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考上大学，就像是从地狱到了天堂

　　我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是在农村下乡时考上了大学。我1976年从高中毕业，那时候“四人帮”还在台上，大学高考招生停止了11年，所有的高中毕业生都被赶到乡下，去参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农村呆了一年半。

　　回想起来，我们这一代人，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既上过学又最没有文化的一代人了。我们上小学的时候，文革开始了，等到文革结束的时候，我们刚好是高中毕业，等于最好的学习年纪都给耽误过去了，整天搞运动而没办法上课。看到今天还有人说下乡锻炼人对年轻人有好处，这些人应该逼着自己孩子到农村呆两年再说这话。

　　一直到1977年，邓小平恢复了高考。我们得到可以报名参加高考的消息比在北京的考生晚很多天，只剩40多天就考试了。我当时还在村里的砖厂干活，每天六点钟就要上工，光着膀子做泥坯，然后烧好砖还要从烧红的砖窑里取出来，是又辛苦又危险的活儿。

　　一开始，我们想考学的分两组干活，一组拼命干， 另一组在地头背公式，但是这个办法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农村没有学习的条件，不懂的地方也没处去问。但是在城里，到处都有大学办的免费补习班，为什么？因为那些大学老师文革十年都在被批斗，不许教课，现在突然让他们恢复教书了，每个人都特别兴奋。我们找到大队书记，请他给我们放假回城去复习。大队书记拿起《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说：你看现在是“大干一百天”的关键时间，我不能放你们回去城里。真正的原因是那时一个知青从农村出来都要给大队书记送礼，当时的行情是一块手表或一辆自行车，都考出去了谁送礼呵。

　　最后反复请求都不答应，没办法我们就只好不辞而别了。我们回城里复习了30多天，最后再回到公社来参加考试。

　　我们回来前就知道，我们吃的粮食是大队给发的，擅自离开后，他们肯定会断我们的粮，因此每个人都背了一书包的馒头提前一个礼拜回来，每天啃馒头。到考前最后两天的时候，馒头也吃光了，我们就到老乡家去蹭饭。最后一天没有饭吃，我们就搜刮出一些陈年的苞谷茬子，里面带着鸟屎，放在锅里煮上四五个小时当饭吃。高考当天早上六点起来，还要走五里路到公社去考试，考完第一场下来，真是饿到感觉天都是在转的。

　　最终，我还是考上了大学。

　　1977年上大学还需要政审，还是要找大队书记来出证明，否则政审不过，上不了大学。大队书记就不想开给我。

　　省里的招生办工作人员到我们县城来招生，已经到最后的一个中午，他们下午五点就要走了。我父母好容易托关系才勉强让这个大队书记给我开了政审的证明。

　　我借了一辆农民的自行车，跟另外一个考上的知青一起骑了40里路，骑到下午四点钟，好容易才赶到县城，把政审材料交给了招生办的人。

　　再晚一个小时，他们走了，我的命运就要彻底改写了。

　　我当年考上的是中国科技大学，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转折点，等于是一下子从地狱到了天堂。

　　这个转折对我人生的意义超过后面的留学。

　　02 留学经历，让我们可以平视外国人

　　我人生的下一个转折点就是出国。当然，跟考上大学的命运转折相比，出国留学的转折意义其实就没那么大了。

　　我们中科大77级学生里，有三分之二后来都出国了。如果我第一年出不了国，第二年也能出去，如果去不了斯坦福，也许能去伯克利或其他美国大学，所以这个人生转折不是那么大。

　　如果说考上大学脱离农村繁重的体力劳动和对前途的绝望，好像是从地狱到了天堂，那么当年出国，就相当于是从一个小镇来到了大城市，有一种大开眼界的感觉。

　　我1985年去的美国。当时我研究生毕业，在国内工资60块人民币。我在美国做研究助理（Research Assistant）的月收入是800美金，所以肯定是个巨大的变化。

　　我第一次去美国，刚下飞机，第一个震撼就是看到有六条车道的高速公路。在当时的中国连一条高速公路都没有，那个年代的中美两国在基础设施、生活水平等各方面的差别都非常大，这是给我的第一个震撼。

