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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年55岁，已经进入人生的后半程，我希望接下来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像是一个实验，对别人可能轻车熟路，对我自己足够新鲜。不过，总有一些内核不能丢，就像一直坚信最高级的说话是实话实说。”

　　在新书《有话说》中，崔永元写道。再有一个多月，他将56岁。书中讲述了当年在日本采访朝日电视台新闻主播久米宏的故事。他靠《新闻站》这档节目为电视台创造了巨大广告收益，他一去所有人都对他鞠躬。

　　“他带我参观他的演播棚，支撑架是钢铁做的，已经有年头了。钢铁棚后面的演播室里有一排小屋子，嘉宾可以坐在那儿喝茶或者吃东西，上面还有一个斜斜的顶窗，透过它能看到外面绿色的竹子，但是这些小屋子是拍不到镜头里的。我很好奇为什么一定要搭真的。

　　“他说：‘我希望嘉宾进来以后，他能感觉像到了久米宏的家。’所以，不仅这个榻榻米是真的，等下他们喝的萝卜汤也是真的，就连桌子上的胡椒和盐也是真的。”

　　崔永元和节目组同事讨论了很久。比如多年未见的战友，既然他们那么长时间没有见面，为什么不可以直接带着摄影机去火车站或者机场记录真实的会面呢？为什么一定要让他们“现场表演”呢？

　　“我们从来不是说要百分百保真，不能有一点安排、一点设计，做电视的人做不到。我只是觉得，我们不可以骗观众，也不可以骗自己。如果我们原本的设定就是假的，没问题，只是我们一定要告诉大家：本节目有排练，请勿当真。”

　　2005年崔永元参加了《艺术人生》的一期特别节目，叫“2005理想”。他讲了自己的抑郁症，也说到，最初做节目时，还想“会被人认出来”等问题，做着做着开始有责任感了。每天睡不着觉，到早晨八点还睡不着，看着太阳冉冉升起，大家骑着自行车都去上班，还没有入睡，“为什么要对自己这样苛刻……，挺痛苦的，但是之所以还这么想，就是说明自己还在坚持，没有放弃。”

　　最近，短短半年多时间，因为崔永元，中国的影视娱乐和最高法院发生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变化。“一个公民可以以小博大路见不平高亢发声”，他呼吁“让我们一起靠近事实真相”。

　　“我不喜欢的，是我们对假的习以为常。”崔永元在书里说，“很多电视人都被假‘宠’坏了，时间一长，就会想，搞不好假的东西也能有真的一面，搞不好它也能变成真的，搞不好它就是真的。慢慢地，我们丧失的不仅仅是拥抱真实的勇气，还有拥抱真实的智慧和心态。”

　　在很长时间里，明星、金钱、权力都是赢家的标志。而当崔永元从抽屉里抛出这个那个文本，很多赢家就像阳光下的雪人，很快就会融化。

　　“你以为大家习惯的事情，就是正确的事情？你以为身为弱势，就该委曲求全？”这是一部电影里的话。幸运的是，社会总会选择一些人发声，在别人躲避的地方，司空见惯的地方，弄假成真的地方，他们用勇气克服恐惧，让真相呈现，让法治前行。

　　2

　　不久前的一天晚上，在北京飞上海的航班上，我看到邻座拿了不少报刊和图书，有本书的作者我还认识，就和他搭讪，但他的反馈很被动。后来三言两语发现我们都在张江办公，离的很近。他在微创医疗器械集团，我没去过。他不接触媒体，不知道秦圈，知道第一财经电视，但没看过。

　　通过零星的话语，我大致了解了他的历程：1963年生，上学很早，是改革开放后最早获得理工科博士学位的那批人；1987年到美国留学，5年拿下了生物科学博士学位；曾在美国两家低温生物医学公司工作，当过首席科学家、研发副总裁。1994年，上海市第一次组织留学生“回国省亲”，当时外滩对面仍是大片荒芜。经过几年犹豫、取舍和准备，1998年，他回国到张江创业。

　　我问他科技创新的问题，他的回答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

　　做任何事，要做成一流水平，一定要聚焦，坚持，不受“赚快钱、赚大钱”等诱惑。微创医疗做的是植入人体的心脏起搏器、支架、关节等，要汇聚大量跨学科知识和技术，非常高精尖。几乎所有产品的研发要八九年甚至超过十年，再加上拿证、进医院，又要几年。“板凳要坐十年冷”，十几年才能磨一剑。

　　在高科技方面，中国和世界水平还有很大差距，但开始有了一定突破。就像刺刀尖，先集中力量插到一个地方，进去了就可能深入，在纵向和横向上突破。赶上世界水平必须走开放式创新道路，世界上很多资源是分工协作的，要充分利用。再脚踏实地奋斗20年，中国就有希望在科技领域打造一批世界级企业，它们的产品大部分在国际市场上销售并取得领先。

