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科技创业大潮一波高过一波，政府高度重视，业界纷纷声称投入重金研发。然而近期欧盟委员会发布的《2018年工业研发投资排行》名单，前50名中仅有华为一家中国企业，尽管榜单仅限工业研发，中国企业普遍微薄的研发开支还是让不少人感觉“打脸”，还有媒体甚至以“BAT全军覆没”作为标题。

　　作为一个研发部门的工作人员，笔者无时无地不在呼吁业界加大对研发的投入。不过这一次，我却想说说“研发投入低”的指责为什么对大多数中国企业并不公道。

　　中国的发展排在什么位置

　　这份研发投资的榜单直接将一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企业的研发支出列在一起，忽略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投入研发为什么？企业的研发当然最终是为了提供市场需要的产品。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市场需求的产品，根本相去甚远。

　　中国的自我定位一直是发展中国家。但随着经济实力跃居世界第二，全球影响力举足轻重，加上在基础建设和互联网普及的“后发优势”（由于快速的技术变革，先发展地区的设备和技术很快过时，后发展地区反而可直接采用最先进的技术），令我们对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富裕程度的感受，跟实际情况有一定差距。

　　这里不妨做一个测试，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简称PPP，即剔除汇率差异后，将各国GDP依照实际购买力计算）的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是全球公认的经济发展水平衡量指标。请大家在不打开搜索引擎的情况下，估算下中国的排名，跟意大利、马来西亚、泰国孰先孰后？

　　这一指标全球共有三个权威数据来源，分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公开发布的调查报告。在这三个排名中，频繁爆发债务危机，被视为“欧猪”的意大利，2017年的人均GDP（PPP）分别排在全球第29、30和36名。中国地产商热衷“开荒”的马来西亚，排在46、43和50名。在不少人心目中经济极大依靠中国游客支持的泰国，人均GDP则排在72、71和75名。

　　至于中国，则在三个排名中都排在上述国家之后，列在第79、76、和83位。甚至墨西哥、伊拉克这样常常发生经济危机或战争威胁的国家，乃至中国长期“援非”名单中塞舌尔、毛里求斯，都排在我们前面。

　　依照未经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其实差异也不太多，中国2017年排名全球74，约为8583美元。即便是中国最为富裕的上海，人均GDP也仅有18749美元，如果单列在全球排名中也在四十多位，还及不上希腊。

　　社会发展和研发需求

　　大家可能会问，谈研发投入，说那么多GDP干什么？这是因为，一个国家科研的发展程度，与经济的发展程度是最为息息相关的。

　　一方面，不同的市场，对科研水平的要求截然不同。以移动支付为例，现在中国的支付宝、微信支付等二维码支付开始走出国门，有横扫天下之势，但这些技术推广的市场，其实仍是跟中国相似的发展中国家市场。然而发达国家呢？欧美国家手机支付的主流技术是NFC（Near-field communication）技术，比如苹果的APPLE PAY。购买过中高端手机的朋友可能知道，NFC技术不需要下载安装APP，甚至不用输入金额和密码，不但更加方便快捷，安全性还更高。

　　反观深受国人热爱的二维码支付，从技术上来说却是相当简单而早期的。尽管NFC从技术上来说更为先进、安全、快速，但却很难在中国市场推广。其主要原因非常简单，NFC支付的成本比二维码高出数倍，对购物场景以生活必需品为主，单笔交易金额较小的发展中国家市场而言，成本过高了。

　　目前大部分发达地区的手机都支持NFC，但是在2017年中国售出的NFC手机还只占3成。当然，随着技术的逐步成熟，NFC支付技术也迅速在中国发展起来，尤其是对于速度要求很高的交通支付，在2017年已经差不多有50亿元。这种转变体现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展过程。

　　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对科技“研发”最大的需求，往往不是在前沿的开创，而是将用科技改变生活，将现有、成熟的技术应用到各种不同的应用场景之中使之改善。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许多真正符合市场需求的“研发”根本也没有被纳入以欧美为指标的“研发”费用范畴。

