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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经济战开打!中国该如何应对?

[作者:管清友    点击数:597    更新时间:2018年06月22日]

    2016年,他应邀参加习近平主持的经济形势座谈会。在一群苍颜白发的“老同志”中间,当时不到40岁的他无疑是最年轻的一位。“总书记讲得非常好,问题看得很透。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就是立足于中国本土解决现实问题。我记了满满一大本。”当日情景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他是个乐观主义者,但作为一个经济问题研究者,他对中国经济的现状也不无担忧。他希望有一轮新的思想解放,为行动者们松绑,让他们不再畏首畏尾,而能从实际出发,大胆革新,锐意进取。

  他也对社会各个族群之间的激烈冲撞颇为不安,他希望各界能有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凝聚共识,让社会走向和解与和谐。

  当很多人在向往金融机构千万年薪的时候,管清友却毅然放弃国内知名券商的高管职位,同时拒绝了众多实业机构的高价邀请,成为一名创业者。跟之前的研究生涯相比,如今的他既要当设计师,又要当工程师,既要当研究者,又要当领导者,每一天都有新的挑战。但是,虽有波折起伏,他仍享受创业带来的痛快与自由。

  他没有为新生的创业公司确立紧迫的商业目标,因为他的真正理想是创办一所大学。他甚至在朋友圈里描述了这所大学理想的样子:“春暖花开,经世致用,兼容并包,独立自由,无问西东。”

  6月6日下午,正和岛《新政商》对管清友进行了专访。他纵论天下的热忱背后是务实分析的冷静。对于中美关系,在很多人依然怀抱过于乐观的幻想之时,他却认为:中美两个大国都在甩开WTO打贸易战,这是世界贸易和经济体系结构的重大调整,是未来几十年世界格局的调整,我们对此要有清醒认识。

  6月15日,白宫宣布,对中国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中国迅速启动反制措施。管再度提醒,“(中国)国内政策需要因这种变化迅速做出调整,出台一揽子应对和改革举措,韬光养晦、卧薪尝胆、调整心态、苦练内功”。

  访谈:陈为叶正新

  来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强人时代来临,“新对抗”不可避免

  问:最近“特金会”受到全世界关注,朝鲜会不可逆转地走向改革开放吗?对中国经济来说,机会在哪里?

  管清友:从中美朝三方的角度讲,朝鲜确实有可能走向改革开放,对朝鲜来说,变成一个“正常国家”也挺好,接下来无非是满足两个条件:跟美国要一个安全承诺,跟中国、韩国要一点经济支持。

  朝鲜一旦改革开放,美国在日本、韩国驻军的理由就不充分,至于是否不可逆转地走向开放,目前我还不能确定。但朝鲜开放对东北亚局势的改变,将是巨大的。

  其实这给中国也提供一个契机,你不用再把朝鲜当成负资产,因为这些年很多人觉得,朝鲜是我们的“战略屏障”、“缓冲带”,我觉得这个理论已经过时,现在没有什么缓冲不缓冲这个东西。一旦朝鲜和中国大陆有了更紧密的经贸联系,我们其实对他的影响会更大。当一个人越来越富裕的时候,你和他有经济往来的话,你对他的影响肯定越来越大。我们和朝鲜,之前主要是因为有援助,这种关系其实很脆弱,他可能说翻脸就翻脸。

  我们现在面临劳动力人口下降,劳动力成本攀升侵蚀了很多产业的生存空间,相当一部分产业可以转移到朝鲜去,朝鲜有2000多万人口,帮助他们发展,对中国来说其实是件好事。朝鲜内部讲,要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中国应该支持朝鲜走改革开放的道路。而且金正恩和前两代领导人不一样,留过洋,没有那么多包袱。

  问:中美贸易战似乎余波未平,未来“新冷战”发生的概率有多高?如果真的进入新冷战时代,对中国会造成什么影响?

