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建立和越来越多职业企业家的出现，中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这些都为财富创造提供了最好的土壤。不难想象，民间财富获得巨大增长后，社会上对于钱，对于利益，对于生活的改善，以及所有能用钱说明自己富裕的事情，都会成为焦点，同时也产生了很多矛盾和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和冲突既体现在价值观上，也存在于人际关系中，传统的社会伦理、组织关系与新的市场出现冲突，体制内的人和体制外的人关系紧张，体制内的游戏秩序和体制外的游戏秩序也有冲突。

　　这些由市场经济引发出来的变革和产生的矛盾，让我和我的伙伴以及周围的很多企业家朋友在运行企业当中，深切感受到很多事情不能不回应，同时也必须自觉地去做。

　　这时候，王兵提供了一个好的机缘。王兵和我、李东生、朱新礼是第一期中欧 CEO 班的同学，他专门做投资。2004 年初的一天，王兵来找我，他说，「国家已经公布了《基金会管理条例》，我们是不是能够一起来做？比如每个人拿一百万，共同发起一个基金会。」这就是现在广为人知的最好的一家基金会——爱佑华夏基金会的缘起。

　　就这样，我们三个人在王兵的倡导和带领下，共同投入到最初的公益慈善事业当中。爱佑初期，我们不懂得怎么去做，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必须要去做。这个重要不光是对别人、对社会，对我们自己其实也重要。它会改变我们对生意经营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的看法，也让我们把自己摆在利益相关者当中的正确位置上。

　　这之后不久，在刘晓光的倡导下，我们和近百位企业家又一起发起了中国最大的民间环保机构：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以下简称阿拉善）。第一次创办一个生态协会，这对我们提出了一个挑战，我们很想知道如何去管理和运行一个环保组织。于是由阿拉善组织，我、王石，还有一些企业家，认认真真地到美国、英国等地考察，学习公益基金的设立、运营、募款的规则。

　　这一趟访问持续了两个礼拜，我们扎扎实实地访问了美国最知名的慈善机构，才知道资助型的基金会、永久性的基金会和自己运行的基金会有很多分别，也学习了如何管理基金会的庞大资产，如何用职业公益人士，做到每个公益项目的定量化考核等等。这次的访问经历让我们这些职业运动员（企业家）不仅在赚钱上变得职业，更重要的是我们开始把企业的利益和社会发展的长期利益以及周围相关者的利益协调起来。我们越来越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企业社会责任。凡是优秀的企业，都会对这份事业极其重视，并且会投入很多力量。

　　后来李连杰创办了壹基金，在他的倡导下，我和马云、马化腾、王石、柳传志等企业家先后加入， 逐步把这个最初的救灾组织从一个私募的民间组织改制成国內第一家民间发起的公募基金会。「5.12 大地震」后，为了解决救灾的问题，我们又到日本学习如何抗震救灾。我们慢慢了解到，而且逐渐明确，在经济快速成长当中的优秀企业和企业家，必须要使自己的利益和整个国家经济成长的大趋势以及民族利益保持一致，同时要照顾到周围的利益相关者。因为利益相关者离你很近，他或是社会的弱势群体，或是就在社区，或者是你的客户、供应链和社会的某一特定族群。

　　这期间有一件事，对国内民营企业有相当大的震动。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在美国积极倡导企业家生前把大部分财产捐出来，用来改变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不好的地方，从而推动全球人类文明的进步。他们的倡导在美国做得很顺利，也有很多人响应，其中不乏知名企业家。他们认为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发展国家，经济成长很快，财富阶层也快速成长，应该积极鼓动中国的企业家做出捐款的承诺。

　　于是，两位老人家兴冲冲地跑到中国劝诱民营企业家做慈善公益，这种劝诱在媒体上形成了巨大的关注点，并引发了社会舆论的热议。这样一来，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被放到一个很囧的位置。不回应呢？好像道德就不够高尚。回应呢？其实民营企业家才刚刚闻到一点钱的味道，刚刚吃到一点肉，马上又让大家都捐出去，大家还是不太理解。最尴尬的是那些收到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发出的参加慈善晚宴邀请的企业家，去或不去都是问题，彼此之间还谨慎地打探。

