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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索洛模型分析中国的经济运行和增长，面临的困境是：市场存在着分割、特许和垄断等，劳动力、资金和土地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和配置；许多土地要素是不能交易的，农村耕地、宅地和其他建设用地不能由交易定价，没有价值表达；政府过度干预人口生育、分配GDP和干预土地配置，使居民收入和需求受到抑制，导致供给不能自动创造需求，生产过剩可能会常态化。
1． 研究和发表这一文献后的感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明确表述中国国民经济中资源配置由市场决定，十九大报告提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在政治上为国内学术界用现代经济学方法分析中国经济提供了理论选择的范围。
在此期间一些学者和研究机构发表了用索洛模型（包括在其基础上各种改造过的模型）分析生产率和未来经济增长的论文，观点各异，很有见地。2018年上半年认真学习了这些文献，很受启发。需要说明的是，我的研究，是在他们讨论取得的成果基础上展开的。当然，研究先需要对其评述，而撰写这些有经济学理论功底文献的作者，是我非常尊敬的学界兄长和朋友，或者是交往不多但我非常仰慕的学者。
索洛模型是国民经济市场运行和增长的描述，其有着一系列严格的假定条件：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要素是自由流动的，要素由市场交易机制调节配置；因而要素需要在市场上通过交易来定价，所有的要素要有价值表达；政府弥补市场失灵部分功能，不过度干预市场及相关方面；在这样的场景中，供给自动创造需求，不存在常态化的生产过剩。
然而，用索洛模型分析中国的经济运行和增长，面临的困境是：市场存在着分割、特许和垄断等，劳动力、资金和土地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和配置；许多土地要素是不能交易的，农村耕地、宅地和其他建设用地不能由交易定价，没有价值表达；政府过度干预人口生育、分配GDP和干预土地配置，使居民收入和需求受到抑制，导致供给不能自动创造需求，生产过剩可能会常态化。
用一个通俗的比喻是：假如我们建立了一个关于牛消耗和运动的模型，测算给一头牛正常喂料喂水，长期中它会如何变化，短期内成年的它会如何运动？首先，需要假定它是什么样的牛（水牛、黄牛、牦牛等），暗含的假设还有四条腿、两只眼、两只耳朵等，吃料、消化、排泄循环都很正常，…。其次，它的一切如果都符合某种牛的条件，我们就可以测算，在正常喂养情况下，如果是成年的，它会耕多少田；如果是幼年的，牠会在什么时间，成长到多壮实。然而，如果一只牛，它天生下来就缺了一条腿，或者眼睛和耳朵各少了一只，我们忽视了这些，还是用正常牛喂养和出力的模型测算，以为其喂多少料，就会出多少力，其运算结果就会发生大的偏差：可能它吃了同样数量的料，却出不了同样的力，跑不了同样的路，耕不了同样多的田，甚至会因跑偏而白费力。
我将其称之为索洛模型分析的“缺腿牛”困境。市场经济中，所有的要素起码要市场交易等配置，有价值表达，才能给投入多少和怎样投入一个正确的信号。但是，在中国经济中劳动力、资金和技术要素的流动和配置多少还受到政府的干预；特别是相当数量的土地却不能交易并定价，没有价值表达，实际上是缺了一条市场经济要素配置的腿。 这样的状况下，忽视索洛模型的假定，而计算我们每年各类要素能投入多少，会有多少产出，会有多少余值，可能误差较大。
2． 已经做完还正待发表的文献
我们不能提出索洛模型对假设条件和标准等不符“不完全市场经济”分析的困境就为止，而是要想出一种办法加以改进，能使研究摆脱索洛模型分析“缺腿牛”的困境。再深入地理解这一困境的形成，索洛模型的一系列假设，实际就是市场经济的各项条件和标准。一国各种经济体制，符不符合这些条件和标准，也就是达没达到市场经济的测度。
那么，怎样才能准确地用索洛模型测算“市场经济转型国家”的投入产出和生产效率？需要在此基础上，另劈思路，即用“应当有，但是没有（如土地交易）；应当有多少，但是没有那么多（如中国城市化和农业就业应当在70%和12%，却平均只有50%和窝积了26%；政府宏观税费率应当在28%水平，却收了36%）”这样的逻辑和反实事分析法，去重新改造模型形成系列算式，输入数据，加以计算，才能较科学地反映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走势。
现在许多学术研究者、政策研究者，都在说要以各方面的改革获得经济增长的新潜能。而用索洛模型正向输入有关数据，来给出采取什么样的改革，会得到什么样的增长潜能，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其暗含的假设前提是：牛各方面的条件是正常的，标准是满足的。这样的情况下，一种改革会带来多少新的增长潜能，基本上是“猜测”。
正确的逻辑思维是，虽然牛吃了同样的料，但是由于缺了一条腿，出不了那样多的力；如果有办法，给牠恢复这条腿，就可能出正常牛那样的力。以“应当有，但没有；应当有多少，但没有那么多”的逻辑和反实事分析法，先考察各项市场经济条件符不符合，市场经济标准达没达到；再观察条件没有，或者标准没有达到，其造成的产出和效率损失；后假定如果进行改革，满足条件，或者达到标准，会增加多少增长潜能。
这就摆脱了如中国经济研究索洛模型分析“牛缺腿”的困境。也将市场经济条件、标准和环境，作为变量引入经济运行和增长的分析。将某一项改革会带来多少新增长潜能，从猜测转变为有数理逻辑的测算。这个逻辑分析发现，未来如果改革获得的增长潜能，70%到80%来自于城乡土地交易和资本化的改革。由于受计划生育滞后性收缩影响的人口和劳动力变量作用，不采取以土地为重点的改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肯定无望。这为“心中有数”和科学地安排各项改革，推进国民经济加快增长，可能提供了可用的经济学方法。
第二部分，将会以论文，或者专著专章形式发表出来。
刊载于《财经问题研究》2019年第8期。
摘要：本文评述了国内代表性的研究全要素生产率问题的文献， 探讨了基于索洛模型扩展的各种方法在分析中国经济运行和增长的逻辑困境。笔者强调， 需要深刻认识索洛模型严格的市场经济条件， 实际就是经济体制；不符合这些条件， 实际也就是体制扭曲和经济偏差。忽略体制差异而简单地将中国国民经济的有关数据输入索洛模型计算， 既有可能不能真实地描述中国的经济运行和增长， 又有可能不能精准地把握有关的体制问题。因此， 笔者建议， 可以用“应该有， 但没有；应该有多少， 但没有那么多”的思路， 以假设条件和实际偏差还原和反实事的逻辑， 基于索洛模型建立一套倒算的数理分析框架进行研究， 可能会发现影响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投入产出和经济增长体制扭曲的根本原因， 进而制定以推进各项改革来实现未来国民经济中高速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可量化和可操作的方案。
正文
