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博士的流向去了哪里？

　　昨日看到媒体报道，亚马逊现在每年会从毕业的博士经济学家人才库中“吸取”大量新鲜血液。在美国，这一人才库每年只增长约1000名新博士毕业生。过去几年里，亚马逊雇佣了超过150名博士经济学家，已经成为了该领域最大的雇主，仅次于美联储（美联储拥有数百名经济学家）。

　　而且，它还是唯一家在1月份美国经济协会（AmericanEconomics Association）年会上设有招聘摊位的企业，并且在场免费分发钢笔和带商标的压力球。而在美国，科技企业已经成为了一个经济学博士的重要去向，而美国的经济学博士，除了进入高校以外，也有大量流向了美联储，世界银行华尔街和大企业。

　　当笔者十多年进入经济学本科专业时，亲戚十分困惑于这是一个什么专业，而大学同学大部分也不得其所以然，当时显然是财务会计这样的专业更加受到欢迎，更加的具有务实性。而实际上笔者也观察到，经济学本科专业作为一个万金油型的基础专业，在本科阶段和三四线城市，显得并不那么实用，而在一线城市，则有着更大的空间，用人结构会更加多元化，而这显然也和经济发展程度有关系。而随着时代的变化，经济学学子的走向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变得更加多元化。

　　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经济的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知识在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也得到了更大的提高，当前的一些经济命题也更加复杂，教育结构和经济发展的互动能得到更好的吻合，也带来了更大的前景。

　　教育结构需要和经济发展层次相结合，比如说在上世纪，美国著名记者白璧德困惑地发现，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拥有大量的留美博士，但是却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经济结构完全不吻合，这让白壁德很困惑，他认为当时的政府拥有一个很漂亮的仪表盘，但与社会完全脱节。

　　而现在，这一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的经济需要更多的高素质人才参与，从资源驱动转为了创新驱动，新经济成为了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多方面的协同研究，催生了对于经济学研究的需求。

　　实际上，经济学博士很多已经不只是在高校任教，就笔者了解到的，中国的知名高校经济学博士，走入智库或者企业的越来越多，这会形成一个更好的知识扩散的链条，也与中国的新经济发展密不可分，当下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拥有博士学位的人才越来越多，需要将这部分人扩散到社会的各个部门，从而实现中国经济的更高质量的发展。这其中，数字经济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科技企业为何需要经济学家？

　　笔者认为这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理解，当下的互联网公司可以理解为一个经济体，比如说阿里和滴滴，平台经济的发展，构成了一个网络效应不断强化的机制，这一方面会容易形成垄断，另一方面企业的定价机制就十分重要，企业需要通过单边补贴或者双边补贴等机制以及以及定价机制等，形成一个效用最大化的机制，而这类的机制是最合适经济学进行搭建的，而谷歌的首席经济学家范里安就是在拍卖模型当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第二，企业越大，受到政策的影响就更大，如果说过去作为企业缺乏相应的议价权，而经济学引入可以有更多政策博弈的空间；

　　第三，企业的经济学家团队推出的报告，可以改善企业的品牌公关形象，促进对于社会的知识溢出，从而方便社会舆论和企业更好的相互理解；

　　最后，企业的经济学家当然也可以为学术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企业拥有很多独一无二的数据，有利于经济学家进行一些深入的研究。而阿里活水计划等项目，也是发现了一个学术界和企业互动的机制，而阿里通过建立罗汉堂等，更是身先士卒地推动学术的发展，并得到了国际顶尖经济学家团队的支持。

　　很多的企业也已经形成了一个生态机制，通过传统的财务机制其实并不能完全体现企业的长期性利益最大化，也并不解决一个生态机制如何更好实现和外界的互动以及自身生态的成长问题；其次是很多企业随着发展，需要更多地和社会公共政策以及各种利益团体进行交流互动，这其中经济学家大有可为。

　　在美国的卡特彼勒等制造业企业中，也有首席经济学家这样的岗位，而同样的趋势在中国出现，随着恒大等企业设立研究院并聘请首席经济学家，笔者预测不但大型科技企业会招聘更多经济学人才，而在传统行业企业也会出现这样的趋势。

　　数字经济给经济学带来什么挑战？

　　首先，从学术挑战上，互联网等发展改变了过去的一些假设。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从而改变了我国的经济面貌，但是随着未来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的进展，数据的处理能力和挖掘能力越来越强，过去不可能实现的一些事情，也可能未来能够出现一个具有高度计算能力的中枢来进行处理，并且得出效应最大化的模型，由此也有专家认为，互联网会使经济学重新改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需要重新走入计划经济的旧路。

