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促使我们重新认识我国经济增长的突破口。消费、投资和出口一直被认为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但在经济学中，出口是作为一个外生变量的，即取决于外部许多复杂因素，是国内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所无法左右的。过去我们常谈论刺激内需，刺激消费和投资，但今天，依靠什么来刺激呢？这种刺激的有效性如何？经济增长的新的突破口究竟在哪里？

一、消费增长已现疲态

    改革开放以来，在基本收入约束瓶颈打破、家电普及、住房条件改善、城镇化推进等过程中，我国的居民消费出现过一波又一波的增长。但目前阶段，消费的增长却出现了明显的疲态。对这个问题，最近有好几个研究报告进行了刻画和分析。

    国信证券分析师燕翔、战迪根据对数据的整理，得出了从 2010 年开始，我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已出现趋势性下滑的结论（如图1所示）。他们还发现，居民的消费收入比显著偏低且趋势向下。所谓消费收入比，指的是居民的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也就是经济学上所讲的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或平均边际消费倾向。

    关于消费增速和边际消费倾向下降的原因，燕翔等人认为，居民的房贷还款付息压力较大（如图2所示），挤占了一部分居民的消费。他们根据人民银行的金融机构信贷收支表估算，当前居民利息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大概在7%左右，居民债务偿还（利息＋本金）额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大概在14%左右。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田国强等人在最近的一个研究报告中根据相关数据估算，截至2017年，我国家庭债务额与可支配收入之比高达107.2%，已经超过美国当前水平，更是逼近美国金融危机前峰值。这一数据还没有考虑无法统计的民间借贷部分，实际上中国很多家庭已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这里的家庭债务额主要就是房贷。

    还有的研究报告指出，2015年底以来，我国居民的债务利息支出累计同比增速处于快速上扬中，而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同比增速却总体下滑。近些年，两者的缺口不断增大，目前前者高于后者25个百分点左右。

    除了以房贷为主要内容的家庭债务对居民消费支出的挤出外，税收过高、收入减少、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以及理财投资损失等，也是消费增速和边际消费倾向下降的原因。

    税收问题后面还会分析。收入减少主要受经济景气影响和企业经营状况影响，这在后面也会谈到。根据苏宁金融研究院整理的数据，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去年已经达到了0.467，而且是长期是在0.4这一理论上的警戒值以上运行。从经济学上讲，居民的收入差距过大，而且大多数人是处在收入的中下水平，则必然降低整个经济社会的消费倾向。至于以股市为典型代表的理财投资损失带来的消费上的收缩，就更容易理解了。

二、投资拉动增长难有作为

    过去，只要经济增长出现减缓的势头，我们就通过加杠杆的方式增加投资。但显然，增加投资的效果在不断递减，而且带来的副作用越来越大。

    因为增加的投资主要是政府对基建项目的投资，每次较为直接受益的基本上是行业方面相关的国企和少数民企。这又常常造成银行贷款去向的不合理倾斜和产能过剩，钢铁、水泥等建筑材料的产能过剩与此有很大关系。解决产能过剩的努力又常常指向中小企业，压缩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

    股市的反应也能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过去每当政府投资开始增加时，基建板块就会出现异动，但后来政府投资增加对这一板块的刺激就越来越小了。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民间固定投资比上一年增长18.1%，占固定资产总投资（不含农户）的比重为64.1%。2017年这一比重下降到60.4%，比上一年的同比增速急降6%。

    在投资统计上，我国的投资主要分为四大类：基础设施投资、制造业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和其他投资。制造业投资向来是观察我国投资变动的重要指标，在全球分工链中，我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过去的投资结构中也主要是由制造业投资为主导的。但近些年制造业投资占比出现了显著的下降，占总投资的比重从2013年的33.76%降至2017年的30.65%；而基建投资占比则从2015年的18.4%上升至22.2%。这也反映了民间投资占比的下降，因为制造业投资主要是由企业自主进行的，而民企是其中的重要主体。民间投资增速和占比显著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可以主要归纳为以下几点。

    其一，民企融资困难、融资成本高。根据海通证券分析师姜超在一份研究报告中对相关数据的整理，2016年国有企业新增贷款6.9万亿元，占当年新增企业贷款的78%；民企新增贷款仅为1.5万亿元，只占新增贷款的17%。而在2013年以前，民企占增量信贷的比重接近60%，国企的占比只有34%。

    实际上，不少民企的融资来自于影子银行和高成本的地下钱庄，而且经常是拆东墙补西墙。前几年，不少民企老板跑路频发，就是因为高成本的资金链断裂。

    其二，生产经营成本高。一是税费成本，二是用工成本。现在经常是税收的增速大大超过GDP的增速。许多企业都反映，税收负担太重。实际上，除了税收以外，企业和居民还要交纳各种费。例如，高速公路过路费等。所有这些税与政府的非税收入一起形成了政府的财政收入。1978至2017年，我国GDP的年均增长率为9.5%，但公共财政收入年均增长率高达13.76%。从年度数据看，绝大多数年份里，财政收入的增速都显著高于GDP增速。