分析投入产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既有凯恩斯主义的哈罗德—多玛模型， 也有包括广义技术进步的新古典经济理论的索洛模型。索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也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石。Solow[1]模型描述了一个完全竞争的经济， 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增长引起产出的增长， 它决定了在劳动供给不变时资本的边际产出递减。索洛模型强调资源的稀缺性， 强调单纯物质资本积累带来的增长极限， 在人口增长率不变和技术进步不变条件下的稳态零增长正是这一思路的体现。就中国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 国内外学者用以索洛模型为基础的各种改造和扩展模型进行讨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已写入了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和十九大报告中。本文拟就一些研究文献进行评述， 探讨索洛模型在分析中国经济问题时面临的一些困惑， 并提出针对性的改进思路。
一、现有运用索洛模型分析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观点及其述评
本文对已有研究的评述， 拟集中在可能会对学术界看法、政策探讨思路和国家政策选择发生较大影响的几大派重要研究文献的范围， 并按照他们各自的经济增长来源、全要素生产率 （TFP） 解释、低增长和低效率可能的原因及相应的政策建议这样的逻辑思路而展开。
（一） TFP因素细分方法1．观点简介
在综合测算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存量的基础上， 白重恩和张琼[2]分别采用增长核算法和数据包络分析法估计1978—2013年全国和各省份的TFP水平；之后借鉴垂直分解思想， 分别从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要素有效使用和要素配置效率三个维度， 考察中国1978—2013年TFP的地区差异及其随时间变化的内在影响机制；最后对2008年以来中国TFP下降的成因进行了分解。可以归之为TFP因素细分方法。他们对TFP的研究， 从思路设计、指标选取、数据加工整理、模拟计算到逻辑论证等方面， 堪称是从供给方面研究中国要素投入产出、余值贡献和经济增长的一篇力作。
白重恩和张琼[2]认为， 1978—2007年中国扣除要素投入增长之后的生产效率年平均增长速度为3.55%， 而2008—2014年生产效率的年增长速度仅为1.97%， 其原因主要在于适龄劳动力人口增长速度从1978—2007年平均2.04%降低到2014年的0.47%， 以及人口受教育程度已经不断提高， 人力资本存量 （总受教育年限） 的年平均增速也从2.82%降低到1.30%。
白重恩和张琼[3]分别以2008年和2014年为分析起点， 模拟预测了中国 2016—2050年各年的经济增长率， 并发现中国2008—2015年的实际经济表现“优于”美国的实际经济表现， 使得中国与美国的相对距离更近， 未来“赶超”空间减小， 从而经济增长潜力降低。展望是：中国2016—2050年各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逐年下降。2016—2020年为6.29%左右、2021—2025年为5.54%左右、2026—2030年为4.84%左右、2031—2035年为3.96%左右、2036—2040年为3.31%左右、2041—2045年为3.33%左右、2046—2050年为2.90%左右。中国离“前沿”经济体越来越近， “后发赶超”优势不断减小， 从而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不断下降；中国总人口增长趋缓以及人口老龄化趋势越来越严重， 从而劳动力规模不断减小， 这都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不断下降将成为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的必然。
白重恩[4]给出的政策建议是： （1） 降低成本才能增强经济活力， 因而经济调控政策方面， 不再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投资的方式推动经济增长。财政从大投资的支出扩张政策， 转向减税、降低社保费和取消对企业的各种收费， 并加大教育和扶贫方面的投入。 （2） 政府经济管理体制方面， 改革政府主导的土地、资本等重要生产要素的分配方式， 重视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 强化要素市场的体制机制创新， 通过市场上产品价格和要素价格改革， 引导资本和劳动在不同部门的优化配置；深化简政放权， 全面建立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和执法公开等“三个公开”， 以及权力清单、监管清单和负面清单等“三个清单”制度；加大医疗服务和养老行业对外开放准入力度， 并在其他相关政策上提供更好的保障。 （3） 国有经济改革方面， 逐步实现从管企业为主转到管资本为主， 加强国有资产监管， 提高国有资本配置效率和运行效率， 推进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通过市场化的优胜劣汰化解过剩产能， 对于有市场竞争力收益良好的企业， 应大力给予资金支持；对于产能过剩行业的僵尸企业， 停止放贷、发债和上市融资。 （4） 推动城镇化与改革户籍和土地制度方面， 首先是要取消户籍制度， 使农民能够自由进城， 并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其次是土地制度， 城镇化建设需要解决农民进城后的土地问题。如果还能允许农民将其宅基地出售或将其土地承包权转让给更大范围的人群， 也可以增加农民可盘活资产的价值[5]。
2．简要述评
首先， 投资需求对中国未来一段时期内刺激经济增长是否可行， 能不能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制定适当的政策引导利用社会储蓄、调节货币供应量和改善市场需求， 进而扩大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途径？因为， 如果不以适当的投资增长推动经济增长速度， 加上TFP增长速度降低， 再遇到产业结构向第三产业转型发生的经济增速下降， 中国经济可能很快就会从高速转向中低速增长的区间。
其次， TFP因素细分方法学者对中国未来增长潜力的分析框架是基于制度质量比中国当前表现更好的东亚经济体与西欧经济体比照， 但认为他们分析的结果并不意味着必然地低估了中国未来的增长潜力：除非中国制度质量向前沿经济体逼近的速度明显更快于这些经济体在相应阶段上逼近于前沿经济体的速度[6]。市场经济国家， 特别是东亚经济国家， 有其自己的体制模式， 这将在后面阐述。欧美经济发展的体制， 从萌芽、发育、形成到成熟， 经历了数百年的历史， 而且一以贯之。而中国是一个从一大二公所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 向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和市场经济迈进的国家， 也即经历着从一个体制向另一个体制转型的过程。这种体制阶段性的转型变化， 如同1980年、1992年和2001年等节点上， 突然爆发动能推进国民经济先后几次J型高速增长。那么， 如果在近期有大力度和突破性的改革， 在短时期内有显著改善要素配置、使用和利用效率的功能， 会不会带来国民经济同样J型中高速的增长呢？如果有， 继而大力度和突破性的体制改革重点是什么？
