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看中国开放带来高速增长，很成功。成功当中也产生了我们内部的矛盾，发展不平衡，有些阶层、有些地区更成功一些。但整体看我们把贸易对手逼到了墙角。当然他还有自己的独特性。

　　但苹果手机的例子告诉了美国人，他发明再新的东西，制造环节也会转移到中国。智能手机是苹果对人类的贡献，但是制造环节是富士康，就业也不在美国。主要的利润落在了美国公司，可是国家不能完全用资本来支撑，有很多活生生的人要生活，所以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开放态度开始逆转。起初嫌我们开放不够，龙永图参加WTO谈判的时候，每次要答应一个发达国家的开放条件就感受到来自国内的压力：“是不是让得太多，把市场出卖给洋人了？”后来不知不觉中发达国家认为我们的开放损害他们了。等到他回头开始咬了，我们还有什么选项？继续赶超？对打贸易？把我们积累起来的力量转向“一带一路”新兴市场？国内进一步加快技术升级？或者重回封闭老路？

　　这就是摆在今天中国面前的问题，这些问题怎么解决现在还不知道。发生这些问题的背景跟我们前30年成功是有关系的。我们的成功并不完全是中国人自己努力就获得了成功，我们确实改变了全球的结构。多年封闭的结果是贫穷，一开放发现穷就是竞争力，穷就是成本低。这个成本低很厉害，发达国家的工厂怎么跟你竞争？这次贸易摩擦，数据公布出来我们才发现，中国出口有2/3是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企业出口的，里面很多是组装，关键零部件是人家的，组装以后出口。

　　但是从就业层面看发达国家，就要到“锈带”去看看，你会知道为什么美国的政治发生了逆转，从同情中国人，嫌中国人不够开放，到现在对你的开放害怕了。中国这么开放，不会的可以学，可以模仿，中国对知识产权的观念跟发达国家还有距离。然后，中国的成本还是低。开放40年，我们的人工涨了一些，但相对美国还有很大优势。事情就麻烦了。

　　经济学讲成本的曲线，一般先降，然后再升。回到国内经济的分析，麻烦在哪里？我们用低成本把发达国家打醒，站起来要对我们进行贸易摩擦了。此时我们自己的成本曲线正好是降下来以后又上去了。任何一个事情开始阶段都是很开心的，为什么？成本有向下走的机会，提高设计能力、加大生产规模等都可能带来成本下降。但到了最优点以后，所有成本都会上去，为什么？上新的生产线，管理要扩大，难度会增加。而成本达到最优点，利润达到最高点时，竞争对手会来，一赚钱就有人跟，互相挖人，成本一定上去。这是成本的诅咒。

　　国民经济运转过程中体制的成本更值得关心。我们解放思想，包产到户，发展民营企业，开放市场，全是体制成本下降。但是体制成本降了以后也会升，为什么会升？经济发展了，所以政府、市场等所有的相互关系都在变化。从1995年到2012年中国最高速成长阶段的基本数据看，不调整通货膨胀指数的GDP在这期间涨了8.6倍。大家都说人工涨得很快，其实人工工资总额涨了8.8倍，略高一点点。涨得快的是什么？税收16.7倍，非税收入18.8倍，法定的社会保障金28倍，最厉害的是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涨了64倍。

　　我们在全球靠低成本发展出竞争优势，这口饭吃了几十年。但是，现在全球的经济格局变化了，我管它叫“三明治”。发达国家成本比你高，人工比你贵，但是人家手里有独到性的东西，资本、技术的优势还在发达国家这边。另外，印度开放了，越南也开放了，很多新兴市场国家看到中国的经验也开始搞改革开放，中国的这套经验没有专利。后开放国家比我们更穷，工资更低。所以很多产业往越南、印度转移。美国很多大商场现在衣服是越南生产的了。中国夹在中间，成本优势已经不明显了，独到性优势还没有完全起来。