　　第二，中美两国的科技水平差别也非常大，美国大学的研究生课程和中国大学的研究生课程完全是质的区别。我们国内讲的很多知识已经过时了，但在美国的大学里，很多给你讲授这门课的人，可能就是这门学科开宗立派的人物，这个感受是不一样的。

　　当然，这一点震撼倒是没有引起我认知上的颠覆。因为早在出国之前，就已经有了这样的心理预期，这也是我们当年为什么那么多人要出国的重要原因，因为学科最前沿的知识都在国外。

　　我出国托福考了570多分，当时算是很高的成绩。但是刚到美国，头一学期听课还是有些困难，因为我们在国内没有用这种语言对话的环境，大约一个学期之后，我才过了语言这一关。

　　到了斯坦福后，我发现自己在学习上没有任何问题。因为中国学生普遍比较会考试，数学基础好，后来在美国的历次考试我的成绩都比较高。

　　有一种说法是：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这个说法对不对呢？我的体会是：中国人是聪明。但是我的同学里有法国人、以色列人、俄罗斯人，还有美国人，每个人也都特别聪明。和其他国家的人相比，只能说我们和别的民族一样聪明。

　　在美国，只要是来读博士的，各个都是聪明绝顶；而且跟中国不太一样的是，他们不会为了拿一个学历而来读博，只要是念这个学科的，他们一般是天生就特别热爱这门学科，所以每个人的研究能力都极强。

　　另外，美国教育系统里长大的孩子，动手能力都比我们强太多了。我们小时候住在父母单位的宿舍里面，电灯泡坏了，水管漏了这种小事都会找人来修。那时候连房子都不是自己的，所以你也很难动手去维修。

　　美国的孩子从小就跟着父亲学着修汽车、补房子、通下水道等等，他们都特别能干，动手解决问题的能力超强。这一点跟我们是很不一样的，我们可能在数学上比较灵光，但是在遇到具体问题的时候，比如像硅谷早期的创业者那样在车库里自己攒出个电脑，就不是中国人擅长的事情。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因为跟外国人接触太少，中国人有两种极端的心态：要不然就是崇洋媚外，看外国人做的什么事情都很好，都要去学；要么就是仇恨外国人，觉得八国联军欺负我们这事儿没完，我们要向他们的子孙后代报复回去。

　　中国人看外国人很难有一种平常心，不太能和他们建立一种平等的，像朋友式的关系，总是把他们当成是另外一个物种来看待。

　　因为在美国生活的时间长了，跟美国人比较多的接触，我才发觉他们跟我们一样，都有七情六欲，我们会犯的错误他们一样会犯，我们有的优点人家一样具备，慢慢地你就有了一种对任何人都要平视的感觉。

　　我在斯坦福毕业后曾给Micrcosfot微软创始人Paul Allen保罗艾伦打过两年工，当时他在做一个研究所。那时候，我们中午吃饭见到他，他都是跟大家一样排队吃饭，一样穿着很普通的衬衫。你上去跟他打招呼，跟他聊天，也并不会觉得有什么神奇的地方，就像跟其他同事聊天一样。

　　我想，这就像是你今天在中国跟马云、李彦宏接触多了，觉得他们也是普通人一样。当然每个人的成功肯定是有他的原因，但是你如果接触得多了，就不再会去神话他们。

　　斯坦福有六七十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当你走在校园里的时候，随时可以看到这个是诺贝尔奖获得者，那个是图灵奖获得者，那边那个又是前美国国务卿之类的。这样的人接触多了，神秘感就没有了，你可能会觉得他们做的事情我也能做成。

　　哪天你的一个同班同学去创业成功了，你可能就会想这个人能做成，这件事我也一定能做，其实这就是跟那些优秀的人近距离接触可以带来的认知上的改变。

　　再说一下国外大学的课程有什么不同。

　　我们当时在中科大，物理数学基础课程都学得非常扎实的，因为这些课程几十年都不会有太大变化。老师们都讲得很好，像微积分这么难的课程，我们也都学得很轻松。

　　但是进入专业课程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学得很吃力，不光是我一个人，大家都有这样的感觉。为什么？因为很多前沿的理论，比如用于导弹跟踪的卡曼滤波什么的，我们看了参考书，也死活学不懂。