再次， 要素利用效率往往是影响余值变量的重要因素。较低的TFP既可以归结为经营管理不善、员工技能差、生产责任心不强、工艺落后等供给方原因造成的， 也可以归结为总需求不足造成的产能过剩而导致的。TFP因素细分方法在要素利用率指标的选取中， 将就业参与率——“从业人员总数占15—64岁人口比重”， 人力资本强度——“15—64岁人口受教育年限的合成因子”， 作为投入因素可能需要商確。因为如果想将TFP进行细分， 也就是将TFP从模糊的猜想转变为确定的来源， 实际上也就是模型中投入和产出的对应化。投入产出模型内已有要素的闲置， 与投入产出模型外要素 （比如全部适龄劳动力以及全部受教育年限积累规模） 参与率低实际是两个范围不同的概念。如果将未投入要素也考虑进来可能有所不妥。2012年以来， 中国产能相对过剩形成的要素利用率下降， 其经济学上的定义应当为：现有产业中， 已经形成资本和在员劳动力以及他们包含的人力资本， 因不能随供需变化及时出清， 总需求相对不足造成其程度不同闲置导致的产出损失。实际是要素利用率因总需求不足造成了负余值。这一分析的困境是， 以索洛新古典经济理论为基础的TFP模型， 实际暗含的一个假定条件是供给自动创造需求。中国经济运行中， 政府干预和体制扭曲造成的人口收缩、收入分配差距等变化必定会影响总需求。因此， 用其分析总需求不足情况下的TFP变动时， 有其天然分析框架方面的缺陷。这也是目前TFP方法无法解开2012年以来中国TFP增速下降之谜的关键所在。
最后， 一般来说， 经济学分析的逻辑是：用一套方法， 描述经济运行和增长的状况， 判断未来的变化和趋势， 揭示其内在的根源， 针对性地提出可以改善的办法， 即战略、策略、战术方面的思考和建议。从TFP因素细分方法学者的研究看， 可能与指标的太细分有关， 对策建议面面俱到， 论证不够集中和充分。一些重大的改善TFP举措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什么， 前后性、关联性、层次性、针对性可能不太清晰。TFP因素细分方法在研究影响生产率相关因素中， 将政府规模指标定义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并且只是指“一般预算收入”。从供给经济学的适度宏观税负水平看， 地方政府一般预算收入部分占地区总产值的比重并不高。实际上地方政府收入还包括土地出让金以及由地方政府征收的社会保险金。而主要影响企业成本和转移企业利润以及涉及生产率的是， 中央政府规定的税率和社会保险金费率， 中央财政以高效率地区的税收补贴低效率地区的政府收入。这是地方政府无法改变的体制安排。
减税刺激经济增长， 是供给经济学派研究方法得出来一个有前后逻辑性的政策主张。TFP因素细分方法政策建议首位的举措是减轻税赋、降低社保和清理收费。然而， 在其研究影响投入产出及其TFP贡献的因素时， 政策建议与其定义的地方政府收入指标因素影响生产率的范围、程度对称性不够， 实际上并没有将宏观税负太重的因素作为变量纳入其分析框架。缺陷在于， 受TFP分析方法所限， 无法深入地讨论这一首要举措与TFP变动因素分析之间的内在关系。
（二） TFP增长阶段转折方法
1．观点简介
强调不同的发展阶段客观决定中国投入产出及TFP变化， 我们称之TFP增长阶段转折分析方法。刘世锦等[7]认为， TFP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贡献率在37%左右， 根据WTO （2011） 的研究， 中国出口中包含的进口比重由1985年的8%左右上升到2008年的37%， 如果把这个因素纳入考虑范围， 则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将大于40%的水平。过去三十多年， 要素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向高生产率的非农业部门 （尤其是制造业） 的流动， 也成为TFP提升的一项重要源泉， 1/5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来自结构变化， 这种结构变化对整体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年均贡献1.6个百分点。因此，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TFP来源主要由技术进步和要素跨部门流动构成。2007年以来发生TFP增速放慢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到了其客观下降的阶段， 与当年拉美国家TFP下降的“中等收入陷阱”有根本的区别。
刘世锦等[7]还认为， 中国TFP增长与日本和韩国等成功的后发追赶国家表现出同样的趋势。1980—2007年TFP年均增速超过3%， 2007—2011年下滑至1.6%左右。在不同发展阶段上TFP的变化趋势与日本和韩国基本一致， 这表明中国近些年TFP增速下滑， 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规律性现象。虽然目前中国TFP增速较之前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滑， 但至少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并不比日本和韩国低。
刘世锦在2015年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测为：未来十年 （2015—2025年） 的外需增长还有一定的空间。潜在的人力资本， 就是15—59岁的劳动人口， 大概到2023年、2024年会达到一个峰值， 在这之前尽管人口增量在下降， 但受教育的程度在提升， 人力资本的总量还处于一个上升的态势。根据国际经验结合近期发生的一些重大变化， 并考虑TFP具有一定的顺周期特性， 他测算2015—2024年中国TFP的平均增速预计在2%左右。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大体上平均会达到6.2%左右[8]。
刘世锦[9]对未来经济增长速度进行了调低：2018—2020年3年的 GDP 增长速度为 6.3%左右， 2020 年可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目标。2020 年以后是中速平台期， 在5%—6%之间， 也可能是5%左右。而且判断进入中速平台期以后潜在增长率也就5%左右， 很可能在4.5%—5%之间。
他们的建议为， 在增长动力方面， 应该由TFP提高逐步替代投入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今后能否平稳、顺利地保持相当一段时期的中高速增长， 关键点之一就是能否避免TFP持续过快下滑， 并着力使之逐步接替投资而成为经济增长新的主动力， 为此需要寻找TFP提升的潜力和源泉。即在要素配置上， 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带来的TFP动能会越来越弱， 消除制造业和服务业内部不同行业、不同类型和不同区域的企业之间资源的错配， 并更加注重行业内部企业的优胜劣汰将是未来提升制造业和服务业TFP的一个十分重要渠道， 效率提高的重点应当放在生产部门内部要素配置的改善上。而在技术进步方面， 应当继续引进和吸收新技术， 通过消化吸收那些“非前沿的新技术”， 提升自身生产率水平；并更加注重原始性创新， 因为只有更加注重原始性创新， 才能促进TFP保持长期较快增长， 在国际竞争中获取更高的附加价值， 进而实现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的转变[7]。