  管清友: “新冷战”已经开始了。从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后,中美关系就在发生深刻变化。

  实际上,国内相当一部分人误判了特朗普,觉得这人不着调,房地产商出身,还有绯闻。美国金融界也不喜欢他,结果特朗普不按套路出牌,得到了中下层选民的支持。实践证明,特朗普几乎让美国重新从全球主义开始走向孤立主义。

  回顾历史,孤立主义在美国历史上一直非常有生命力。“二战”以前,美国也是孤立主义,只不过在1945年“二战”结束以后,才慢慢进入全球主义,成为“世界警察”。

  美国最后发现,自己付出的成本太高,要解决叙利亚问题、伊朗问题、巴以冲突问题,还要维持国际自由贸易体系,而且国际上还天天骂它,本国大量的产业转移出去,造成空心化问题。

  按照比较优势理论,美国搞金融、科技,我们应该搞生产,但美国后来发现,现在中国这些国家除了能干中低端产业,也开始搞高科技,做高端装备。美国觉得自己付出这么多,最后中国占了便宜。所以,中美现在的局势变了。

  过去四十年,中国抓住了三个重要的战略“缝隙期”:

  1.中美联合抗苏时期

  1977年文革结束,中美联合对抗苏联是中国第一个重大的战略缝隙期。我们国内经过痛苦反思,开始走改革开放的路子,美国当时看中国终于变成“正常国家”,觉得中国经济市场化挺好,就像我们现在看朝鲜一样。

  2.90年代全球化

  转折点在于什么呢?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人欢呼“民主的胜利”。对中国来讲压力也大,因为美国不再需要你了。这个时候,我们进一步扩大了开放,继续沿着市场化道路前进,其实是让美国放心了。所以今天看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真是“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苏东社会主义阵营崩塌,新一轮全球化开启,中国正好又赶上,一直到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美国其实没有改变对华策略,整体上中美关系还不错。

  3.加入WTO之后

  2001年,小布什总统一上任,就发生了中美撞机事件,中美关系开始出问题。小布什真的想遏制中国,因为他的父亲老布什当过美国驻华代表处的主任,非常了解中国。

  9.11事件之后,美国战略中心转向反恐,中国也支持它反恐,这给了我们巨大的喘息机会。同时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进入新一轮全球化,这个场景一直持续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

  奥巴马总统刚接任,先应对金融危机,没有精力顾中国的事,后来危机处理得差不多了,开始搞TPP政策,这个政策也被称为“ABC”——Anyone-But-China ,踢开中国搞国际贸易,它觉得中国占了便宜,很多承诺没有兑现。好在奥巴马总统和特朗普总统风格不一样,奥巴马是律师出身,习惯按规则办事,中国人最喜欢这种人。我们跟他讲“和平崛起”,讲“合则两利,斗则两败”,“忽悠”了美国十几年。

  但未来十年是一个敏感的转折点,我们认为几个大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我们讲“中国制造2025”,美国讲建国250周年(2026年),普京总统讲,在新的任期要把俄罗斯的GDP提升到世界前五位。显然未来十到二十年,中美俄的国家战略出现了交集,都在争夺全世界的话语权,所以势必产生冲突,只不过是冲突大小的问题。

  总之,中美关系出现恶化,这不是由中国人主观意愿决定的,这是两个大国之间必然出现的“修昔底德陷阱”。我觉得不可调和,就看我们如何避开美国的锋芒,艺术地处理好中美关系的冲突。

  中美之间不能随便打打杀杀,如果两个大国真打起来,后果很可怕。现在贸易摩擦是其中一个表现,未来可能会蔓延到汇率以及非经济领域,都比较棘手。中美关系已经出现质变,这其实是一种“新冷战”的开始。

  活跃的经济需要更活跃的“社会空气”

  问:中国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过程中,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是美国的遏制,还是中国内部的因素?

  管清友:内外因素都有,而且都很重要。外部的冲击很多时候不可控,内部看我们如何推进新一轮改革,去释放我们的经济增长潜力,维护社会公平、公正。

  过去40年,我们一直靠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现在外需这块停滞不前,甚至下滑,那就逼着你必须启动内需。目前整体上,内需还没完全启动起来,主要有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僵化管制依然太多,而且管制的规则不明确。尤其是教育、医疗、文化、娱乐、媒体等“软产业”领域。我们在三中全会就提出来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但目前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二,企业成本仍然很高。我们2015年提出降成本,但目前看几块主要成本都在上行,尤其是原材料成本、交通成本和融资成本。