　　后来去问老师，才发现他们很多也是在现学现卖。因为中国的长期封闭，文革又导致了大学教育和研究的中断。最新的技术比如计算机技术、数字信号的处理等等，这些老师们都要自己先去学，还没有完全消化，就要讲给我们。

　　到了斯坦福学这些前沿课程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门老师都讲得很清楚，因为他们就是这些课程的开山鼻祖。他们对引出这些学科的问题都非常熟悉，对知识有高屋建瓴的直观， 对这门学科在在整个知识系统里处在什么位置很清楚的，可以用最简单的话把很复杂的问题说清楚。所以，我们上这些教授的课，笔记也不用记，下来也不用看任何参考书，却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就是清楚到这样的程度。我觉得这就是在一个行业里，大师和普通专家在水平上的差异。

　　我的第一个博士导师就是人工智能中做神经网络最早的开创者之一，他当时讲的是“人工智能神经网络反馈系统”，课讲的非常清楚。他那门课的教材是他自己写的，整个学科都是他开创的，所以这门课听起来让人感觉到非常享受。

　　至此，我得出一个结论，如果我的智力没有问题，我接受的教育也是一个平均的水准，如果我在课堂上听不懂课，那么很大原因是老师教得不行。如果老师自己没有融会贯通，就没办法用最浅显的方式给学生讲出来。很多老师做不到化繁为简，只有大师才能做到这一点。我现在也经常讲课，遇到听众不懂的地方，检讨起来其实都是我自己没有达到通透的境界。

　　03 硅谷生涯，埋下创业的火种

　　当然，还要提到硅谷对我的影响。在去美国之前，我就看到了一本书《硅谷热》，我是找到同学的书，然后一页一页地复印下来，才装订成了自己的书。正是读了这本书，让我产生了对硅谷的向往。

　　到了斯坦福之后，我有机会亲身体会硅谷的气氛。在学校的第一个学期，我就定了一本杂志叫《Venture》，当时也有同学笑话我，刚从中国来，就想着怎么去创业。

　　其实在斯坦福，创业的氛围是无处不在的。你每天都可能听说，某个人又去创业了，高年级的谁又创立了一家什么公司，包括大学教授，我的导师也有自己的公司，我还在他的公司里工作过一段时间。他的学生也有各种各样的公司，很多我都去参观过。

　　可以这样说，在我们的斯坦福电气工程系，大概有一百个左右的教授，每个教授都有自己的公司，所以创业是整个斯坦福的传统，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

　　教授创业会不会跟教学有利益冲突？当然有，所以需要好的机制来规范。但是从另一方面，他们在课堂上所讲的知识，很多都来自于工业界实际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他们讲述的知识绝对都是日后可以用得上的。所以教授创业，会让他们带研究生的时间少了一些，但是教学的质量也提高了。如果教授照本宣科，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那样教出来的学生也会很成问题。

　　教授们开公司，也不会每个都做成了伟大公司，很多公司也是只有几个人、十几个人的规模，可能开一段时间也就关掉了，然后有新的机会，就又创办一家新的公司。

　　这其中当然也有特别成功的案例，比如斯坦福前校长John Hennessy约翰·轩尼诗，他现在的职位是Google谷歌母公司Alphabet集团主席，最近又刚刚获得了计算机科学最高的图灵奖。他80年代曾创业做过一家芯片公司，产品就是最早的简化指令芯片，我记得后来公司以2亿美金卖掉，在当时是很大的一笔钱了。

　　还有一位教过我计算机网络的老师David Cheriton大卫·谢瑞登，讲课经常非常感性。他也创办了自己的公司，赚到了一些小钱。有一天，两个计算机系的博士生找到他说，我们想要创办一家搜索公司，但是很难找到钱。因为当时做这个方向的很多公司已经有五六年了，都死得非常难看，大家都不太看好这个领域。但是这个老师就给他们写了一张10万元的支票。这两个学生创办的公司就是Google谷歌，他当年在公司投进去的10万美金现在至少相当于100亿美金的市值。大卫·谢瑞登如今已经60多岁了，仍然在斯坦福上课，他除了新买了一条船，生活看上去好像没什么变化。这说明什么？说明教学是他自己真正喜欢的事，他当然不会为了一份工资去教课。在斯坦福确实可以见识到各种各样奇迹一样的事情，这些潜移默化对我都会有影响。