的确， 发展中国家二元结构转型到中后期， 资本投入边际收益率会下降，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比重会越来越大；并且， 从产业部门内部看， 由于国有经济信贷和土地等优惠、低效率企业不能退出、国有企业垄断等因素， 要素在较低效率国有企业与较高效率民营企业之间的错配， 严重影响了中国的TFP。这一团队分析的政策含义， 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2．简要述评
他们认为中国1978年以来的TFP增长较为正常， 似乎不存在体制扭曲造成的效率损失。但笔者认为， 虽然1978年以来中国在诸多方面进行了大力度的改革开放， 但是有没有改革的滞后性， 以及体制还存在这样和那样的问题造成的TFP损失？这是一个值得与TFP分析结合起来进行探讨的问题， 否则， 在政策含义上得不出推进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用什么标准判断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到了TFP包括GDP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向低速下降的阶段， 仅仅以当年日本和韩国等人均GDP10 000美元为转折点是不是合适？
他们认为， 由于剩余劳动力的枯竭， 农村向城镇转移劳动力配置的经济增长潜力越来越小。但是从常住人口城市化水平， 特别是户籍城镇化比率以及农业就业劳动力比率看， 中国仍然是一个城市化只到中期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推进城乡间人口分布和要素配置的优化， 似乎还是有提高TFP/GDP一定的空间。虽然TFP转折论也提出了生产过剩和产能利用率不高是近年TFP下降的一个原因， 但是， 资本和劳动力投入的规模短期内并未能及时出清， 投入要素数量没变， 然而生产率的下降还是应该直接定义为负余值。而这与需求大于供给， 或者供需平衡时期制造业负余值性质不一样， 它是由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造成的。而从更深层次原因看， 体制对劳动力要素流动的阻碍、城乡间土地产权价值表达和配置体制等问题， 造成城乡之间收入分配上的差距， 其更多集中于工业品消费不足， 这才可能是生产过剩的深层次原因的逻辑链。
最重要的是， 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还能不能有中高速增长的潜力， 需不需要往尽量推进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快一些方面做努力？未来战略和工作的重点是放在调整产业内部结构、国有企业存量改革和加快技术进步等方面， 还是以推进户籍、公共服务、住宅供给、土地产权及配置方式等大力度和突破性体制改革等方面获得更多经济增长动能， 尽可能实现未来国民经济的中高速增长。
（三） APPF—多玛权重分析方法
1．观点简介在实证研究中采用乔根森的“总量经济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分析框架， 再通过多玛权重对所有的 （异质） 行业进行加总， 解释个别行业对总投入和总产出增长所做的贡献[10]， 这里称之为TFP分析的APPF—多玛权重分析法， 主要代表是日本一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伍晓鹰。
Wu[10]认为， 中国TFP水平低的原因是：政府制定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目标， 以此干预和分配资源， 并过多地分配给了低效率的国有企业。比如在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竞赛中， 政府以零地价、水电气补贴、忽略环境成本和禁止工人集体议价等， 对企业进行直接或间接补贴。在政府干预程度不同的产业间， 存在着“交叉补贴”。即政府往往干预资源和项目， 并低价向上游如能源和材料等产业分配， 而下游产业比上游产业竞争性较强， 效率较高， 政府补贴性干预较少。政府利用公共资源， 特别是下游企业产生的收入， 对上游的国有企业进行补贴。从总体上看， 中国投资的增长速度在加快， 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在降低， 国民经济呈现出粗放式的发展；中国半成品和成品单位产出的劳动成本虽然在全球金融危机后还是最低， 但是， 如能源、政府、教育和卫生等部门的单位产出成本已经特别高。伍晓鹰[11]认为， 在整个加入 WTO 之后直到全球金融危机之前这段时期内， 劳动报酬的上升远远慢于边际产量的上升。这也许是因为劳动成本并没有被充分支付， 其转嫁给了资本， 可能部分地说明了为什么这个期间出现了明显的资本边际产出上升。从行业内部看， 农业的TFP贡献较大， 其次是成品和半产品部门， TFP贡献最低的是与政府关系最为密切的能源部门。
对一些数据进行校正后， 用此方法对中国投入产出的分析结果为：按1993年不变价， 1978—2012年， GDP实际增长7.2%， 其中， TFP增长只有0.7%；TFP增长从阶段看， 1977—1984年为1.4%， 1984—1991年为-0.4%， 1991—2001年为0.0%， 2001—2007年为3.6%， 2007—2012年为-0.8%。也就是说， TFP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比率很低， 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投入。
2．简要述评
首先， 中国技术进步和要素配置改善较为显著的TFP贡献是客观存在的。虽然中国在前沿技术和各项指标上整体仍然落后于发达国家水平， 但从自身纵向变动看， 技术进步推动的TFP增长速度还是很快。如宋冬林等[12]利用中国1980—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 依据质量变化差异， 仅仅将固定资本存量分为建筑资本和设备资本两类， 利用建筑资本存量不变假定构建资本存量指数来调整设备资本存量， 考察资本存量即期服务效率调整后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的贡献率。结果发现， 设备资本和GDP增长率同期相关系数最高达80%， 体现式技术进步年均增长率为4.78%， 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10.6%， 占总资本贡献的14.80%， 即资本贡献中有1/7是与其相融合的体现式技术进步贡献。
其次， 中国GDP核算中， 既可能有虚报的， 也可能有漏算的。比如农村建筑业的增加值可能就被低估和漏算。改革开放以来， 乡镇企业的发展， 农民外出打工， 其大量的收入支出在农村住宅和其他经营性建筑设施的投资上。但在GDP核算时， 只可能核算其货币支出， 即农村固定资产投资部分， 由于农村宅基地和其他建设用地产权不明和不能交易， 没有价值表达， 或者价值表达不充分， 其自雇和邻里无偿互帮性建筑劳动支出、自挖沙石材料、建设用地机会价格， 包括农村和城郊等水利、交通、网络改善而集体建设用地的影子性溢价等无法计入。再比如， 从各地区GDP统计上看， 在时间上和地区之间， 即存在着当时一些市场化程度不高、经济实力较弱、GDP全国占比低地区的虚报问题， 也存在着一些市场化程度高、经济实力强、GDP全国占比高地区的隐匿不报问题。从时间上看， 2000年以前， 经济实力较强的地区隐匿GDP现象较多；2001年开始， 特别是2007年以后， 经济实力雄厚的地区虚报现象可能程度加大。还比如， 存在着企业财务会计不完善， 交易不通过发票而现金直接结算；城乡居民民居租房收入， 直接现金交易和没有银行转账监管， 或者收入支出银行账户往来与税务监管没有同步；大量不通过转账和计税的演艺、咨询、中介等灰色收入等。APPF—多玛权重派对中国GDP数据的下调， 可能只考虑了虚报问题， 但没有顾及这些漏算的部分。
