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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21世纪头20年是中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从那时候起，“战略机遇期”就成为中国对所处战略环境的基本判断。
中国对战略机遇期的认定主要基于以下判断：世界多极化继续演进，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世界经济保持增长，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的重组和流动进一步加快；新科技革命方兴未艾，为发挥后发优势、争取实现生产力发展的跨越提供了可能；多年改革开放形成的综合国力和市场经济体制，为中国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良好的体制保障。这一判断一直被沿用至今。
从实际发展来看，中国较好地抓住并利用了曾经出现过的战略机遇期。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深入参与经济全球化，获得了长足发展，GDP规模从世界第六升至稳居第二，从引资大国变为对外投资大国，并力图通过充满雄心的“一带一路”战略倡议来扩大市场空间，并希望参与全球治理。战略机遇期的形成除了中国自身努力之外，也有赖于国际提供的外部环境。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大部分时间，美国对中国采取了“战略接触”策略，也希望通过WTO带来的深入全球化，将中国“导入”市场经济发展。
然而，21世纪头20年还未结束，国际环境就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实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变化显示，单级世界在弱化，但远未达到真正的多极时代，美国仍然有主导世界规则的能力；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新的不公平，在发达国家激发出反全球化浪潮，并改变了国际政治格局；美国在全球发起贸易战，退出多种国际合作，多边主义架构遭到严重破坏，转向双边时代；WTO已经名存实亡，从一个全球性的有效贸易组织正在迅速滑向一个贸易讨论的舞台。贸易摩擦加剧也制造了投资壁垒，连带全球产业链不断进行重组，全球生产要素的重构与重配，改变了世界的经济格局以及未来的发展大环境。
更重要的是，美国开始将国家安全战略调整指向中国。美国国防部在2018年版《国防战略报告》中指出，“国家间的长期战略竞争现在是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问题，而非恐怖主义”。对于美国来说，中国是其新的长期战略竞争对手，通过经济、军事、地缘政治方面的扩张，“在未来将取代美国获得全球主导权”。目前，美中对抗性竞争已成为定局。近两年虽然美国社会的分裂在加剧，但面对中国已形成高度共识，不仅超越了白宫和国会的分歧，也跨越了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见分歧，更弥合了商业企业和工会的矛盾以及全球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的分歧。美国不仅自身调整对华战略，还利用其影响力推动西方盟友改变对华政策。抵制与中国的技术合作、投资并购以及贸易的局面，在2018年已变得明显，并将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维持，这形成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基本外部环境。
美国及其盟友对中国进行多方面“围堵”，根本原因在于一种深刻的担忧——中国逐渐崛起将对美国和西方带来全方位的竞争。在经济上通过全球化占领更多的市场空间，在科技上成为西方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在地缘政治上通过“一带一路”扩张来挑战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地位。基于这种担忧而形成的战略调整，已成为自“二战”结束后经历“冷战”、反恐两个历史阶段后的第三个历史阶段——抑制战略竞争者，而第三阶段的主要对象就是中国。
可以看到，在经历了40年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角色发生了改变，从过去的开放、引进、接受，变为开放、走出去、参与治理。同时，世界对中国也有了新的要求、新的警惕，并采取了新的制衡。基于上述变化可以判断，中国“战略机遇期”的窗口期已经过去，一个新的、具有差异化性质的战略窗口期正在到来。从现在开始，中国将不再处于“战略机遇期”，而是处于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战略竞合期”，一个与西方国家有合作、有竞争，但以竞争为主的发展时期。
实际上，“战略竞合期”对于“战略机遇期”也是一种因应形势的继承和发展，强调的是竞争与合作，强调的是中国依旧是世界上重要的和平力量。如果从国内视角以及国内市场来看“战略机遇期”，今后实际上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延续“战略机遇期”，因为中国的社会经济的确是在转型过程中，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这种转型都是必须的，其间明显存在着大量的发展机遇，存在着巨大的市场空间。不过，如果从战略环境也就是以外部环境为主体来看，中国今后面对的显然是一种战略竞合的大环境，这是中国古老的合纵连横概念的现代性解释。
这种有竞争、有合作的世界大环境，实现起来也非常不容易，既要防止走向新“冷战”，也要防止走向“热战”。要防止失衡，必须通过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保持一定的透明度，建立新的边界和底线，建立新的国际秩序。所有这些，都意味着要通过中国以及世界相关国家的巨大战略性努力才能实现，最终目标是让战略上的竞争与合作，得以约束在一种理性、文明、共建、合作与分享的框架之内，而不是全面失控甚至发展至摧毁人类文明。
总之，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已经发生巨大变化，未来中国发展所处的阶段，将从过去以合作为主的战略机遇期，转向既竞争又合作但以竞争为主的“战略竞合期”，这是当前的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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