  第三,居民保障还是不够。社保体系亟待完善,现在老百姓不敢花钱,所以“消费升级”的同时,出现了“消费降级”。

  第四,规范监管不够完善。想真正启动内需,监管必须阳光化、规范化。最基本的,老百姓在这儿喝茶、在这儿吃饭,不用担心食品安全。

  对中国来讲,从注重外需的重商主义转向注重内需的改革主义,未来必须经历一次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脱胎换骨。像我们这么大的经济体,未来几十年不能继续对外高度依存,必须学会依靠内部的力量,依靠所谓的自我循环。那样,即使外国对我们关上国门,我们也不怕了。

  问:新一轮的改革成效,你觉得达到预期了吗?包括国企改革、土地改革等关键领域。

  管清友:还没有完全达到。

  总体上,改革还是要学习当年小平同志讲的“不争论”,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给人们自由思考、自由选择的空间。意识形态的管理要注意方式,否则会影响到改革的效率。

  现在社会情况确实越来越复杂了,声音越来越多。管理部门要注意合理的应对,不要一味的封杀和打击,也要宣扬正能量,否则会影响到地方官员和企业家的信心。我们讲政治正确,不能光讲约束,不讲激发和释放潜能。

  问:你跟地方政府接触比较多,从实际观察的角度看,这些政府对企业家的服务比之以前有改善吗?

  管清友:文件是一方面,实际执行是另一方面。过去是“脸难看、门难进、事难办”,现在很多地方是“门好进、脸好看,不办事”,这是比较大的问题。我觉得,首先还是需要相对活跃的社会空气,这个解决之后下面就好办了。

  90年代那个环境,为什么大家都很有干劲?因为那时候我们有容错机制,官员相对比较宽容。现在过分强调行为约束,其实会对经济建设有影响,我和一些学者也聊过这个问题。新的时代,新的改革,需要新的思想解放。改革是大家一起探索、尝试出来的,需要顶层设计和底层实验结合起来。

  问:后续中央可能还会推出一些具体的改革举措,你最期待哪个方面的突破?

  管清友:我个人比较关注两块。

  第一,行业管制要进一步放松,甚至取消。比如医疗、教育资源需求无限大,供给却如此短缺,这中间肯定有问题。中国这么多人看病,这么多人需求优质教育资源,怎么就提供不了?肯定是现有的行业管理模式不合理,需要换一套体系,换一套思路来管。

  第二,资本市场改革要进一步加速。现在我们明显落后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为什么大量的企业都去香港上市,不在大陆上市?因为港交所比我们改革先行一步。未来的改革两个方面,一是吐故,该退市的就退市,只进不出市场不可能健康。二是纳新,我们的注册制一推再推,必须提高效率。

  雄安应设立一家证券交易所

  问:之前你在文章里曾写过中国经济“脱实向虚”的问题,目前还有一些老板把企业卖了去炒房。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管清友:宏观政策相对宽松,一定会出现这个问题,大家会追逐收益更高的产业。辛辛苦苦做一年制造业,还不如买两套房子,我为什么做制造业?光有情怀不现实,本质上还是宏观政策、货币政策出了问题,所以这才要降杠杆、去泡沫。

  虽然随着城市化进程,房子的需求一直很大,但你不能让大家都去炒房子,不搞科研,不搞制造业了。政府真正应该解决的是公平问题,实现“居者有其所”,政府解决不了“居住有其屋”。从世界范围看,高房价问题从来没有理想状态,至今没有一个国家能让所有人都买得起房子。

  问:像海南这些炒房的热土,未来会怎么发展?当年海南搞特区,最后经济也没有搞起来。

  管清友:从区域的角度来讲,确实要避免区域发展房地产化。关于海南未来,中央给它的定位是自由贸易港,你不能全盖成房子,结果大家都去买房,整个岛变成一片候鸟型的地区,冬天人多,夏天没人,这不行,还得有核心的产业竞争力。

  问:现在几个重点规划的区域,包括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从发展潜力来讲,你最看好哪一块?