　　第二，是经济学对于人的假设逐步进行改变，传统的西方经济学对于人性有两个假设，一个是人是为了利益最大化的，第二个是人的信息是完全信息，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假设实际上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因此也会对过去的很多经济学推论造成很多的扭曲，但是随着信息社会的来临，很多的假设发生了进一步变化。

　　比如共享经济可能构成一个更加复杂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利益机制，比如说互联网会使得信息不对称和信息对称同时发生，一方面信息的传播更加的扁平化，但同时由于算法的介入，可能通过传播学上的茧房机制使得人的信息了解渠道更加的专一化，使得视野更加狭隘，加剧了信息不对称。

　　第三，企业的黑箱可能会越来越打开，过去来说企业内部的运行机制对于经济学而言是一个黑箱。在现代经济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新古典学派一直把企业看作一个“黑箱”（此处“黑箱”之说并无贬义），即企业是一个与消费者处于同等地位的，在市场和技术的约束下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基本分析单位。

　　黑箱理论把企业的一切组成要素都看作是企业资本的一部分，着眼于资本在内部流动中增值的功能。企业从市场上吸收、获得财务资源、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和信息资源，经过内部配置和加工，使那些资源转化为新的物品，我们称之为产品。

　　内森·罗森伯格和熊彼特、弗兰克奈特等经济学家对企业的黑箱命题进行了一定的解释，但仍然有着更大的深入探讨空间，而随着大数据的发展，企业这个黑箱更多将从管理学领域转为经济学和管理学来协同进行研究，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相互渗透将更加深入。

　　企业介入到越来越多的经济学研究，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但是也需要考虑到是否会给社会造成更多的负外部性，比如说企业的一些研究，可能会出现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歪曲一些事实的情况，其次很多的企业数据对于外部而言并不公开，但是很多数据对于学术研究以及政府的监管有着很大的作用，因此也需要进行研究，应该让企业的部分数据实现一个共享机制，一方面支持学术研究，也有利于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因此，未来经济学界将在未来的大数据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也将更多地促进学术的发展。

薛兆丰:他们不懂市场经济的真谛

   的经济学充满魅力，并不枯燥乏味

　　经济学长期被误认为是“沉闷的科学”。但本来不应该是这样的。

　　在十九世纪世界各地还盛行奴隶制的时代，经济学家就因为他们反对奴隶制度的观点而著称。在英国，奴隶制度的支持者，就因为这个原因，给经济学贴上了“沉闷的科学”的标签。在当时，除非你是奴隶制度的爱好者，你是不应当认为经济学是沉闷的。

　　到了今天，还是有很多人认为经济学是沉闷的。原因不一而足。比如，在校的学生们会觉得经济学就是高深数学的代名词，所以必然是索然无味的；在业界工作的成年人呢，则会认为经济学只不过是象牙塔里的一堆抽象术语，与真实生活毫无关联；亦有人以为经济学具有某种神奇的能力，能够预知股票的价格，或者能够用来策划全球金融圈里的阴谋。此外，当然还有人喜欢开经济学家玩笑，说经济学家总是模棱两可、语焉不详，说话总是爱用“一方面看……但从另一方面看……”的句式。

　　这些理解都不对。真正的经济学并不枯燥乏味，它不是一门外语，不是数学，不是魔法。它不是沉闷的科学。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的目标便是消除这一系列对经济学的刻板印象，并且向大家展示经济学最真实的一面。两年前，我讲授了一门网上经济学课程。自上线以来，这门课程已经吸引了超过30万名付费订阅者。他们来自各行各业：从学生到老师，从艺术家到牙科医生，从律师到飞行员……他们当中许多人之前从未想到，有朝一日他们会成为一个经济学爱好者；也有许多人虽然学过经济学，但从来没有感受到经济学的魅力，没有发现经济学跟现实生活如此密不可分。但他们正是我想要与之对话的群体，因为真正的经济学与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今天，我希望借此机会向大家分享这段有趣的经历以及个人的感悟。

　　我想故事的起源，可以说是另一段的“双城记”。

　　我出生于中国广州，在计划经济的背景下长大。我的奶奶住在香港。它在广州以南只有100多英里，当时仍属英属殖民地。每次来我们家，奶奶都会带来许多美轮美奂的商品，这对当时许多住在中国大陆的人来说，简直有些不可想象。