　　“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夹在中间”。所以为什么讲突围呢？被什么围住了？中国被自己的成功围住了，被多少年凭低成本优势杀进全球的高速增长围住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成本一定要上去的。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是，我们能不能比竞争对手成本管得好一点，降的时候快一点，升的时候慢一点。企业跟企业，地方和地方，国家和国家，成本管理永远是一个基本战略。但光靠成本管理，这个诅咒还会追上你，因为成本曲线的规律没有例外。

　　所以为什么讲创新？我们必须得移动这条成本线。不能说工资高了，土地贵了，税收增加了，我还生产原来的东西，还用原来的方式去生产。你得改进它。所以这里就分化出两个题目，一个是改革突围，一个是创新突围。

　　什么叫改革突围？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变量。如果再不做进一步的体制深化，我们将眼看着40年的改革成果一点点消融掉，这个社会的福利被按住了，又找不出新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方向。我们是发展起来了，但是未富先奢、未富先腐。看起来是小事，到处讲捧场，这里要点钱，那里要点钱，加到一起都是国民经济的负担，《人民的名义》里一面墙的钱，最后都落到产业的头上，都是整体的成本。

　　这些成本不解决，经济就会下去，多少发展中国家有点苗头以后走下坡路都是这么来的。所以要全面深化改革，但是现在难度非常大，上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是无路可走了，饿肚子了，你改不改？现在没有这些情况了。过去叫开放促改革。现在发达国家带头保守往回走，要增加贸易税，封锁市场。开放促改革有很大难度。

　　所以，中国下一步改革越来越要靠我们内生的力量。国务院常务会议在讨论进一步减税降费。现在我们法定社保缴得比发达国家还高，企业怎么受得了？社保不缴那么多，将来工人退休怎么办？这是一个矛盾。可能的解决办法是把国有企业划到社保基金去，用国有企业的利润充社保，把企业缴纳社保的费用降下来。中国企业是不管政府规定多少，我不缴，但不缴有风险，一查就是问题。中国企业一上市得补多少年的税？

　　还要破垄断。我们的电费比发达国家还贵，有道理吗？中国制造业现在有到美国去布厂的，土地比国内便宜，电价非常便宜，算起来1度电不到0.1元人民币，中国在哪里也没这个价。为什么？这个领域有很大的垄断。电话费、油价，都是国民经济运行的成本。这些领域的问题，很大程度是政府行为。但是中国不进一步在这些领域把体制成本降下来，很难有国民经济的未来。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再往前走，有一个很重的历史包袱要解决：“李约瑟之谜”。中国很多领域都曾经领先，为什么到了科学革命的门口最后一脚不踢？进去了就是科学革命，就是文艺复兴。他最后有一个猜测，中国搞科举，所有聪明头脑都在猜皇帝会出什么题目，标准答案是什么，写一篇讨巧的文章去做官，对自然界有意思的东西就没有倾注这么大的注意。这是我们的历史包袱。

　　第二个包袱，赶超思维。欧洲文艺复兴、科学革命，最厉害的是解放头脑，解放对整个自然界的认知能力。我们在这里落后了，落后就挨打，然后就赶超。赶超思维带来的后果是要盯住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两弹一星”大家都引以为豪，了不起，但这不是原创，是“曼哈顿计划”的结果，已经在广岛炸了。到今天为止我们所有的创新很大程度都有这个特征。国人以高铁为自豪，高铁原创的想法是谁的？我们叫组合式创新，这里拿一点，那里拿一点，捏到一起，也比没有强，但是不够。

　　我们是很重视教育，但我们的教育为什么叫应试教育？应试教育就是有标准答案，看谁离答案近。这样能发现新东西吗？掌握已知，我们没有问题，探索未知，兴趣不足，能力更不足。这要有一个氛围。这是为什么美国的湾区要有这么多厉害的人凑到一起？要高密度地互动。你要么成本领先，要么与众不同。中国的成本已经不领先了。我们可以努力控制成本，但只要经济发展，人均所得总要提高，成本就贵。经济发展越往中高收入走，越要靠与众不同。

