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孔子和王阳明是中国哲学正统主流

   《论语》思想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人能弘道”。是人要对自己的存在负责，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存在负责？是因为人的动物性决定了人想活着。在人性当中有两个组成部分，一是人的社会性，二是人的动物性。动物性是基础，社会性是指向。

　　在我看来只有孔子和王阳明是中国哲学的正统和主流，孟子和朱熹是“中国哲学”的歧出。中国哲学有自己纯粹的、钢铁一般的逻辑、传统，和西方完全不同，是西方人所根本不能理解的。

　　中国主流文化整合了儒道和其他文化

　　冷成金（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我讲的题目非常具体，“中国主流文化价值的建构方式与中国文学精神”。这个题目听起来有点怪，但这是我从教到现在一直思考的问题。我觉得中国文化也罢、中华文明也罢，是以儒家精神为主体，整合儒道和其他文化形成的中国主流文化，我不在概念上讨论问题，只表达自己的基本观点，我认为直到现在我们也没有把这个问题搞清楚，西方也没有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但这个问题实际上在原始儒家那里——简单地说，在孔子那里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

　　那么中国主流文化的价值建构方式是什么，或者中国的价值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不解决，所有文学的阐释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比如“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我算是专门研究苏轼的，几十年如一日研究苏轼，追问了多年，为什么“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好？

　　我对学生讲，你站在长江大桥往下跳不会淹死你，因为你没有被淹的资格，长江只淹“千古风流人物”，可千古风流人物一旦被淘尽了，请问，岂不陷入了历史的虚无、价值的虚无？在这种虚无当中，为什么还非常喜欢这首诗？到底是为什么？比如《天上谣》，前面把天上谣写得那么美好，最后一句却说“东指羲和能走马，海尘新生石山下”，死亡还在，一切都逃脱不了，可最后是“海尘新生石山下”。这些文学作品为什么觉得它好，道理在哪里？这当然是从文学角度来探究的。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出自苏轼的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这首词是公元1082年（宋神宗元丰五年）苏轼谪居黄州期间游赏黄冈城外的赤壁矶时写下的。

　　一句话概括《论语》思想就是“人能弘道”

　　从哲学角度呢？二十多年教论语课，前几年我才认为自己悟明白了，“人能弘道”，为什么人能弘道？人用什么什么来“弘道”？“人”是什么？仁义道德者的“仁”是什么？为什么一定就想要“仁”呢？为什么我要“仁”，“仁”就一定会来？不来怎么办？

　　这些问题，不论是现在的哲学家，还是《四书集注》里引的哲学家，包括朱熹本人都没有解释清楚，但这恰恰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阳明四句说，“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我读了多年书，体会多年，认为没有人能解释清楚。

　　那么中国价值架构的基点到底在什么地方？在《论语》里我体会明白了，人要活着内在亲证。“人要活着内在亲证”是什么意思？是说每个人要活着的、亲切的、内在的证明，这个感觉不需要借助任何外在条件证明，既避免了独断论，也避免了怀疑论。康德要批判这个东西，在我看来康德的过程是伟大的，但前提和结论是有问题的。只有“人要活着的内在亲证”才是最真实的，而这个“人要活着内在亲证”不是我发明的，是从《论语》里体会出来的。

　　王守仁（1472-1529），明代思想家、军事家、心学集大成者，与孔子（儒学创始人）、孟子（儒学集大成者）、朱熹（理学集大成者）并称为孔、孟、朱、王。

　　《论语》思想，如果用里面的一句话概括，就是“人能弘道”。人为什么要弘道理？因为人要对自己的存在和发展负责，所以人要弘道。人为什么要为自己的存在和发展负责？就是因为人要活着。人为什么要活着？因为在人性当中有两个组成部分，一是人的社会性，二是人的动物性。《论语》中出现了两次“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孔子的学生把这两句话选入《论语》，肯定是当年这两句话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否则不会选。

　　《论语》十九篇好多是学生的话，学生的话好多不得孔子之义，他们说的话要么很危险，要么跟孔子思想相违背，他们跟孔子学一辈子，没有得到孔子的真传，没有理解孔子思想的精髓。但他们学了孔子这句话，都在不同侧面论证了孔子的思想。“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我从来没有见过爱好道德像爱好美色那样的人，为什么？