　　我在斯坦福读书的时候，就一直想要创业。后来我跟同学在一起就会讨论，比如我们一开始想做一款电子表，那时候电子表还没有出现，以我们对技术的了解，电子表主要的就是一块芯片加上一个显示器，做出来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后来，因为学习太忙，这个想法就扔掉了。我们不断有各种主意，大家来讨论，但是也像今天的很多年轻人一样，讨论一下，热情散发出来，也就没有了下文，最后只剩下一颗创业的种子埋在心里。

　　我把博士读完之后，就开始工作。先后在硅谷的大公司、中等公司和小公司都有过经验，当我觉得条件成熟的时候，已经毕业七年了。

　　04别为发财硬去创业，这辈子做点儿真正喜欢的事

　　一直到今天，在很多创业论坛，我也会跟年轻人说：创业要顺其自然。我个人也很反对鼓励大学生创业，因为创业确实需要环境和自身条件等很多因素都具备。不能因为今天这个人赚钱了，明天那家公司上市了，我就也去创业。创业需要很多的尝试和失败，所以不要给自己太多预设和“目标“，比如我要在35岁之前创业等等，你就是在50岁、60岁也一样有创业的机会。关键的是：第一，你要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这件事情我真的想了很久，要把它做成否则受不了；第二，你要具备相应的条件。你跟别人相比有什么优势：有什么技术优势吗？行业资源优势吗？经验上的优势吗？需要跟别人比有不一样的地方。

　　我最开始做创业的时候，就是典型的一个技术型思维。1994年的时候，我就觉得互联网已经没有什么好做的了，下一代应该是移动互联网。实际上，我这个判断比市场早了十年都不止。那时候我们就开始做移动的互联网终端，可以在上面看邮件、写东西，那时候还浏览不了图片，只能显示文字。

　　我们1996年就做出了世界上第一个可以放在手上的移动终端，可以在上面收发电子邮件，可以浏览网页，这样的设备卖给谁？当时我们的思路有点像手里已经有了把锤子，到处在找钉子在哪。

　　我们当时来考察中国市场，那个年代全中国有多少人有电子邮件？100万人。这当中有多少人有移动收发邮件的需求？可能不到5万人。这些需求构不成一个市场。后来我们想，做移动刷卡设备怎么样？结果发现全中国有信用卡的人都非常少，更不要说有移动刷卡需求的了。那做无线报警器好不好？可是商家连装安全监控的概念都没有，更不用说添置无线报警设备了。

　　最后我们发现了一个应用场景，就是服务于股民。当时中国股民已经有几千万，但是很多人的工作场合不固定，没办法守在电脑前随时了解股票行情。于是我们做了中国的第一款炒股机，也是全世界的第一款无线的股票机，就这样开始了创业之路。

　　创业之后发现创办和管理企业确实是太辛苦了，当然做投资也有很辛苦的一面。我觉得两者之间的差别还是很大的：

　　第一，创业除了要能沉下心来把一件事做好、做深，每天还要处理大量的细节问题。比如客户不满意你的服务，员工提出要涨工资等等，公司大了之后每天都会有更多的麻烦事需要处理，创业者会非常忙碌。

　　第二，在中国做生意，大单子还是需要一把手亲自去跑才行。比如我们需要跟中国移动、中国联通这种大型国企打交道，如果是和一个大省中移动的老总谈生意，你派了一个副总过去，他们就会觉得你一个小公司还跟我们摆架子。

　　对我来说，技术是真正让我会兴奋起来的东西，也是我的长项，而做销售，去陪着人家喝酒、洗澡、打球，这些东西不是我的长项。如果我去做这些事情，肯定比不上那些从小在商场混的浙江、广东一带的老板们，他们搞定人的能力比我更强。

