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内石油生产的限制政策传统，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大萧条”时期，属于胡佛总统反萧条新政体系中的产业保护内容，至今已有近百年历史。最近几年全球能源市场最大的变化就是美国供应的出现和上升。2013年，美国原油出口占全世界的份额为0.3%，2017年这一比重上升到了2.1%，5年间比重提高了7倍；从出口规模上看，2013年美国出口原油4897万桶，2017年达到了40799万桶，更是暴增了超过8倍。

　　从全球生产规模比重的变化看，近几年美国原油的增产，更像是努力维护美国原油生产在全球中的份额不变。1986年，美国原油生产占全球总产的比重为19%，之后逐步下降，至2008年最低点位9%，随后缓慢回升到2017年的17%。从资源分布的角度，美国石油已探明储量占全球探明储量的比重，自1981年的5.25%高点逐年下降，但在2008年到最低点1.91%后掉头上升，2017年恢复到2.95%。可见。美国石油的恢复生产，跟美国探明储量占全球比重的变化是一致的。不过，美国石油探明储量在全球中的比重变化，很大程度上市美国勘探投入变化的结果。美国近几年石油供应的增加，并不是美国储量上升的结果，而是管制放松的结果。

　　实际上，早在特朗普放松能源管制政策前，在奥巴马政府时代，美国原油生产就呈现了稳步上升态势。纵观美国原油生产近半个世纪的历史，自上世纪2次石油危机后，美国生产就一直持续萎缩，即美国越来越依赖国外石油进口。市场认为，处于对全球石油资源枯竭的担忧，以及自身强大实力，美国对能源使用采用了先使用海外资源、再使用国内资源的策略，国内油井被封存，实施高标准的环保等能源经营限制措施，加大对生物能源的研究投入等。市场普遍认为，美国实际上成为了“罗马俱乐部”的积极实践者，美国的能源策略明摆着是要将国内资源放到国外用光之后再开发和使用。

　　然而，正如过于简单化的马尔萨斯人口论经不起实践检验一样，石油资源有限的理论也是经不起验证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全球石油资源的储量不断被刷新，并且增长速度超过了需求的增长速度。更为重要的是，探明储量的增长超过了全球石油消费的增长。按照当年消费量和探明储量计算，全球石油可开采年限由上世纪80年代的不到50年，上升到了当前（2016年）的62年。另外，随着新能源技术的发展和能源使用技术的进步（比如电动汽车对燃油车的替代等），全球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性也在降低。按照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观点，对资源的管制（包括计划生育等对人口的控制行为），都是忽略了技术进步、分工发展等带来的要素利用效率提高效应，是一种静态的分析方法，在社会生活上还极易滑入强权政治。

　　美国原油增产和出口上升，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社会主流经济思想的变化，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潮日益成为主流。自上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引发滞涨后，凯恩斯主义的地位在西方世界受到较大打击。供给主义、货币主义等各类较为接近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成为市场和政策的主流。但本世纪延续至今的金融危机，使得对货币存在人为操控的货币主义在西方经济思想界也受到不少质疑！具有奥地利学派血统的哈耶克自由主义经济思想，越来越在西方世界受到重视。

　　2018年，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让中国对自身选择道路和经济发展模式更加自信——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至少在中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前，政府主导模式在赶超经济发展阶段都是有效和必须坚定维护的。

　　从经济管理模式看，中国选择的政府主导发展模式，显然比凯恩斯主义有着更为普遍的政府干预。因此，在经济思想连续图谱上，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和中国模式的分布间隔，要远比同属西方经济思想的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遥远，因而也存在着更大的冲突。按照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从低到高的经济思想分布为自由主义、货币主义、凯恩斯主义、中国政府主导模式。

　　美国石油供应上升带来的国际石油格局变化，意味着美国日益转向自由经济思想。同期强调经济发展新时代的中国，也在不断加强这自身对经济发展的道路自信！中美经济指导思想的分化发展，将使中美经济间的分歧，由具体的贸易、金融领域争端，发展到政策差异加大、协调难度上升。中美经济思想差异带来的中美经济政策差异，不可避免会带来中美经济交往中矛盾的上升，中美当前经济交往中的分歧，很大部分在于两国间经济指导思想的差异。例如，美国指责中国的强制技术转让，在很大程度上在于中国政府在经济管理上，对企业的技术升级行为，存在着较多的行政影响，如财税、金融、用地、招工等全方面的引导措施等。在美国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下，企业的技术选择，应该是自身独立的经营行为。

　　要消除不同国家间经济指导思想差异带来的政策冲突，协调全球经济增长，需要包容性增长。尽管亚洲开发银行在2007年就首次提出了这一概念并倡导之，但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和金融领域的发展变化表明，包容性增长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仍未有实质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