  管清友:粤港澳、长三角,我都挺看好。京津冀区域,我比较看好雄安新区,雄安如果先把教育、医疗、基础设施这些问题解决,把它打造成一个研发中心,我觉得是有可能发展起来的。

  很多人觉得雄安需要产业链布局,需要像深圳、浦东那样有经济腹地支撑,其实错了。如果雄安成为一个研发中心,类似于日本筑波那样的科学城,你想白洋淀旁边,这么美丽的地方,有最好的学校、最好的医院、最好的交通设施,我都愿意去。

  研发中心不需要经济腹地,这个地方就做上游的技术开发,完全可行。这就规避了京津冀区域发展不平衡、差距大、经济腹地不深的瓶颈。

  另外我一直主张,新三板从北京迁到雄安,在雄安新区设立中国大陆第三家证券交易所,完全按照全球最高、最新的标准建立,用增量的形式,规避我们现在注册制推不动、改革很复杂的问题。

  问:这两年很多企业感觉日子不好过,你很早研究“经济新常态”,预计6%左右的增速还要持续多长时间?

  管清友: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了40年,现在面临一定的调整,既有短期的周期性问题,也有长期的结构性问题。很多人畏首畏尾,心理预期已经不稳了。其实中国还是很有潜力的,我们的地区差距这么大,差距就是潜力。

  你看高铁一通,中部城市崛起。大规模的高铁投入,会改变中国的区域城市格局,内陆城市一定会崛起。但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高铁既是聚集器,也是抽水机。比如原来大家觉得,京津两地通了高铁,天津会更厉害,结果没想到,北京把天津的资源都吸过来了。

  实际上,这也给我们提出一个严肃的课题:如何在新的条件下,实现区域发展的平衡性。比如河南搞“郑汴一体化”,即郑州、开封一体化,结果一体化没搞起来,资源都跑郑州去了。未来天津会更麻烦,资源全部在北京。所以为什么很多城市现在抢人?那些比你强的城市都在抢人,你再不抢以后怎么办?

  所以,我们有地区差距,2017年人均GDP只有8836美元,还有那么多管制领域,其实潜力还很大。我对中国长期发展是很有信心的。

  市场化程度高了就要弱化产业政策

  问:前几天,有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提出“产业政策无效性”的观点,你认同这个说法吗?

  管清友:不能简单地否定,因为不同发展阶段,产业政策的作用不同。当一个国家市场主体越来越成熟,产业政策的作用就会越来越弱。比如改革开放之初,市场主体发育很不完善,政府就是比市场聪明,产业政策当然管用。现在我们的市场化程度已经很高,在很多领域,企业要比政府聪明,这时候就应该弱化产业政策。

  现在做新能源汽车,政府给各种各样的补贴,大把的钱砸给企业,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就算补贴,也应该补贴消费者,引导消费者买新能源汽车。为什么要补贴企业?因为补贴企业最方便,补贴企业涉及到很多部门的利益。

  我们不能拿着纳税人的钱,做低效的补贴。包括人工智能行业,大量的新兴公司、投资机构投入,现在市场主体已经发育非常成熟了,政府不需要过多的去规划和补贴,市场已经很聪明,政府需要的是做好监管,避免不合法的事情发生。

  在其他经济领域也是如此,政府的主要角色应该是提供好的营商环境,帮助企业解决问题,你是去服务,而不是去规划、去指导。政府真正应该鼓励什么?基础研发,让更多人去做从0到1的开创性工作。政府做产业规划、制定产业政策的时候,要多多向市场学习,向市场请教,因为市场已经跑在了前面。

  问:世界银行的调查显示,从1960年到2008年间,全球101个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中,只有13个成功发展为高收入经济体。中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最大的风险是什么?

  管清友:中等收入的陷阱不在于经济,关键是社会各阶层能否达成和解。

  拉美就是前车之鉴。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出现了巨大的社会冲突,政治民粹化,选上去的政治家开始承诺不切实际的高福利,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的就是典型。阿根廷在20世纪初期也是全球最发达的十大国家之一,现在呢?动不动就金融危机。

  美国现在社会撕裂也越来越厉害,为什么特朗普被选上去?很重要的原因是社会分配出了问题,金融危机以后,美国上层富人和底层百姓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这是货币扩张、资产泡沫的必然结果。

  我们真正的最大的难题,不是来自于外部的这种压力挑战,也不是经济领域的问题,而是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的社会分化问题。

  范冰冰事件是一面镜子,里面已经折射出很多我担心的问题。从国家的角度,我们必须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提高警惕,不内耗,不折腾,逐步地实现社会和解、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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