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讲两点意见。
第一点意见,改革未有穷期,所以还要加紧努力推进改革。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但现在还不是停留在鼓掌欢呼伟大成就的时候,因为我们还面临着非常严峻的任务,需要努力去更好完成。就以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各项改革任务来说,我们完成了一部分也取得相当大的成就,但这跟我们设定的目标比较,会发现遗留的任务非常多。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经济改革的要求,就是要建设统一开放 、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使得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个任务完成的怎么样呢?应该说跟党中央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比如,统一市场,市场的统一性仍然受到地方保护、行业保护等的分割影响,使得市场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睡眠化的状态。开放要求是对所有的市场定期开放,但是现在对不同所有制的企业还是往往分了三六九等,没有平等的全面开放。
竞争性这个问题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但是我们看现实实际上有很多出台的政策,仍然不符合公平竞争的原则。最近因为考虑民企平等进入市场,平等获得资源,央行负责同志提出“竞争中性”的原则。但是我们查一查文献,OECD在2011年就提出“竞争中性”原则,还有很多具体的规定,但我们长期在平等竞争问题上停留在一般的口号上。跟OECD提出的八个领域如何贯彻竞争中性原则相比,我们还有很大差距。
有序,有序就是说市场交易放在秩序、规则的基础上。最大的规则就是法律,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门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看起来这个决定的执行也还需要付出更大努力。
所以,我们不能够满足于现在已经取得的成就,应该看到面临的环境还相当严峻,如果不能够按照十八大以来中央的决定推进改革,一些眼前使得很多人焦虑甚至彷徨的问题就难从根本上解决。
第二点意见,怎么推进改革。
不同行业的人、不同岗位的人都要尽自己的力量去推进改革。我们在座的主要是理论工作或者政策制定工作,有一件事是能够做的,就是从我们走过的道路去总结经验教训,为未来的工作指出方向、指出路径。这就可以使我们避免原来的不足、缺点和错误。
最近回忆自己经历过的改革历程,觉得还是真能够温故知新。比如说对改革目标的设定,在70年代末期、80年代上半期,基本上集中在国有企业改革上,提高国有企业、增强国有企业活力是改革的中心环节。怎么增强活力?就是放权让利,甚至说的极端一下,就是架空所有权,增强经营权。
但是,到了80年代中期有了变化。在80年代中期以前,因为我们对于现代经济学的认识很浅,基本上是在苏联政治经济学的影响之下,所以对于什么是市场经济,什么是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其实只有一些模糊、感性的认知。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一方面我们一些学经济学的人士重新学习现代经济学,另一方面有一批受过现代经济学的年轻人进入了改革研究的行列。所以,就开始做一个系统性的研究。
到了1985年的全国党代表会议就接受,商品经济体制是三个部分组成的这么一个观点。这个所谓叫七五“三点”,后来是写进中共中央关于制定第七个五年计划建议的。这就是整个商品经济或者有计划商品经济三个部分组成。第一个部分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第二个竞争性的市场体系,第三个适合于商品经济的宏观管理体系。这其实是按照当时大家同意的科尔奈分类,这就是说我们决定选择科尔奈讲的2B模式,也就是说有宏观经济管理的市场协调模式。
但是,这种根据这个设想在推进改革中遇到一些困难。就是人们还是觉得完全市场来协调经济是做不到的。持有这种意见同志们,他也有一些变化。他从十二大“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退了一步,不说计划经济为主、市场条件为辅,而且计划也不是原来设想的指令性计划,叫做间接计划,就是用间接计划来控制市场,市场再去引导企业。我们过去认为这可能是当时的环境下,对市场经济一种婉转的表达。但现在回想起来,好像还不是这样。
因为虽然从市场引导企业这一点来说,看起来像是市场经济。问题是这个市场是什么样的市场呢?这个市场是在国家掌控之下的,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给国务院写了一份报告,应该引进日本、韩国式的那种选择性的产业政策,或者差别性的产业政策,也就是说用一套政策手段去扶植一些产业,抑制另外一些产业,去扶植一些企业,抑制另外一些企业。用了各种政策手段,金融的、财政的,以至于行政手段去改变市场。然后用按照政府意图改变了市场去引导企业。
按照经济学的原理这不叫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其实还是间接计划在对市场资源配置起作用。特别是现在来回想这个问题,不光有历史的意义。
比如我们最近面对一个问题,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去产能、补短板,因为用了这么一套东西去,它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改善就有了预定的政府心目中的最好结构,然后通过各种政策手段去促进和实践,而不是通过改革、通过市场化的改革,通过市场出清去解决结构问题。
这种产业政策是日本在早期用的,叫做选择性或者差异性产业政策。我记得刘鹤同志在1995年就写过一篇文章,说这种差别性的产业政策必须转型,转型成为有利于强化竞争的和市场友好的,在发展经济学上叫做功能性产业政策。1995年提出来到现在似乎并没有什么改变,而要改变它,不是说就事论事改变这个产业政策就解决了,牵扯到你建立整个市场体系,这才能够通过市场的作用实现奖优罚劣,优胜劣汰。
所以,我们回望改革的历史,我们在哪些方面有所不足,有所失误,我们现在进一步改革中就可以做更好。(本文为吴敬琏在12月27日“中国改革(2018)年会”上发言实录)