　　儿时的我虽从未到过香港，却对香港抱有诸多美好的想象。这样的经历使我产生了疑问：为什么这两座城市，文化和地理位置如此相近，居民的生活水平却如此悬殊？这个问题在我的头脑中生根。在此疑问的驱使下，我阅读了大量书籍，逐渐地并且幸运地，我发现了经济学，这是一套能帮助我找到答案的最相关、且最有力的分析工具。

　　过去30年，我给《金融时报》写过经济专栏，在乔治·梅森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在西北大学法学院从事过博士后研究，也曾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担任教授，现在是一名自由职业者。

　　我学习关于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并讲授普通人能够理解的经济学。我讲授的主题包括自由贸易、产权、企业家精神、竞争与管制、制度与社会规范等等。经济学的思维能用来分析上述领域的现象，而这种思维是由严肃的学术研究作为基础支撑的，有兴趣的人可以继续钻研。

　　思想市场的真谛：允许消费者为高品质知识服务买单

　　信息技术的发展对经济观点的传播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4G和智能手机在中国普及后，创业者蜂拥而上，市面上出现了众多语音节目，帮助大众利用起在公交车上、在地铁里、在健身房里的空闲时间。这些时间过去几乎是被浪费掉的。

　　当然，技术只有在被正确使用时，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价值。在我开始录制自己的网络课程的过程中，学习到的最有价值的技能就是如何说话。只按照课本或书上的内容照本宣科是没有办法向观众传播有效信息的。在听我的网课时，观众可能在做饭，在散步，在开车。这些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学习场景。人们希望以一种日常谈话的轻松方式获取知识。

　　这就是使得课程有效且成功的关键所在：与你的观众进行一场“直面的谈话”，让你的观众感受到你在与他们面对面交流。通常10分钟的网课内容，我需要和我的编辑一起花费一小时以上录制。我的编辑对经济一无所知，我说的每一句话她都必须先听懂再让我继续。这样的好处是，我说每一句话的时候都抱着一种与人交流的心态，让听众真正地聆听，而不是把观众当作一个与内容无关的旁观者。我的课程在播出后反响很好，我相信这种在麦克风前想象着跟听众交谈的说话方式，是这门课程被口口相传的重要原因。

　　新的现象出现时，争议总是不可避免。当越来越多和我的课程类似的在线课程进入大众视野、并成为潮流时，一些来自传统教育从业者尖锐的批评和质疑便随之而来。

　　有的质疑认为，碎片化的10分钟音频没有能力承载系统性的知识。但碎片化学习其实是常态。在传统的课堂中，哪怕是全日制的在校学生，也会同时学习许多门不同的课程；而离开校园后还继续终身学习的在职学生，就更不用说了。

　　有的质疑认为，大众有很多获得顶尖知识的渠道，人人都可以阅读经典，或者使用网络百科这样免费的渠道，以此学习上至亚里士多德、下至凯恩斯的理论，而付费的网上课程只是在通过迎合听众的办法来收费，所以提供的必然是三流的知识。

　　我认为他们错在以下三点：

　　第一，他们没有区分开探索知识和使用知识两种行为。使用知识有时是免费的，但探索知识通常需要极高成本，总得有人为此而付费。

　　第二，他们没有把“知识”这种商品和“教育”这种服务区分开来。既然人人都可以自己去读牛顿写的书，或者买本教科书来读，为什么还要花钱去听物理教授上课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愿意花钱，买的不仅仅是知识，更是一种教育服务。这种服务使得知识变得更加容易理解，更容易记忆，更容易运用。

　　第三，他们不明白思想的市场的真谛。没有人在强迫消费者购买网上课程，它也不花纳税人的钱。在我看来，对网上课程的热度，反映了公众对知识的诉求；而消费者愿意自掏腰包的行为，则反映了他们对高质量的教育服务的认可。

　　数学不是经济学的全部，大致正确比精确错误要强

　　我还听到一些人说，没有使用数学语言的经济课程不够“科学”，这将扭曲经济学的本意。我认为这种想法是狭隘的。数学不是经济学唯一的工具，甚至不是经济学最有用的工具。

　　现代经济学的萌芽时期，亚当·斯密创立了经济学，他是用日常语言写作的；20世纪初，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革命性地改变了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他是用日常语言写作的；也在20世纪，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重塑了微观经济学的基础，他也是用日常语言写作的——他们都不需要用数学模型来表达他们的思想。