　　依然以快速支付为例，二维码、手机支付都不是中国研发出来的，然而如何将其更加方便、可靠地运用到各种支付场景之中，真正改变了生活，才是中国企业真正有价值的“研发”。但很显然，这种“研发”涉及的费用，不可能被计算在企业的“研发投资”之中。

　　当然，事实上在应用和商业模式的试错，虽然没有算在研发成本里面，但是成本还是很高的，比如共享单车虽然不算高端的研发，但是创业失败带来的损失大概不比高端研发低。在美国，Uber和Airbnb 创造的新商业模式，依赖的基本上都是现有的技术，但要创造这样的公司显然也不容易，成本也不低。

　　从经济学来说，任何能提高生产力的改变，都属于科技进步——包括管理办法，应用现有技术的新方法等等。其实如果回想一下，瓦特不过是把挖矿用的蒸汽机改良后应用运输的车上成为火车，不能算多巨大的科学发明，用现代会计方法算出研发成本也不高，但是火车对于工业革命影响有多巨大，无需多言。

　　另一方面，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地区，对科研的投入能力不同。这一点是更为显而易见的差别。

　　企业的技术研发，建基于全社会的教育水平以及高等教育系统的基础研究能力。这就如同要训练出一个奥运会的短跑冠军，不可能仅仅依靠“天生脚力”，还离不开超乎常人的意志力，科学的训练体系、均衡的饮食营养补充等等。

　　从全社会的教育水平来看，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国在2017年拥有本科学历的人口不足4%，就算包括大专在内也不到10%。在全球科技研发表现出色的以色列、加拿大、美国、日本等，这一比例高达40-50%。而在高等教育的排名中，中国在全球高等教育机构发布的最新世界大学排名中，全球“百强”大学有11所，然而其中有5所位于香港和台湾，中国大陆只有6所。

　　这种状况并不令人意外。基础研发是非常高投入、低产出的行业，一言以蔽之曰“烧钱”。在没有任何前人经验的领域摸索，错误率极高，成功率极低，如果没有足够成本去允许错误和失败，就谈不上研发。甚至可以说，整体基础研发水平的提高，几乎不是温饱或小康社会可以实现的，社会的高度富裕是一个先决条件。必须在社会达到了允许大量烧钱、犯错的年代，才能追求基础研究的整体提升。

　　实事求是，点状突破

　　不少人可能已经发现，从各个指标来看，中国有一个研发条件特别好的地方——富裕程度超越了大多数发达国家，教育程度高，高校科研能力强，那就是香港。

　　尽管在内地不少地区看来，香港在近年来喧嚣的互联网创业中几乎毫无动静，连本地培养的科技人才也纷纷回内地创业（例如大疆创始人等）。但不可否认的是，香港的研发能力的确非常强大。

　　例如笔者所在的人工智能领域，香港拥有不少全球顶尖的人工智能研究成果。最受关注的AI研究能力指标Top H-Index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前1000名全球顶尖的人工智能专家中，亚洲区仅有二十多人，香港就占了11人。这也是为什么尽管香港生活和经营成本昂贵，但不少中国企业还是选择在香港开展人工智能的相关研发。华人学者如果因为家庭原因希望回到亚洲任教做研究，目前唯一能给出和英美差不多待遇和相似研究环境的地方大概只有香港和新加坡。笔者相信，这种情况可能逐渐出现在中国一些富裕程度、教育水平和科研能力最强的城市，形成科研资源地域性聚集的情况。

　　除了地域上的“点状突破”，视乎中国市场的实际需求和资金富裕程度，我们在科研的不同门类和领域同样是“点状突破”——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真正有巨大需求的市场和部门中，这当然是明智的选择。

　　中美贸易战甚嚣尘上，让不少人总想象华为或BATJ与亚马逊、苹果如何激烈竞争，但事实上，两国科技企业的竞争甚至没有真正开始——中国企业需要服务于广阔国内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市场，欧美大企业则主要覆盖发达国家市场。科技最终目的是为了改变生活。假如脱离现实的去跟全球科技巨头比拼研发投入，那我们的认知水平跟几十年前一穷二白时呼吁“超英赶美”，实在说不上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