　　盖茨基金会在北京北边的庄园里举办了一个简单的晚宴，主要由盖茨和巴菲特分享做慈善的感受和体验。晚宴上，我碰到了很多非常知名的中国企业家，大家做了很多讨论，也会跟盖茨和巴菲特请教，更重要的是一起聆听他们的分享。

　　盖茨和巴菲特的分享有几点给我印象很深刻。第一点，做公益不一定要苦哈哈，影响到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状态。比尔·盖茨说：「我也没有为了做慈善，不坐飞机，不住自己的大房子，每天在狭窄的地方工作。其实这两件事并不冲突。」巴菲特也是这样的观点。当时很多企业家都很关注这个事情，因为媒体和舆论的声音很强硬，甚至有人说，既然你做公益，为什么还要花那么多时间飞来飞去。

　　在谈到什么时候应该开始做公益的时候，参加晚宴的企业家觉得中国的企业才刚刚开始十几年，如果不集中精力做企业而是做慈善，似乎就有些找不到方向。这时候，巴菲特提了一个让人容易理解的观点：「做公益什么时候都可以，没有规定说一定要在什么时候开始。我都 80 岁了，才决定把我大部分钱拿来做公益。」听到巴菲特这样说，大家终于缓了一口气，似乎得到了权威的背书，只要你决定做，20 岁、40 岁、50 岁、60 岁都可以。

　　第二点，我体会到公益是一件非常专业的事情。巴菲特说他之所以把钱给了比尔·盖茨，是因为盖茨最会赚钱。赚钱是企业家的一种能力，这很重要。有了这些钱，他能赚到更多的钱，就可以捐更多。公益资源的使用也非常讲效率，资金的使用更要讲杠杆。这让我感慨，做公益不光要做一个好事情，好事情还要讲方法；不光要选一个正确的专业机构，而且要用专业人才和专业能力，才能把事情做得完美。

　　这次晚宴，对中国的民营经济和中国的道德、伦理，对在市场经济下如何激发民营企业、财富创造者、财富拥有者解决社会当中的公共问题，解决利益者相关者提出的问题起到了巨大的正面推动作用。从那以后，只要企业发展到相对稳定的阶段，一大批企业家都会积极做公益，而且不仅仅是捐一点钱，更多的是捐 10 亿，甚至是上百亿。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捐款都落在了基金会等专业机构当中。

　　从爱佑华夏到现在，几乎每天有两个基金会创立，到目前为止有全国已有 7000 多家公益组织，而且多半都由民间人士创办，原来的公有机构和国有机构在慈善体系中反而不是主流。我很受鼓舞，一口气参加了十二三个公益组织的创立和运行。除了爱佑华夏、壹基金和阿拉善，我和一些朋友先后创办了故宫文化基金会、万通公益基金会、红树林基金会等等。这些基金会的创立，让我在企业经营的过程当中能够正确地看待企业家和社会的关系，在挣钱的同时更合理地安排自己的财务资源，合理地安排生活。作为职业选手，在公益事业的过程中，我们的视野变得更宽阔更全面，立足点和出发点更贴近于社会发展的未来导向以及中国全面改革和社会发展的轨道。

　　现在，每年民营企业贡献给社会的慈善基金已经超过 1000 亿人民币，被公益机构雇佣的人数超过了千万人。这是值得骄傲的一个进步，也是 1978 年改革以前所想不到的。过去人们是通过单位、组织得到照顾，现在单位和组织的边界被打开，人与人之间的流动增加，不仅有社会整体福利的照顾，又出现了这七八千个慈善基金运营 1000 亿的资金和 1000 万人的互相照顾，从而有效解决社会进步当中暂时出现的困难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比如爱佑华夏这一个基金会一年能够解决 20000 例先天性心脏病的贫困儿童。当这个工作持续进行下去，它一定会成为全球最大的心脏病基金会，由此必然会激发和促使政府出面将先天性心脏病纳入整个政府管理的范围，由政府全面出资解决。就像《我不是药神》引发的全民热议，让总理做出了批示。这些事情让我们看到， 一个民间力量关注解决贫困疾病，最终导致政府出手，全面担负起责任，将使贫困的先天性患儿再无生命之忧，也让家庭增添了欢乐。