    用工成本不仅体现在员工的工资水平上涨，还体现在用工所要缴纳的各种费用上。税收服务平台“捷税宝”假设一个员工税前工资11000元，企业和员工要缴纳的各种税费如图3所示。这不仅抬高了企业的用工成本，也抑制了员工的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

    其三，企业的交易成本高，使得许多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对增加投资望而却步。经济学上的交易成本不一定直接体现为货币支出，也常常会体现为时间、精力等的耗费。对许多企业的调研表明，企业在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面对的管理职能部门过多，管理环节繁琐，还得面对各种无奈的应酬。有的中小企业投资人干脆变卖了企业或关闭了企业，转而从事股票投资或去炒房地产。因为在他们看来，股票投资或房地产买卖相对来说不需要与很多人打交道，甚至可以讲只需要与电脑屏幕打交道。在现在的金融投资和房地产买卖人群中，有不少是原来的中小企业投资者。当然，这些年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对实体经济产生了强大的吸虹效应，这也是脱实向虚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四，去产能、去杠杆和环保要求的阵痛。去产能、去杠杆和环保要求的战略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在现在的经济格局中，中小企业和民企往往首先要经历这种阵痛。过去的发展中，累积了不少不符合环保要求的中小企业，这些企业现在显然不是增长的问题，而是投资为零的问题。去年股市爆炒了一波钢铁和其他资源股的所谓周期性概念。实际上，还真谈不上这些行业处于周期性繁荣，而是因为关闭了许多污染严重的同行业领域的中小企业，以至于这些上市公司在市场需求集中而来的条件下，业绩发生了暴涨而已。许多相关上市公司在业绩说明中也承认了这一点。

三、减税：经济增长的突破口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发现，在当前的情形下，如果采用传统的货币宽松甚至增加基建投资的办法试图刺激经济增长，效果是不乐观的，甚至还会导致进一步挤出中小企业和民企。

    要持久性地、健康地促进经济增长，必须真正提高企业自主投资的积极性，这就需要减税。如果企业交纳的税费不明显减少，货币宽松很可能只会使得增加的货币量流入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等，实体经济不仅得不到资金的营养补充，还有进一步失血的可能。这已经在以往的几次货币宽松中得到了越来越明显的验证。

    货币政策的效果是有限的，不能频繁地在一个方向上反复使用。到今年6月底，我国的广义货币M2总量已经高达177万亿元，相当于美国M2的两倍，是我国2017年GDP（82.7万亿元）的2.14倍。所以，不能再轻易地依靠增发货币的办法去刺激经济。

    从政府的财政收入来说，税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财政部每年公布的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表中，还有非税收入部分。非税收入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等。2017年全国非税收入占当年税收收入的19.55%。

    构成政府财政收入的还有政府性基金收入，这一块收入并不在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表中列示，而是在财政部每年公布的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决算表中。政府性基金收入包括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彩票公益金收入、铁路建设基金收入，等等。2017年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为6.15万亿元，是上一年的1.35倍。2017年的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收入加上上年结转收入占当年税收收入的98.20%，也就是说，这一块收入已与税收收入相当。

    海通证券分析师姜超将政府税收以及包括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在内的非税收入相加，得到广义税收，以广义税收、土地出让金等分别占GDP的比率绘制成曲线，说明它们的变动情况（如图4）。

    将政府的一些非税收入看作为广义上的税收是有道理的。譬如，一些行政事业性收费构成了企业生产成本和居民的生活成本，可以看作是一种税负。再譬如，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实质上的税负，它是要由企业和购房人共同承担。有些人争论，现在的税收是不是高了？有没有减税的空间？如果从广义税收或者政府的整个财政收入与GDP比较的角度来看，显然应该减税，而且是有较大减税空间的。这里所讲的减税也是广义上的，包括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政府非税收入。

    当然，减税的同时或者减税之前，应该大幅度减少各级政府的财政开支，这就要求下大决心实行精兵简政。现在的许多行政管理部门管了太多不该管的事，支出了许多本来不应该支出的钱。譬如，现在的一个小小的县，都有几十个管理部门。有的县甚至不时向行政人员借款以应付日常的庞大行政开支。再譬如，根据万得资讯提供的数据，2016年我国的3505家上市公司中，竟然有3415家还在享受政府的财政补贴。许多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中，都有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一项。其中的非经常性损益就常常包括了政府的财政补贴。公司都挂牌上市许多年了，还一直在享受财政补贴，这不仅不公平，也徒增了政府的财政负担。

    在拉动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工具箱中，除了增加政府基建投资、增加转移支付外，还有一项力度更大的工具，那就是减税。我们过去极少采用，现在应该是采用的时候了。只有大幅度减税了，居民才可能明显地增加消费，企业才可能焕发投资和增加投资的积极性，各种经济资源才可能真正脱虚入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