再次， 农业内部的TFP贡献程度可能被夸大。这主要由两个方面的问题造成：一是农业内部投入的土地资本， 因价值不能表达或者表达不充分， 没有作为资本投入进行计算， 也就是农业投入的资本要素中， 发生了资本投入的隐匿。二是农业劳动力资源的浪费。包括中国学者在内， 只看到了城镇资源消耗高、投资规模大、产出效率低等问题， 没有看到经济增长中， 农村劳动力闲置的巨大资源浪费和投入产出上的高消耗。在劳动力要素方面， 与土地要素一样， 由于也是作为数量投入， 因而随着劳动力数量的减少， 而增加值却增长， 似乎TFP提高非常显著。但是， 如果将劳动力以转移到非农业中应有的平均收入看， 农村劳动力投入的效率其实是负的。如果按照这样的思路去分析农业内部的TFP水平， 肯定要远远低于城镇和非农业贡献的TFP水平。
最后， 通过改革提高TFP的重点应当在哪些方面？ APPF—多玛权重方法将中国TFP水平低的原因归结在政府对资源配置的干预方面， 特别是对上游产业国有企业的补贴上。因此， 改革比去产能更加重要， 以完善市场机制为目的的改革， 使厂商的投资行为更市场化， 而不为政策、关系所左右。从这个思路出发， 主要是降低政府经济增长速度的目标， 减少以偏向国有企业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刺激经济增长；减少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国有企业在土地价格、信贷利率、探矿采矿、价格确定和财政补贴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对于国有僵尸企业停止信贷， 通过破产、重整和重组予以市场退出。当然， 笔者并不是说国有企业改革没有必要， 而且认为国有企业改革非常重要。这个结论主要依据于行业TFP加权分析的基础上。如果以寻求新经济增长动力为出发点， 从行业之间要素流动被干扰的体制为基础进行分析， 劳动力要素退出和进入体制、土地要素产权和配置体制和资金要素对土地资产的可投资性体制， 可能显得更为紧迫和更为重要。
TFP分析的转折方法论和APPF—多玛权重分析法认为， 靠劳动和资本投入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 劳动力流动改善获得TFP也将面临枯竭， 均提出了未来要通过加快技术进步提高TFP水平的对策建议。这就发生了TFP来源判断的不同：一是究竟改善劳动力和资本要素流动配置的改革对未来经济增长速度的推动力大， 还是加快技术进步的体制改革推动力大？加大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 是国家政策发力为主， 还是市场调节、激发社会和企业活力为主？实际上， 改革开放以来， 技术进步在思想创新， 专利使用、学习和消化， 企业家风险投入， 融资体系， 技术产品和产业化， 国内外技术交流， 国内研发与企业间转移， 技术价值确定等方面虽然也受到政府或多或少的干预， 许多方面也不尽如人意， 但是， 比起劳动力要素流动的户籍阻碍、公共服务歧视、房地产扭曲， 农村土地僵尸资产、国有民营企业利率及放贷歧视等体制障碍和管控干预， 技术要素研发、生产、流动和配置的市场化程度要比劳动力和资本要素高得多。如果是加强国家干预的建议， 则国家有什么办法， 比如集中力量投资10 000亿元， 就能保证在确定的时间点上会出居于国际前沿水平的芯片吗？还是放任让社会和市场发力， 才能得到企望的芯片呢？二是提高TFP重点放在加快技术进步方面， 技术替代劳动力的速度加快， 技术和资本的分配力越来越强；而劳动力不能流动而淤积使收入差距绝对额越来越大， 土地制度改革不到位而使农民得不到财产性收入， 2.1亿农业就业的劳动力， 2.86亿农民工， 近8亿与他们有关的农村人口， 收入分配能力越来越弱， 非农业领域技术进步却形成强大的生产能力， 会不会发生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更加不足， 造成更严重的生产过剩？会不会出现制造业要素利用率不足的负余值， 使国民经济失去增长的动能， 加快技术进步欲速则不达获得增长新动能之目的呢？
二、TFP模型假设：东亚经典模式与中国的比较
经济学是经世济民的一门学问， 不仅要解释客观规律， 而且还要指导行动符合客观规律和趋势。TFP的讨论也是如此， 不仅要解释要素投入的贡献， 以及尽可能详细地说明TFP的来源， 还要找出造成TFP低水平的问题及成因， 以提出解决的对策来提高经济发展的TFP和总产出水平。我们在用索洛模型讨论中国TFP时， 不能不搞清楚模型明确或暗含的许多假设， 既要了解其与中国体制和模式相符的方面， 还要分析市场经济标准与中国实际差异的方面。
（一） 中国与东亚经典模式的相同点
TFP比较分析法一系列假设条件的满足， 需要有一个相近和可比的参照系。东亚发展奇迹， 是指日本为先， 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为后， 世界经济史上成功发展的典范， 其发展的体制、方式、战略选择等可总结为东亚模式。为了参照的可比性， 我们将人口和面积较小的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从东亚样本中去除， 将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体制归纳为“东亚经典模式”。
1．发展时间相近
从时间上看， 中国的发展与东亚经典模式经济起飞的时间连续和相近。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开始了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化和工业化， 战争期间是与德国和意大利并列的轴心国， 战争后期其工业、城市、交通和能源等体系遭到了炮火的重创， 1946年开始步入恢复性的增长， 进入现代化进程；中国台湾蒋介石从大陆退守驻台后， 20世纪50年代开始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而韩国南北战争后， 经历国内政治动荡，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而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 农村人口占到80%， 农业就业劳动力占到70%， 人均GDP按照官方汇率、黑市汇率和1994年汇率 （倒推） 综合折算为不到50美元， 是一个典型的农村和农业国家，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开始于1979年， 比日本、中国台湾和韩国分别晚了33年、29年和18年。
2．大多都进行了土地改革， 形成了土地分配较为平均的小农户的经济基础
东亚地区 （包括越南） 的土地改革从中国和日本开始， 依次是朝鲜、中国台湾、韩国和越南。有研究表明， 土地改革之后， 尽管各国或地区自耕农在农村的比重有所不同， 但都达到了 60% 以上。东亚经典模式地区的地主也所剩无几。由此不难看出， 东亚地区经过土地改革之后在农村建立了一个以自耕农为主的社会， “耕者有其田”历史性地从口号变成了现实[13]。
3．实行市场化改革