　　今天我做投资，就完全可以用到我的长处了。比如说我们投资人工智能，这个方向跟互联网很不一样，互联网做内容，做电商，其实懂不懂技术都可以。马云也不懂技术，照样可以做出伟大的互联网公司。

　　人工智能更需要有一点技术含量。如果你不懂技术，你很难判断某项技术有没有前景，团队是不是靠谱，东西做出来到底需要多少成本等等。我读斯坦福的时候，念的就是人工智能，只不过那时候出来根本就找不到工作，大家都觉得这个行业很科幻，所以我才转到了移动互联网方向。

　　我最近刚刚杀青了一本关于人工智能的书，中信出版社不久就会出版。我把人工智能从技术原理到产业生态，再到投资中的机会与陷阱，包括对未来社会冲击的预测等，所有重要的问题梳理了一遍。在这些技术问题的研究上，那些善于搞定人的老板们就没办法跟我相比了，这就是我做技术领域投资的优势。

　　我们基金主投的方向是人工智能，当然也会去看区块链和生命健康等领域的项目。人工智能是因为我有技术的底子，我可以做到跟一家公司的CTO聊算法，聊技术，聊到他们的CEO都听不懂的地步，但是对于这个专业领域之外的领域呢？当面临一个全新的知识门类，怎么能最快地把这个科目的基本概念搞通？我想这就要靠我在中科大、在斯坦福训练出的快速学习的能力，深度研究的能力。要有在大师身边的经历，你才能领悟到其中的诀窍。

　　比如，我曾经做过一个讲座，讲的是人类的DNA的迁徙。我做了一个祖源DNA的测试，显示我的祖先是从非洲沿哪条路线进入的中国。这篇文章后来在公众号《知识分子》的前身《赛先生》上发表，变成了一篇10万+的文章。

　　文章出来之后，有些行业内的人都在打听这个作者是谁，他们都以为我是行内专家。其实这篇文章，是我在很短时间内，前后大概不超过半年，对DNA技术进行的钻研和了解。我的知识和真正的行业专家相比肯定会有差距，但是用在投资上已经足够了，再遇到这个领域的公司，他们肯定没办法忽悠我。

　　现在回想起来，我也许应该早点做投资。原来我做企业的时候，每天在运营上都有很多的琐事占用精力。现在，我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学习，当然也要看项目、投资、开会，但是最主要的精力用在学习上，我的教育背景就成了一个巨大的优势。

　　我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专业背景，加上我在中科大和斯坦福训练出来的快速学习能力，如果还是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我可以利用自己在学术领域的人脉资源，有什么问题，跟斯坦福的朋友或者中科大的同学，打一个电话，就可以找到这个领域世界级的专家，向他们讨教一下，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所以，我非常喜欢做投资，每天接触到的都是新的东西，永远都在烧脑，求知欲处在一个非常亢奋的状态。

　　前一阵子我回母校去给中学生分享自己的人生经验，对于不管是中学生还是大学生，我的人生建议其实只有一个：就是一定要去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

　　当然这有一个前提是，你要知道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如果你不知道，就要把心沉下来，把周围的浮躁都屏蔽掉，就像打坐一样。如果你每天都在焦虑，我要赚钱，我要赚钱，心里的这个信号就被压制下去了。

　　另外，很多年轻人由于人生经验有限，发现自己真正喜欢什么需要一个探索的过程。大学毕业工作几年，对各行业多一些接触，多问自己哪方面是自己真正感兴趣的。

　　对于想要创业的人来说，我的建议是不要硬去创业，更不要为了发财而创业，还是应该为了喜欢才去全身心地投入做这件事情。不要去追逐热点，因为你一旦形成了追逐热点的习惯定势，人生会一直处在很辛苦的永远感觉追不上的状态。

　　真正最好的创业者，往往是在做他们最喜欢做的事情，即使遇到了困难，也不会觉得累，不会向后退缩；如果逼着自己去做，并没有深沉的热爱，时间长了不仅精神状态会很糟糕，我觉得对人的身体健康也不好。

　　做你真正喜欢的事情，这是我给年轻人的唯一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