　　简单而接地气的经济学解释却可以造成更深远的影响，这完全不是巧合。经济学家阿尔钦曾说过：“真正测试一个人是否懂得一门学科的方法，就是看他能否向一个门外汉解释清楚这门学科。”既然霍金都能成功地向成千上万的读者用日常语言解释了时间简史，那我认为好的经济学家也可以效仿，向不以经济学为职业的人介绍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更重要的是，简单的原理反而更加有用。在真实的经济现象中，真正的经济往往充满了经济模型无法解释的不确定性。诚然，有些东西是人们知道自己不知道的。我们把它们叫做风险，或是概率。数学和统计学恰恰就是用来处理这类问题的。但另外还有一些东西，是人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我们把它们叫做不确定性。对于不确定性来说，数学工具就不再那么有用了。

　　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英国女王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问出了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为什么没有人在危机发生之前预测到它？一群德高望重的经济学家联合研究后给出的官方答案是：经济学家集体丧失了想象力，以致忽视了系统性的风险。请各位注意，他们缺的是想象力，而不是数学模型。

　　此时此刻，经济学家们在忙于分析为何贸易战是不可避免的，但他们中有多少人可以给出一个数学模型来准确预测在下个月、下个季度、下一年中，什么是不可避免的呢？

　　有一句经常被认为是凯恩斯所说的名言（实际出自英国哲学家Carveth Read）：“大致正确比精确错误要强。”保罗·萨缪尔森与哈耶克的故事就是这句名言的极佳范例。

　　萨缪尔森因提升了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而获得了诺贝尔奖。曾经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在他的初级经济学教科书中，他提供了一个试图精确预测在哪一年前苏联的经济体量将超过美国的统计模型。

　　与此同时，另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哈耶克则预测前苏联经济将彻底崩溃。哈耶克从未指出这一经济崩溃将何时发生——实际上他还解释过为什么准确预测是不可能的。

　　我们今天知道，前苏联经济从未赶超美国，并且的确在1989年崩溃了。萨缪尔森用了大量的数学公式得出了结论，他的结论是精确的，但精确地错了；哈耶克的预测是大致的，但大致上对了。

　　对于专业经济学家所使用的技巧与经济学思维的本质（或经济学常识）之间的反衬，弗里德曼曾经说过一句非常机智的评论：“我见过很多极为聪明、受过高度训练的经济学专家，他们熟读了乐谱，却没有听过音乐。”

　　拆除学院高墙，共享经济学美妙乐章

　　作为一位写过二十余年的经济学专栏的经济学者，我仍会惊讶于一个现象：我们有着越来越普及的经济学教育，但一些经济学谬误却依然顽固地存在。这一现象既存在于中国，也存在于西方国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圈子里。

　　让我来举一些例子。让我来问几个问题：

　　1. 最低工资保障可以帮助贫困国家摆脱贫困吗？

　　2. 制造蜡烛的工人会永久性地被制造电灯泡的工人取代吗？

　　3. 在双边贸易中，顺差与逆差是正常情况吗？或者说，我必须从你那里买入和你从我这里买入的商品同等价值的商品，才能保证“公正”或“平等”的贸易吗？

　　4. 打着“中国制造”字样的商品，真的是从中国制造吗？

　　有一大堆这类的常见问题，是可以通过经济学得到恰如其分的回答的。这种经济学常识，我们也称之为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不但可以帮助我们评价最新的经济政策，同时可以让我们了解经济现象如何影响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保罗·萨缪尔森曾言：“只要我能编写这个国家的经济学教科书，那我就不在乎国家的法律和条约是怎么写的。” 我同意萨缪尔森的立场——经济学确实能改变人的观念。但我要强调的是，我的网络课程，并不仅仅是现行主流教课书的简化版，它是针对博雅教育课程而设计的崭新的教学方案。

　　此外，今天的科技媒介，也是当年斯密、凯恩斯和萨缪尔森等经济学家没有机会利用的。我指的是被广泛使用的智能手机和高速信息传输通道，比如4G网络和即将投入使用的5G技术。这些最新的科技可以帮助我们把论文和书籍中的知识，重新编排、重新定制，从而让更多人接触，用于研究、学习和培训。

　　今天，大学的围墙正在被推倒，均等的教育机会正在普及，更加行之有效的经济学教学方式正在兴起，越来越多人将会欣赏到经济学所带来的动人旋律。

　　本文为薛兆丰于2019牛津凤凰网中英国际论坛的英文主旨演讲中文精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