　　分手时我们加了微信，我才知道他叫常兆华。

　　微创伤医疗技术，是通过在皮肤上的一个微小切口，在影像引导下，将治疗器材输送到体内病灶区进行医治，甚至将病灶彻底消除的现代化医疗技术。今天，微创医疗生产的产品在全球80多个国家8000多家大型医院使用，平均不到12秒就有一件产品为患者救死扶伤。这些产品真的无比精微，比如第三代靶向药物洗脱支架“火鹰”，要在细如发丝同时极其坚硬的钴铬合金上均匀地“挖”出近600个凹槽；又如微创医疗旗下公司“创领心律”（2014年和意大利索林集团合资成立，2018年微创医疗收购了索林起搏器业务），其所制造的首台“中国心”心脏起搏器已在多个省份使用，开启了中国高端医疗装备心脏起搏器的国产产业化和加速进口替代的新征程。一个植入式心脏起搏器的寿命在10年左右，功率为手机的5万分之一，10年中心脏要跳动约3.5亿次，容不得一毫一厘的差错。

　　1998年常兆华刚到张江时，这里没有一个红绿灯、一家餐厅、一处公交车站，晚上加班稍不留神就会错过园区末班车，要么在实验室水泥地面上捱到天亮，要么几个人结伴走到出租车司机敢深夜“冒险”来的地方。他们也曾遭遇过厂房因经济纠纷而被法院查封，办公家具被厂家试图强行拖走，管理人员被投资方利诱哗变，运营资金仅能再维持公司运转一周等等的困境，但产品研发从未停顿和放弃。

　　支撑常兆华团队不屈不挠坚持的最大动力，是上世纪90年代他们看到，在欧美国家微创手术已占手术总量的80%以上时，我国医疗水平还基本停留在“手术刀和止血钳”的“刀耕火种”时代，只有几家医院和少数医生能做类似手术，所用器材百分之百全部依赖进口，手术费比欧美高出数倍。有医生告诉他，一位农村患者家属把家里的几头牛赶到医院门口并哀求，以此换得给亲人体内放置一枚可以救命的支架。

　　“令人不可理解的是我泱泱13亿人口大国竟无一家专注于从事微创伤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和运营的企业，……整个医疗系统面对价格奇高不下的进口高端医疗产品毫无抵抗之力。”常兆华的内心被深深刺痛并牵发出一种透彻心扉的耻辱感，他说正是这种痛彻心扉的“耻感”和“痛感”及与此相关的思维惯性，令他产生了动力和愈挫愈勇的抗压韧性，开始领悟了人生的责任、意义和取舍之间的智慧。

　　中国经济正处在从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艰难转型期。高增长成就很大，问题也很多。其中之一就是贪大图快，速度一下来就靠各种刺激手段把增长弄上去，而不管有多少后遗症。不少所谓创新，不过是概念包装和模式的简单改变。而真正有价值的创新，往往是慢变量，要花时间，久久为功，水滴石穿。

　　3

　　1978年，当过三年知青的鲍永东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英文系，毕业后到农业部国际司做翻译，1986年调到人民银行负责与亚洲开发银行的贷款合作，从此和金融打起了交道。

　　鲍永东对普惠金融的关注，是2012到2016年被聘请到泛美开发银行多边投资基金任高级顾问期间。上世纪80年代中期，拉丁美洲经济崩溃，债务高企，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社会财富高度集中（只有10%的人有银行账户），城市贫民大幅增加。而传统银行对他们不感兴趣，由此催生了为贫困人口提供商业贷款的小贷业务。

　　鲍永东（左三）在内蒙呼伦贝尔考察照片以玻利维亚为例，1985年前后大约有20万人跑到首都找工作，为了谋生做些小买卖。小额信贷起步时很艰难，主要靠非政府组织和国际援助机构的捐赠才能维持。但逐渐积累的经验表明，穷人可以成为贷款对象，这样慢慢出现了阳光银行和费耶银行这样的机构。阳光银行活跃客户中有一半是女性，通常是市场小贩、裁缝、面包师、糖果制造商，第一笔贷款低至50美元。阳光银行可以吸收存款，并接受银监会监管，其不良率一直在1%左右。

　　2016年5月鲍永东带中国小贷公司代表团访问阳光银行时，发现其最突出的经验是不断培训和依靠基层信贷员，让他们充分了解辖区里贫困人口的需要，经济有效地做好服务。大数据固然好，但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回国后鲍永东四处讲课，介绍拉美小贷的经验。他发现国内的小贷公司已经有上万家，但没有适当的监管指导规定，基本都在追求高额回报，在做大贷；高风险，高成本；面向的客户并不是低收入人群。

