，开始了明治维新）；1894年，甲午海战，一败涂地，而且是败给自己曾经的学生，中国才算慢慢醒过来了。

　　2003年萨斯，2019年新冠，未来还有什么？

　　10年后，100年后，我们会怎么回忆起这场灾难？官方叙事之外，我们能否保留一点民间叙事的空间？政治性视角之外，我们是否能够有更多技术性的视角？医学和病毒学的技术性之外，人们能否对管理和组织学的技术性有更多的谦卑和尊重？

　　每个人的人生都只有一回，这次灾难，希望能让更多人与拜金主义的喧嚣声、集体主义的喇叭声保持一点距离，安安静静地做一些深度的反思。永远不要浪费一场灾难，如果我们不能充分地反思，下一场灾难，也许是更大的灾难，就在某一地方等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