　　美国有一个通向天空的小镇，在沙漠边上。有一批工程师、管理人员在那里呆了很多年了，要做一个可以发往火星的发动机。能不能做成不知道，但是这股劲让人佩服，什么氛围可以让一批人在这个半沙漠地带很多年就干一个前景不知如何的事情？某种程度这是美国综合国力的组成部分。中国下一步发展，心思要放在创新突围上，要把创新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上来。

　　再说什么叫新台阶。第一个台阶是品质台阶，中国今天的速度增长没有问题，总量没问题，我们有几百种产品占世界第一位。但是品质是问题，第一步还不是新，是怎么把东西做好。因为我们出口导向，国内起步很穷，国内买不起，要求也不高，好东西先出口。日本企业的好东西是先给国内，我们多少年来出口，留下尾货卖给国人，叫外贸尾单。这样就导致国内的产品品质总的来说很差。

　　小米做的市场分析说，现在国内不是没有好东西，是非常贵，比欧美还贵；便宜的东西非常差，是“非贵即差”。雷军为什么要把性价比放在一起？“非贵即差”对应的就是要做性价比。你做的东西要对得起买家。我很认可他整个团队的这股劲。小米有一款产品是电插板，没什么科技含量，但是市场极其庞大。过去中国的电插板质量很差，有人因为电插板漏电被电死。日本、德国的电插板里面都是一块整铜，有工艺美术设计，很合理。小米带头一搅，现在主流的电插板企业全开始反应。

　　什么因素妨碍了把品质做好？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难题。我们主流市场是认价格便宜的，价格怎么便宜？杀价杀到最后就是偷工减料，找替代品，看上去是一个东西，一用就出问题。对低收入人群更不公道。在这种市场结构下，以低价取胜，很多消费者、经销商也是对价格敏感，这种情况下你要做好产品，品质竞争怎么跟价格竞争打？这是我们最近研究的一个问题，现在还没有结论。

　　第二个台阶是人们的时间越来越贵了，时间的机会成本越来越高了。人们现在有点工夫就要去购物，便利便利再便利。这个领域是制造和服务结合的大题目。比如佛山有一家企业，生产煤气灶、锅、油烟机，都是过剩产能。有一家东方麦田工业设计公司对这个产品下了功夫，连续五年横跨10个省30个城市，发了1万份问卷，2000户入户访谈，200户每户拍半小时的视频，拍家庭主妇炒菜，研究痛点在哪里。调查完研究改进对策，一个蓝牙技术的改进增加了十几亿的销售。

　　第三个台阶，中国的市场正在发生变化，消费升级是真的，因为收入增加，所有参数都在变化。这个变化当中提出很多新的要求。所以在中国千万别认为过剩产能没市场做了，有的是市场，取决于你怎么看。在我近两年考察过的企业和产品，西贝筱面村、海天酱油、冲浪鱼、刘强东的跑步鸡、李嘉诚投资的人造肉，都在传统的市场里寻找新的消费升级的路。在奥斯汀，汉堡王已经有一款用人造肉做的汉堡，非常好吃。

　　第四个台阶是供给变革。中山大学的一个教授研发了可降解的塑料，放到水里就没了。南海一家生产塑料模具的公司正在跟教授合伙组织公司。当然还有刘自鸿的柔性显示材料，先有论文，再有关键技术，再有产品，再打开市场。深圳好几家公司都有这个特征，这是中国下一步创新非常重要的方向。

　　由此带来一个新的趋势——结盟。美国怎么解决锈带？它把锈带变成脑带，就是跟宾夕法尼亚所在地的大学、实验室、研究机构结盟，开发出新的产业，新的产品，形态与硅谷、MIT类似。美国各地都开始冒出这样的产业带。围绕着奥斯汀校区有几千家公司，他们管自己叫硅山。

　　最优的创新载体既不是超大公司，也不是单个人，而是群，就是想法相同、理念相同，自发性、凝聚性极高的群，可大可小，重要的是高频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