蔡浩:自主创新取决于新一轮改革开放
始于今年3月的中美贸易摩擦,历经波折,近期两国虽于G20会议期间达成初步协议,但整体前景仍不明朗。12月6日,媒体传出中国科技创新的领头羊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CFO)被加拿大代表美国政府暂时扣押(美、加是盟国)。这也映证了笔者今年4月在《首席经济学家》杂志上发文的观点,贸易赤字只是中美产生摩擦的表象,抛开意识形态问题不谈,美国真正要瞄准的是中国科技的崛起。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德蒙•菲尔普斯近期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采访时也提出,中国的技术过多依赖于西方转移,目前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而这也是特朗普敢于发动贸易战的主要原因。
改革开放过往四十年给中国带来的以技术模仿、技术转移的路径不可能长期有效,对于中国而言,必须加强自主创新,只有这样才能永葆发展源动力。而中国的近、现代发展史则表明,要转向自主创新的道路,必须用新一轮改革开放引领的制度创新做保障。
何为创新?
从广义上来看,创新是指人类为了满足自身需要,不断拓展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并进行创造革新的实践活动。其本质是突破,突破常规的技术、事物、制度和思维定势,发现或创造有价值的新技术、新事物、新制度、新思想。中文“创新”一词,最早见于《魏书》(卷六十二,成书于公元六世纪),“革弊创新者也,先皇之志也。”不过,当时的词意较为狭义,主要指国家制度的改革创新。而英文中的创新(Innovation),起源于拉丁语,其原意有三层含义,即更新、创造新的东西和改变。
在经济学领域,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熊彼特(哈耶克的老师)在其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中,首次提出了创新理论,认为创新者将生产要素进行新的组合,改进和创造新的事物(包含但不限于技术、制度、方法等等),从而创造出新的价值。他界定了创新的五种形式,即开发新产品,引进新技术,开辟新市场,获得原材料新的供应来源,实现新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模式。熊彼特对创新的定义,与广义定义相比,更加强调的是要有经济价值,换句话说,如果一项发明创造始终处于象牙塔中,没有体现出其经济社会的价值,那么就不能被称为是创新。
改革开放:一场伟大的创新
从创新的定义来看,一切能提高生产力、产生经济价值的技术和制度改革,都应算作创新。笔者近期在读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从人类发展史来看,制度的革新总是滞后于技术革新的。石器时代,人类在生产活动中逐渐创新掌握了生产工具的制造方法,进入了氏族社会;铁器时代,人类创造了金属冶炼技术,提高了生产力和战斗力,氏族社会开始向封建社会演化;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使得知识和思想得以广为传播,文艺开始复兴,欧洲社会从中古黑暗时期迈入近代启蒙时期;蒸汽机的创新发明,提升了生产力的数量级,对生产关系提出了新的要求,资本主义制度由此诞生;随着电力的发明和广泛应用,第二次工业革命使得资本主义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发展不均衡,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又使得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得以在国家层面体现,人类社会进入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并存的局面。
然而,如果单独从一个国家的发展史来看,后发(落后)国家若想分享人类文明的发展成果,积极拥抱人类社会大家庭,制度的革新可能更加重要。只有破除旧的制度弊端,建立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新制度,树立能与先发国家进行和平发展的理念,随之而来的商业、技术、文化的开放交流才能为后发国家带来先进技术的转移,进而解放、提升生产力,获得经济社会全方位的高速发展。这也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为后发优势,当然是有瓶颈的(比如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发优势可能会变成后发劣势,过于依赖技术转移)。日本、亚洲四小龙甚至拉美国家的发展历史都(全部或部分)证明了这一点。
对中国而言,亦不例外,邓小平先生于1978年推动的改革开放就是一场伟大的制度创新。它解放了思想,秉承事实求是的发展逻辑,积极加入人类社会大家庭,使得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越。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的经济规模从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679亿元人民币上升至2017年的82.7万亿元,不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由1978年的1.8%上升至如今的16%。1978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381元人民币,属于低收入国家行列,而到了2017年,人均GDP已经上升至59660元,跻身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改革开放初期,全国有7.7亿农村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高达97.5%,40年后,中国累计有7.4亿人口实现脱贫,贫困率降至3.1%,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巨大成就。