　　当然也有好的普惠金融案例。海南农村信用社从2007年开始做小贷，招收了500名大学生，带着笔记本，骑着自行车，到农村为农民种蔬菜、种蘑菇、养鸡提供贷款，还发展了一套鼓励信贷员和激励农民按时还款的机制。

　　中和农信是一家专注农村市场的小微金融机构，为中低收入者量身定制小额信贷、保险、投资、电商等服务。其源头是在1996年世界银行贷款秦巴山区扶贫项目中创设的小额信贷项目试点，2000年中国扶贫基金会全面接管该项目，2005年第一家直属分支机构——康平县农户自立服务中心正式成立。这是中和农信的前身。到2018年底，中和农信的业务已经覆盖全国21个省的313个县域，累计放款400亿元，笔均贷款2万元，还款率99%，累计超过500万农村百姓从小贷业务中受益。借款人中92%是农民，82%为妇女，89%为初中及以下文化。

　　中和农信有几千名“最土的金融人”，他们多是本乡本土的农民。十里八村的乡亲想借钱，只要一个电话，他们就服务上门，不用抵押，不用找公职人员担保，只要借款这家人踏实靠谱，足不出户就能拿到钱。

　　汤敏和鲍永东同一年考上大学，他读的是武汉大学数学系，毕业后留校，1984年赴美读书，1989年获计量经济学博士后被亚洲开发银行聘用，2000年作为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回中国工作。2010年，汤敏加入了友成基金会，任常务副理事长。

　　汤敏这两年在推动的一个项目叫“青椒计划”，即乡村青年教师社会支持公益计划。“青椒”即“青教”谐音。它由全国30多家教育公益组织、高校、教育类企业等共同发起。第一年有18个省、3000多所学校的3.4万名乡村教师参与，如今的二期项目也吸引了1.5万名乡村教师。

　　“青椒”第一讲是2017年9月13日晚上7点，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一间办公室里，丁道勇副教授对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开讲《“差生”的社会建构》。网络另一端，陆续上线的乡村教师最终超过8000人。

　　“全国有330万乡村教师，青年教师是主体。他们最缺少培训，也最需要培训，尤其是新入职的教师和特岗教师。”汤敏说。上海的互联网公司沪江网是平台运营方和技术支持平台，帮乡村青年教师“随时、随地、反复、免费”进行学习。

　　早在2013年，汤敏就受国外“慕课”的启示，让友成基金会与中国人民大学附中合作，每天录制人大附中老师的讲课，放到网上，当晚乡村老师对课中超出乡村学校需要掌握的部分进行必要剪裁，一般把45分钟的课剪到30分钟左右，第二天在乡村课堂上播放录像。当视频中的人大附中老师提问人大附中学生时，乡村老师会把视频停下来，让当地学生来回答。答对了就继续放，没答对老师就用几分钟把概念讲一遍。到2016年春，这一“双师教学”试验已在中西部18个省的130多个贫困地区乡村学校中进行。

　　从2017年开始，友成基金会又联手清华大学的爱学堂公司，将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三年级的课程全部制成卡通教材，在全国20个县进行实验，寓教于乐，提高农村学生对课业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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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40年，在看得见的地方，在大城市，中国的成就非常明显，高楼大厦，高铁网络，财富涌流，琳琅满目。但在那些看不见的地方，比如信仰，信用，信任，科学精神和法治精神方面，以及在那些和大城市差距越来越大的县乡农村，我们真的有信心吗？

　　即使在大城市，当各种各样的伤害、欺骗、压榨、不公的事件爆发，当人们发现在高精尖科技上还挺不直脊梁，心里又是怎样的滋味？

　　如果看不见的那些问题不能有效解决，看得见的成就还能延续多久，其代价又有多大？

　　要支持中国健康前行，不仅需要物质资本，更需要以公平和信任为核心的社会资本。

　　和常兆华交流的那天白天，我因为一件感到不公的事，一整天闷闷不乐，觉得社会在生病，病的厉害。夜里，当他的身影快速从我视线里消失，我想到了一句话：社会是你的病，也是你的药。

　　我们社会中总是有一些人，专注地坚守自己所追求的价值，而不被困难和憋屈所压倒。这种精神，就是我所说的药。我和崔永元见过两次，和常兆华、鲍永东见过一次，和汤敏也很少见。但我觉得他们都是社会的良药，因为他们都是为了解决问题而存在的。有的为公正的法治而来，有的为人民的健康而来，有的为消弭金融和教育不平等的鸿沟而来。当社会在某些时候被撕裂和瓦解的力量威胁时，这些粘合的力量，帮助的力量，建设的力量，会让很多人感到温暖和鼓励。

　　这个社会会更好些吗？

　　答案在于，我们有多少让社会变得更好的努力，而且——永不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