东亚经典模式地区和中国的发展从现代意义经济增长年份开始， 都实行了政治上适度集中和经济上市场化或市场化改革的模式。从东亚一些国家威权政治的特征看是权力结构上较强的政府行政体制， 如中国台湾和新加坡的大政府与小国会体制， 中国香港的港督管理等；政党体制上如日本自民党、中国台湾国民党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等一党长期执政。然而， 在经济上均选择了较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 产权清晰安全， 市场准入公平， 竞争较为充分， 价格体系完善， 要素自由流动。党执政和政府治理的政治社会稳定， 确定经济发展目标， 适度集中社会资源， 在经济发展初期出台一定的产业政策与有活力的市场经济相结合， 创造了东亚经济发展的奇迹。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政治上共产党领导， 经济上改革开放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 同属于“政治适度集中+经济市场体制”的发展模式。
4．都走了开放引进升级的出口导向工业化道路
20世纪六七十年代， 东亚地区适时调整发展战略， 韩国等国家由进口替代型工业化战略转向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战略， 大力实施对外开放， 扩大出口， 推进贸易、投资和金融的自由化。起初在大力推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前提下， 强调“贸易立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 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到资本密集型产业， 出口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后， 它们相继提出了“技术立国”的口号， 资本密集型产业开始向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14]。而且， 中国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一样， 在接纳产业转移、吸引外资、引进消化吸收技术、技术产业化等方面路径基本相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基本上也走了这一条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和产业升级的道路。
5．都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
中国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东亚经典模式的一个特征就是现代化过程的文明底蕴包含着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尚贤、重教的优秀传统， 是东亚现代化发展的力量源泉。其一些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与现代工业精神、市民精神和合理化的世俗经济伦理具有亲和性， 是东亚现代化成功的重要因素。正是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 对东亚模式的产生和发展形成了重要推动力， 也是东亚模式有别于其他模式的重要根源之一[14]。将相同发展阶段东亚经典模式地区分别或者加权综合的一些指标， 作为中国TFP分析的参照系， 有较强的可比性。
（二） 中国与东亚经典模式间的差异
1．人口迁移和劳动力要素流程的差异
发展中国家从落后贫穷状态向现代富裕国家迈进， 其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来自于人口迁移、劳动力流动和城市化不断推进的过程， 来自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不断转型。从东亚经典模式地区看，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人口自由迁移， 劳动力自由流动， 人口和劳动力因土地能够交易而从农村和农业退出， 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因有土地财产性收入进入城镇的能力增强， 城镇没有户籍阻碍可以较自由地进入， 并提供无歧视的教育、医疗和廉租房及低价房， 降低其进入的门槛成本。而土地财产性收入能够使留在农村的农民有兼业创业的资本。
以索洛新古典经济思想为基础的TFP模型， 假定劳动力从低经济效率向高经济效率中流动。东亚经典发展模式地区人口的城市化流程是， 从农村迁移到城镇， 大多数劳动力成为城镇中有较固定收入、享受公平公共服务和较为固定居住房屋， 最终成为市民。从农村向城镇的流动看， 大多数劳动力逐步在城镇找到了较为固定的工作， 也不可能再回到农村就业， 到龄作为市民退休在城镇生活。
中国体制安排的实际情况是， 人口不能自由地迁移， 因此， 也扭曲了劳动力流动的成本和流程。比如现存的户籍管理制度， 与东亚经典发展模式地区不同的是， 使进入城镇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医疗和住房等无法解决， 或者成本高昂， 使实际的人口迁移、城市化、劳动力流动变成了“青出老回”、留守儿童及老人、在城镇漂泊等被阻碍和变形的流程。这种体制扭曲， 不可能不严重地影响TFP中一个最基本的投入要素——劳动力——不断流动和配置改善能够带来的效率。
这部分研究的意义在于， 与东亚经典模式人口迁移自由和公共服务均等地区相比， 目前中国农村居民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农业劳动力与非农业劳动力成本等压力差是不是很大？如果压力差不大， 说明劳动力要素配置改善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资源已经“耗尽”， 二元结构转型已经基本完成， 经济增长速度可能要从高速转向中低速；如果压力差很大， 改革放开户籍和城乡服务差别化管制“闸门”， 还会带来较大二元结构转型的增长动力。
2．土地要素与劳动力和资本要素并列， 特别是处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 应当是投入和产出核算中最重要的变量因素
东亚经典模式地区市场经济体制中， 土地要素价值完全表达， 与中国土地体制中相当多土地要素价值不能表达、不能充分表达或者表达扭曲有着明显的差异。TFP分析的第二个假设条件是， 较为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产权清晰， 市场配置资源。由于产权清晰， 在可以交易的体制中， 任何要素都可以公平地具有和表达自己的价值。东亚经典模式地区基本满足这些条件。中国劳动力在体制上虽然因户籍而有“青出老回”这样的流程， 以及流速受到影响， 然而在短期市场上其价值表达还是较为充分；资本和利率等价格， 虽然受到金融垄断的部分影响， 但是还是能够进行市场表达。然而， 中国土地要素的价值表达、流动配置和财产性收入分配， 受到土地城乡二元和国有集体二元体制的严重影响和扭曲。从农村的土地看， 集体所有的居民宅基地等， 由于法律上不能交易、入股和抵押等， 价值基本不能表达；耕地和草场等不能交易， 但承包权可以流转， 只是以租金的形式表达其价值， 价值表达不充分；林地、园地和水塘等农业用地， 只限于村民承包， 竞争范围太狭小， 存在暗箱操作， 价值表达不充分；集体建设用地， 现行法律上不能进入建设市场自由交易， 只能小范围转租， 并且也因操作不透明或者用地性质等诸多方面的限制而使价值表达不充分。现有的农村土地使用， 因不能交易， 除了一些土地长期租用企业， 将其作为投资摊销外， 大多数没有进入资本投入的会计核算之中。
