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西方经济学中从被忽略到受重视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将“人”逐步抽象，对人本身的研究有所欠缺。从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开始，人的作用开始被抽象为劳动要素，但亚当•斯密却没能解释使用价值和交易价值之间的背离，并由此引发了“水与钻石”谁更有价值的悖论。其后经济学理论中出现了边际革命，奠定了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基础，并将使用价值和交易价值统一，但人本身被“边际效用”的概念所取代。同时代的马克思写出经济学巨著《资本论》，在经济分析当中将人的投入抽象为社会劳动时间，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抽象为阶级关系，也未在微观个体层面对人展开研究。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马歇尔，以及此后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将人的作用以供需曲线和效应函数取代。不只微观经济学对人本身的研究有所欠缺，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更是逐步将对人本身的研究排除在视角之外。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开山学者凯恩斯，尚且将研究构建在投资者的“动物性冲动”心理之上，而其后的宏观经济理论则主要转向了熨平经济周期、调节宏观经济结构的方向，财政货币政策、通胀就业水平成为了宏观经济的研究中心。

　　在主流经济学之外，新制度经济学和创新理论将微观个体的人纳入了研究视角，并逐渐受到重视。以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性人物科斯为例，他认为古典及新古典经济学的缺陷在于没有专门研究制度，包括货币、法律、习俗、政治、产权等制度形式被主流经济学抽象掉了。而要研究这些制度，就要研究人与人的互动，研究人的组织和人的行为，比如产权安排如何影响人的行为等。再比如熊彼特提出的创造性毁灭概念，就将企业家的作用纳入到了经济分析当中。

　　承包制及按劳分配调动生产积极性，改变了短缺经济

　　长期执行计划经济体制对人的生产积极性产生了负面激励，也是造成经济短缺的原因之一。1958年开始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并没有带来增长率的上升，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下降很大。正是由于人的生产积极性不足，从而出现了生产短缺的现象。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调动每个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开始的，承包制及按劳分配满足了微观个体吃饱和穿暖的需求，在较短的时间内改善了物资短缺的状况。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逐步推广，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决了温饱的问题。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将农村的改革经验向城市推广，通过全员责任制、管理层承包、允许效益提成等方式增强企业活力。这些措施使得城市工人也部分实现了按劳分配。承包制以及按劳分配激励了普通人的生产积极性，1978年和1984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中国人均收入增长率两度达到了短期经济周期的顶峰。在短缺经济条件下提高生产是相对简单的，只要没有外在体制的约束，吃饱和穿暖的需求自动激励着人们提高生产，而只要能够提高产量就能直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978年开始的中国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原因就在于激励了每个微观主体，满足了个体生活的基本需求。

　　产权改革再造微观基础，带来了供需基本平衡

　　单方面激励劳动者的积极性还尚不足以完全克服经济短缺，原因在于市场的微观基础还缺少企业和企业家的出现。虽然有承包制、效益提成的激励，企业的领导层和管理人员仍然受制于计划的约束，无法完全释放市场主体的活力，经济产出仍然不能满足有效需求，因此才出现了1988年价格闯关时的严重通胀。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采取了一系列推进产权改革的措施。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是产权改革的起点，党的十四大报告正式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除了十四大报告之外，1992年还发布了《国务院批转国家体改委关于一九九二年经济体制改革要点的通知》，全面落实企业自主权、转换企业经营机制。1993年人大常委会通过公司法、十四届三中全会把建立产权清晰的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之一。1997年出台《关于以高新技术成果出资入股若干问题的规定》，允许技术入股。《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颁布使我国企业上市从此有法可依。通过明晰产权在企业家层面构建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将激励的主体从普通大众转向了企业家。中国也正是在这个阶段涌现出了一大批企业家，后来这批企业家被称做“92派”。这批企业家所从事的主要工作是“补课”，将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先进商业模式引进、吸收并模仿，也快速拉近了中国与西方的技术差距和商业差距。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离不开大量企业的建立和企业家群体的产生，不同资源所有者之间的价格交换才是市场运行的基本机制。按照熊彼特创新理论的观点，经济区分为增长和发展两个层面，增长主要依靠投入的增加就能实现，而发展则需要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对于企业家的激励与对于普通大众的激励是不同的，企业家所从事的主要工作是创新，就要用创新的成果来激励企业家。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产权学派认为，对企业家的恰当激励就是赋予他们“剩余索取权”。所谓剩余索取权，就是在支付了利息、工资、折旧等固定支出后，剩余的产出由企业家占有。而为了明确剩余索取权，就需要有明确的产权制度安排。