　　这样的故事，在 1000 万人、7000 个公益组织当中每天都在发酵，这就是改革。是中国的文明在不断进步的路上最值得关注和称道的地方。回过头来看，这四十年来民营经济借由公益组织和公益实践的活动和努力，很好地解决了社会关系的问题。在改革发展的过程当中，总会有些人提出这样那样的质疑，认为挣钱会造成对原有社会关系的破坏、人际关系的对立，会瓦解过去温情脉脉的邻里、同学、朋友关系。总之，市场经济就像《共产党宣言》的一句话：「商品经济所到之处，无不摧枯拉朽，它是旧社会的一曲挽歌，又是新社会报晓的敲钟人。」

　　市场经济的确是这样。很多人认为只要大家在市场经济中赚钱，人际关系一定会紧张，甚至会引发冲突，导致社会关系瓦解，但是这 7000 多个公益组织，这1000 多亿人民币，这 1000 千万人所做的工作，逐步让大家改变了这个看法，也弥合了社会当中的一些创伤，使社会多了温暖，人与人之间多了一份理解，也使环保等社会公共问题得到重视。以阿拉善为例，它是全国最大的民间环保机构，有 1000 位企业家为这个环保机构工作。他们关注的环保议题除了阿拉善的治沙，还有深圳的红树林、湖北武汉的江豚、、陕西的秦岭、重庆的长江，以及三江源、淮河、滇池的保护。在环保的过程中既有自然教育，也涉及项目的具体治理，通过这些大面积的环保推动，使得民间对社会的环保意识和行动有了巨大的提高。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极其让人兴奋的改革过程，也是改革的一个成果。

　　还有一个方面也很重要。在我们的经济快速成长过程中，无可避免地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收入差距的拉大，它将使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加深，甚至会使社会瓦解。起初确实有一些人在担忧这个问题，但是经过公益事业的发展、民营企业的努力，企业家以身作则的表率，主动关注到扶贫工作，无论是马云的乡村教师计划，还是城市对于残障人士和在疾病救治方面的工作，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收入差距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新的距离，先富带后富，很好地解决了共同发展的问题。

　　当然，收入差距扩大以后，光靠公益是不够的，还要特别注重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要建立一套能够真正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机会均等的制度安排。如果我们能够有一套公平的竞争机制和人们可以从底层垂直上升的通道，就不是像我们所担忧的那样，形成典型的官一代、官二代、官三代，富一代、富二代、富三代，星一代、星二代、星三代。人们缺少公平竞争带来的垂直晋升的机会和通道，久而久之，就会形成阶层固化，社会就一定会出现对立，从而导致社会的崩溃。所以我们才要打破阶层固化的一切可能性，建立一条通畅的公平上升渠道。只有建立这样一套制度，收入差距的扩大才不至于引起社会的对立和冲突。

　　第二件事情，是需要一套财富分配的经济政策制度。尤其是在制度制定的过程中，让所有人都能参与，那么即便收入差距大，也不会绝对导致对立的发生。比如说你睡觉的时候，突然形成一套制度，你看着别人把大蛋糕拿走，留给你的是稀饭，那你肯定会想到造反。如果说，我们睁着眼睛开会，大家共同讨论出一个对社会发展的经济制度和利益分配的规则，只是自己工作不努力，失去了上升的机会，收入比别人少，但是你还是会接受。

　　收入差距扩大，不一定会导致社会的对立和崩溃，如果做好这三件事：第一创造机会均等的上升通道，第二让所有人都有机会参与到收入分配、财富分配的政策制定过程中，第三建立一套良好的公益慈善的社会机制和社会财产再分配的一套游戏规则。有了这三条，收入差距大并不可怕，相反可能还会激发大家对财富创造的动力，提升国家经济和整个民族的竞争力。

　　这就是我在企业经营和从事公益事业当中的切实感受。如果说改革开放四十年有一个烙印，这件事已经深刻地烙在我的身上，我也将为它继续前行下去，直到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