农村和城郊的集体土地， 如果要进入建设市场， 按照现行法律法规， 必须得经过征用才能实现。也就是说， 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 土地要素从农村和农业再配置到城镇和非农业， 其流量由政府计划配置， 价格受到政府的干预。即从再配置和流量方面看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 城乡土地要素再配置的计划管制。 （2） 城乡土地要素再配置增值收入的行政分配机制。从集体所有性质的土地变成可进入建设市场的土地， 对于农村集体和农民， 按照补偿的方式低价进行征用， 而政府出让的价格总体上要比征用集体土地的价格高得多。出让价格与政府补偿之差成了政府强制性低价征地和垄断性高价售地发生巨额增值收入的体制安排。 （3） 城乡土地要素的二元价格体制。而在城镇和国有土地市场上， 却安排了一个低价征用储备囤积土地、政府行政寡头垄断、挂牌招标拍卖、千家竞争价、不断推动地价上涨、地价推动房价而房价又拉动地价， 导致了土地要素价值的过度扭曲和极端表达。际上， 如果能够按照产权清晰和市场机制调节的原则对农村土地进行优化配置， 使闲置撂荒耕地、破败宅基地得以利用， 土地能够低成本和较为顺利地集中规模化经营， 就能够形成土地配置改善的余值， 若不能实现反过来说也就是一种余值损失。这样一种土地要素的流动、配置和价值变动， 损失的生产率不能在TFP核算分析中加以考虑， 笔者认为， 与中国土地要素再配置及投入的实际完全不符。遗憾的是， 将这种特殊情况考虑到核算投入产出的文献并不多见。
3．国有经济所占比重的差异
与东亚经典模式国有经济比重较低地区不一样的是， 中国国有经济占较大的比重， 国有与非国有经济之间的要素配置， 不可能不是影响TFP高低的重要因素。莫小鹏[15]对中国国有和民营上市公司的研究认为， 总体看， 2001—2010年的10 年间， 中国企业TFP年均增长4%—5%， 进行分解后， 国有企业在规模经济方面获得的TFP年均增长6.04%， 比民营企业高4.11%， 而民营企业在技术进步形成的TFP年均增长3.27%， 高于国有企业的1.10%， 特别是在采取的技术、工艺和设备等方面的TFP， 民营企业年均增长6.11%， 更是显著高于国有企业的-0.61%。
但是， 从其他研究的文献看， 投入产出方面， 国有企业存在着政府在土地要素和资金低价格成本方面的两大补贴。有研究机构分析， 一是国有经济盈利集中在少数垄断和规模经济企业中， 2010年， 央企共实现利润13 415亿元， 占国有企业利润总额的67.5%， 2009年， 在央企实现的利润中， 中国石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和中国石化等10家企业占70%以上[16]。二是如果扣除国有企业因土地划拨、低利率融资和矿产资源等方面获得的各种显性和隐性财政补贴后， 2001—2009年， 国有企业并没有盈利， 平均的真实净资产收益率为-6.2%[17]。
当然， 盛洪领衔的这个研究结论也引起了学界的争论。实际上， 从供给方面的效率看， 如果进行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 如政府管理国有经济从管企业到管资本， 国有僵尸企业和低效率企业市场化淘汰， 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 国有经济从没有体制优势的竞争性行业退出；在土地和信贷资金方面， 将更多的资源分配给民营企业， 并且消除要素价格歧视， 对提高国民经济TFP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从需求方面看， 如果制造业， 特别是上游产品生产中， 国有经济比重过高， 其资本有机构成越来越高， 容纳的劳动力就业比例越来越低， 产出中资本贡献的比重越来越大， 如果没有相应劳动密集企业和行业的同步增长平衡和对冲， 则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供给无法与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相平衡， 结果导致：一方面， 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生产的资本要素闲置， 出现生产过剩；另一方面， 要素低利用率， TFP水平降低。
4．政府角色定位的差异
TFP模型的一个假定条件是， 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政府充当“守夜人”角色， 不过度地以分配权力和体制设置干预经济。虽然东亚经典模式地区在一定的阶段， 在政治与经济的组合中， 权力集中程度也较高， 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和一些规制条款， 对国民经济的干预程度也较强。但是， 与中国相比， 政府直接参与资源分配和直接干预企业的程度还是较低。比如政府预算方面， 东亚经典模式地区通过财政民主化制度， 对政治治理体系本身过度地分配和消耗资源冲动进行了有效的抑制。但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 政府收入比重增长从1978—2017年呈V型状态， 2010年以后， 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在35%—38%之间， 要高于发展中国家普遍水平18%—25%的适度宏观税负率。而且由于是以间接税为主， 收入大部分来自于向企业征收的增值税、所得税、消费税和进口关税等， 还包括摊入企业成本的土地出让金和社会保险金， 以及其他向企业的收费。
从狭义的全国财政收入， 即政府税收加进入预算内的收费等占GDP比重的变化看， 1995年只有10%， 到2014年为22%， 2015年则是18.46%。但是， 从其他项目看， 土地出让金从无到有， 社会保险金从很少到规模很大， 再加上行政机构和行政性事业收费罚款等非税收入增长较快， 政府实际收入占GDP的比重迅速上升[18]。从宏观角度来看， 企业部门承担的广义税负占GDP的比重达到30%， 占宏观总税负的90%左右， 而且中国绝大部分非税政府收入是由企业部门承担的。
过度税负与适度税负之差是政府对企业经营收入的过度分配。一方面， 税负如果不合理， 其实是收入的错分与要素的错配， 对企业造成投入资金和产出的机会减少， 对于TFP来讲， 就是一种TFP损失；另一方面， 企业因税率太高， 放慢规模的扩大， 甚至收缩经营， 少聘用员工， 并辞退员工减少企业成本， 使居民收入受到影响， 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不足， 生产过剩， 产能利用率不足， 也会导致需求不足性和产能过剩性的余值损失。
5．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差异