　　只有明确企业家的产权，才能为各种资源及其产出定价，最终带来了供需生产的平衡。财产权利得到了保障，企业家有了动力通过各种形式的创新满足市场的需求并获得相应回报。中国经济上世纪90年代的快速发展与对企业家的产权激励、对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是密不可分的。正是在企业家的生产和创新激励下，中国经济在90年代末期基本实现了供需均衡。

　　企业家创新创造需求，克服供需结构失衡

　　随着市场经济转型释放制度红利，以及在2001年加入世界经济大循环，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且由于经济结构的不平衡，中国经济逐步走向了产能过剩的阶段。在21世纪初，除了石油和食油原料外，中国经济当中没有供不应求的产品，在这个基础上继续扩大生产、提高产能就会带来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2008年由于受到外部经济危机的冲击，中国被迫采取了经济扩张政策，这些政策激励了投资的过度增长，延缓了经济结构转型，由此中国经济转向了产能过剩的阶段，表现为产能利用率在2008年之后开始出现明显下降的情况。此外，居民消费增速出现了阶梯式下滑，消费升级也出现了瓶颈。

　　为了应对产能过剩带来的供需失衡，一方面需要在供给侧通过资产重组的方式减少过剩产能，另一方面要继续发挥企业家精神再造有效需求。萨伊定律在短缺经济情形下是适用的，简单的产出增加自动会被需求有效吸收，也就是供给自动产生需求。但是简单的扩大再生产以及经济结构的扭曲则会带来过多的无效供给，比如过度投资、重复建设带来的无效供给，上游国有部门对市场反应滞后带来的无效供给等。产能过剩本身意味着生产的僵化，按照熊彼特的观点，需要“创造性毁灭”发挥作用，通过企业家更多的创新来创造有效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化解过剩产能实际上意味着资源的重新分配，将社会和经济资源要重新配置到能够进行继续创新的企业家手中。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反而会积累更多的过剩性问题。在移动互联技术基础上产生的新一代企业家，已经对传统的产业产生了一定的颠覆和替代，并激发了普通大众的高层次需求，比如Web2.0、社交经济、共享经济等。如何对进一步“人”进行激励正是未来中国经济和中国改革面临的问题。

　　迈向高质量发展仍需加强对“人”的研究

　　回顾上述中国改革的历史，梳理中国经济学的主线，对人的研究是核心。如何满足人的更高层次的需求，不仅是化解过剩产能的需要，也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

　　展望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仍需加强对“人”的研究，包括如何在微观层面保障人的权利、满足人的需求。在经济制度设计方面，一方面要通过去产能、去库存等措施逐步缩小国有部门的过度投资，避免经济资源无效或低效再配置；另一方面要继续研究如何进一步激励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只有企业家在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展开创新，才能将资源合理配置给更能促进经济增长的领域。在商业形态和商业模式方面，要研究如何支持大消费、大健康等代表着消费升级和消费再造的商业领域，这些领域为满足人的全面发展而提供服务，对于拉动消费及相关产业投资具有重要的作用。在经济学研究领域，要加强对于“人”的研究，深入研究人的需求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深入研究对大众群体、企业家群体能够形成良性激励的制度安排。

　　本文原发于《中国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