生产力的飞越,离不开技术的进步。邓小平先生在改革开放初期曾经说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非常客观而睿智的认识。经济学领域对此也做了很多研究,从索洛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到阿罗的干中学理论,再到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都证明了这一观点,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源泉。英国《金融时报》的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近期也发文表示,如果没有技术创新,过去两个世纪不断上升的繁荣将是不可能的。
而改革开放就是为中国带来思想解放、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的制度保障。很多学者认为(国外的以达格拉斯•诺斯为代表,国内以郑永年为代表),以改革开放为代表的制度创新某种意义上比技术创新更加重要。因为相对后者而言,前者是基础,是土壤,是保障。正如前文所述,放在人类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这个观点未必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是放在中国近代史的背景下,这个观点至少拥有大量史实证据。明朝时期,大部分时间都在实施海禁,边关贸易也以朝贡贸易为主,导致边乱、海乱长期存在(少数民族和倭人要靠抢劫获取生活用品),频繁的战乱消耗了明朝的国力,到明末时,内有频繁爆发的农民起义,外有满清铁骑,自身武器水平与世界脱节,仍停留在冷兵器时代,终遭灭亡。清朝时期,闭关锁国更加严重,科技实力不进反退,在工业革命后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面前,屡战屡败,还滋生出太平天国、北方捻军和同治回乱等内患,虽苟延残喘多年,终究是气数已尽。再加上新中国成立前三十年出现的一些运动、灾害、浩劫,都成为制度妨碍创新、妨碍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明证,也凸显了以改革开放为代表的制度改革、制度创新的重要性。
虽然近年来,出现了一些质疑改革开放的声音,有些人片面地认为,改革和开放打破了原有社会的均衡态势,对社会形成了冲击。对此,熊彼特早在100多年前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就给出了答案,他将创新对社会均衡的破坏,定义为“创造性破坏”。他认为,创新就是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即不断破坏旧的,创造新的结构。动态失衡是健康经济的常态,通过创造性地打破市场均衡,才会出现获取超额利润的机会。而旧有均衡的打破,往往意味着固有经济社会结构受到冲击。从发达国家的历史来看,均经历过这种冲击,比较著名的案例就是英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圈地运动”。正确的做法,不是否定创新,而是根据创新带来的生产结构(关系)变化对经济社会加以引导,加强制度革新,摸索并汲取他国经验,妥善处理创新对市场和民生产生的结构性影响和冲击。倘若一国政府缺乏创新的眼界和意识,缺乏改革的勇气,对新事物畏之如虎,不鼓励甚至阻挠技术、制度的创新发展,则很快就会被历史所抛弃,内忧外患纷至沓来。
因此,笔者认为,改革开放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伟大的创新,它解放了思想,积极拥抱技术进步,加强人才培养,提高学习和研究能力,通过吸取大量先进经验,实践了诺奖得主阿罗的“干中学”理论,并通过技术创新、技术模仿和技术转移,释放并提升了生产力,改进了生产关系,极大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和国家实力,也让中国迈入了科技大国之列。
加强自主创新要依赖新一轮的改革开放
然而,科技大国毕竟不是科技强国,中国要从以技术模仿、技术转移为主的科技大国向以自主创新为主的科技强国迈进,历史告诉我们,单靠技术创新是不够的,必须要通过深化改革开放来引领新一轮的制度创新做保障。
历史已经证明,技术进步是世界性的、时代性的,技术创新必须具有全球视野,必须要有开放的制度做保障,绝不意味着闭门造车。相反,还要扩大开放,深化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利用国际创新资源,培养创新人才,提升本土创新能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强调,“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绝不能关起门来搞,而是要聚四海之气、借八方之力。”
在制度环境上,要深化改革,健全保护创新的法治环境,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仅要保护本国知识产权,也要保护他国的知识产权不受侵犯。引导本国企业创新并运用知识产权,提高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健全知识产权利益分享机制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机制,促进有效创新向知识产权的转化,从根源上提高企业的创新动力,引导企业将资源向研发上倾斜,逐步加强企业的自主研发实力。
在资源配置上,要真正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要继承邓小平先生关于改革开放的理念,真正做到政企分离,充分发挥企业家精神中的创新因子,让企业根据市场的需求自主选择创新方向,一切以提升国民幸福感为主要目标;要让高校和科研机构摆脱行政桎梏,结合市场需求和国家需要,让研究成果更多地从象牙塔向生产应用中转化,让产学研无缝连接,让创新的经济社会价值能够更广泛、更高效地体现。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亚洲博鳌论坛进行主旨演讲时所指出的,“没有思想的解放,就没有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能否继续深化,能否继续伟大,取决于思想能否进一步解放,取决于能否一以贯之地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破除意识和制度上的藩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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