自由经济理论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假设供给能够自动创造需求， TFP作为研究投入产出的方法也暗含有这样的条件。从东亚经典模式地区看， 虽然也实行了计划生育， 但实行的是指导性干预， 人口增长受到影响的时间短和力度小， 对经济产生影响的时间较为滞后和程度比较轻， 高速发展时期人口增长形成的消费需求部分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而人口和劳动力较为自由地迁移和流动， 以及农民有土地的产权和土地逐步放开交易， 使农民获得了土地的财产性收入， 这使得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较快， 在国民经济高速增长时期， 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为中国的一半， 不超过中国1/3， 居民消费占GDP比重要比中国的水平高。因此， 没有发生政府体制干预， 影响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增长， 扭曲供给自动创造需求条件这样的问题发生。
但是， 中国政府对人口、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等自然的过程和状态进行了干预， 导致了后来和即期的供给并不能自动创造与之平衡的需求， 反而导致需求的不断萎缩， 使上期业已形成的供给能力需要不断地加以出清。这就使中国在进行TFP分析时， 考虑要素利用率不足形成的产出减少， 由于投入的资本不能及时出清和劳动力退出有粘性， 其产出损失实际上应当是要素利用低造成的负余值， 而不能简单地猜想是技术进步增长放慢等方面对TFP的影响。
在计算过去经济的动态增长时， 不能不考虑政府生育管制力度太大和时间太长对后来消费需求造成的影响， 而许多经济学家在核算时忽视或者轻视了这计算过去经济的动态增长时， 不能不考虑政府生育管制力度太大和时间太长对后来消费需求造成的影响， 而许多经济学家在核算时忽视或者轻视了这一因素。
笔者论证过20年前人口增长速度决定20年后经济增长速度的定律。这是因为， 政府干预使总和生育率向下发生变化， 低于和远低于2.1的水平；此水平以下， 假定人均寿命不变， 人口增长速度开始下行；20年后， 经济主力人口， 主要是指22—45岁的人口群体增长减少， 甚至绝对数量动态收缩， 将造成消费需求不断减少。而这种人口收缩引起的有支付能力消费需求的不断收缩相对地造成生产不断过剩， 也要求业已形成的生产能力不断地出清[19]。因此， 也可以看成是政府干预生育造成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假定失效， 导致有支付能力消费需求不足性的产能利用率不足的TFP损失。
而政府户籍管制、公共服务歧视， 农村劳动力因不能顺利迁移和转入城镇和非农业领域形成的收入损失， 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错分性损失等， 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而农村和农业低收入人口的收入储蓄率较低， 收入消费率较高， 收入水平低造成消费支付能力较弱；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相对较高， 有许多政府公共服务补贴和转移， 还有土地房屋投资买卖出租溢价收入， 收入的储蓄和投资率较高， 而收入的消费率却比农村居民低。也就是说， 城镇居民虽然比农村居民有钱， 消费意愿却较低；农村居民消费意愿强烈， 但收入水平较低， 支付能力不足。因此， 收入高的居民投资生产能力， 而收入低的居民消费生产的商品和服务， 之间发生了供给能力与消费需求能力的不平衡。于是， 由于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形成的生产能力过剩和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不足， 造成了产能利用率不足的投入产出损失， 同前面的道理一样， 由于投入的资本和劳动力不能及时出清， 实质是一种要素利用率不足导致的余值损失？。其根源在于政府对人口生育、人口迁移、劳动力流动、土地要素公平交易和土地财产性收入分配干扰造成的市场失效， 即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假设不成立， 需要从需求损失的变动与投入产出核算的结合计算TFP和经济增长的损失[19]。
以上关于TFP模型条件和假设的对比， 会使我们的讨论对分析客体的特征和TFP水平过低问题更加具有针对性， 并且对策建议与AFP分析在解释是什么问题与提出怎么解决问题方案之间逻辑一致， 而不是在对策建议与分析解释间含糊其词， 或者没有直接的逻辑对应关系。这就归结到， 索洛模型暗含条件和假设不适应中国国民经济发展阶段、体制差异和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条件和假定， 能不能设想一种分析的逻辑框架， 将其造成的投入产出损失、收入错分和TFP损失等计算出来呢？
三、结论和本文的学术含义
索洛模型有着严格的假定条件：劳动力、资本、土地和技术等要素自由流动， 要素配置由市场交易决定， 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 所有的要素都应当洛模型有着严格的假定条件：劳动力、资本、土地和技术等要素自由流动， 要素配置由市场交易决定， 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 所有的要素都应当有价值表达， 经济处在一个完全竞争性的体系之中， 居民收入和消费不受政府干预， 以满足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环境。实际上， 这些条件就是衡量一个经济体是否达到市场经济标准的要求。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 劳动力流动受到户籍等一系列体制扭曲的阻碍， 中国同样发展水平时的非市民人口比率和农业就业比率与同样发展水平国家和地区相比偏差太大；资本在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配置受到非竞争性体制的影响， 宏观税费水平比与我们同样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高， 国民收入在政府支出与企业资本间因高税费而错配；大量的城乡土地要素根本就不能通过市场交易配置， 没有价值表达；由于对人口、市民化、土地交易和资本化的干预， 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受到影响， 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比重与同样发展水平的经济体比较过低， 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不能购买平衡已经形成的工业产能。说明要素投入和供需环境等许多重要方面， 都与索洛模型要求的市场经济假设条件不相符合。这是简单套用索洛模型计算发生较大误差的根本原因。
需要深刻认识的是， 索洛模型严格的市场经济条件， 实际就是体制；不符合这些条件， 实际也就是体制扭曲和经济偏差。忽略体制差异而简单地将中国国民经济的数据输入索洛模型计算， 既不能够真实地描述中国的经济运行和增长， 也发现不了有关体制存在的问题。
出于这样一种理解， 可以用“应该有， 但没有；应该有多少， 但没有那么多”的思路， 以假设条件和实际偏差还原和反实事的逻辑， 还是基于索洛模型建立一套倒算的数理分析框架进行研究， 可能会发现影响中国TFP和投入产出及经济增长的体制扭曲的根源， 进而制定以推进各项改革来实现未来国民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实现和可操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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