　　爱好美色是人的动物性，与生俱来，而爱好道德是人的社会性，需要后天克己复礼来完成，提高人格境界。那是不是这两部分就没有关系？不，如果人只有社会性而没有动物性，人就是神，就不再是人；如果人只有动物性而没有社会性，那人就是动物，不是人。

　　人的动物性和社会性不可分离

　　这二者是什么关系？动物性是基础，社会性是指向，动物性主要是贪婪、占有、索取，而社会性则是奉献。举个例子，如果一个男子单纯为了某种动物性的行为去和女性发生关系，那这个人就是畜生，是动物；如果既有美好爱情，又有合法的婚姻关系而躺在一张床上，这是人类的美好状态。所以动物性和社会性不可分离，社会性是动物性的提升，孔子的“克己复礼”指的就是要不断地克制人的私欲，恢复到按应有的社会规范做事情的态度和状态。

　　所以人性当中有两部分，儒家已经说得很清楚，有很多证据。在我看来只有孔子和王阳明是中国哲学的正统和主流，孟子和朱熹是“中国哲学”的歧出，康德特别像他（因为康德比孟子和朱熹都晚）。也就是说孟子有了概念设定的苗头，到了朱熹基本就从概念设定出发，概念设定很容易，但从人的情感出发很难。

　　朱熹（1130.9.15-1200.4.23），宋朝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儒学集大成者。朱熹是“二程”（程颢、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与二程合称“程朱学派”。朱熹的理学思想对元、明、清三朝影响很大，成为三朝的官方哲学，是中国教育史上继孔子后的又一人。图为庐山白鹿洞书院的朱熹塑像。

　　人的社会性决定了有的人会去自杀，但动物性不会决定自杀，为什么？因为动物性有一个铁定的原则，就是他要更好更长久地活着，如果哪一个细胞反向进化，一定会灭亡。所以不论是人还是动物还是细胞，一定是想往更长久、更好地活着的方向发展。所以“人能弘道”很简单，是人要对自己的存在负责，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存在负责？是因为人的动物性决定了人想活着。

　　当然，“要活着”要加引号，一旦有高智商高情商的人对“要活着”的感觉负责，就不再是纯粹的动物性活着，而是融合了人的社会性。人能弘道，不弘道不行，因为人不弘道人类就会灭亡，而人类社会灭亡是人的动物性所不允许的。所以仁不远，就在我们的内心，就是靠我建立起来的。

　　“我欲仁”，为什么我欲仁？你可以不欲仁，他可以不欲仁，但一定是至少51%的人在51%的时间里欲仁，否则人类会倒退乃至灭亡，所以是否欲仁不是你的愿望，而是人类博弈以后的共同选择，这是必然选择。西方哲学概念在这里一无所用，中国哲学有自己纯粹的、钢铁一般的逻辑、传统，和西方完全不同，是西方人所根本不能理解的，这是我们体会出来的东西。

　　最高的境界不是慷慨赴死而是从容就义

　　仁在我的内心，我想着，仁就来了，就这么简单，哪一刻不想，仁就不来，但是人类为了自己的存在，一定要更多地想，更多仁在你心里聚集起来，你的人格就稳定了，这种稳定人格的状态就是人格的提升，一直到最高的境界。这个最高境界不是慷慨赴死，而是从容就义。对此，“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说得非常清楚，人生来未必是爱学习但必须要学习，为什么？人类不学习就要灭亡，就不能从动物当中区别出来，所以你爱不爱学习不要讲，要讲的是你必须学习。

　　仅仅认识到学习还不够，还应该感受到学习的快乐，还应该对学习的理性状态进行体认，变成你的情感状态，只有这样，这个学习才能长久和可靠。这跟参加革命一样，你只意识到应该参加革命远远不够，还必须参加革命，但参加革命还是不够的，还应该体会到参加革命的快乐。那什么是参加革命的快乐？参加革命的快乐的最高状态不是从战壕里跳出来冲锋陷阵，被敌人一枪打死成为烈士，这已经很了不起了，但还不算最高境界。最高境界是从容就义——被敌人审讯了十几年不叛变，到刑场上还能从容地举行刑场上的婚礼，这是“云在青天水在瓶”的最高境界。在这里儒道佛的最高境界相通。

　　所以说，很简单的道理就是“人要活着内在亲证”，任何一个在座的同学都不敢说你不想活，如笛卡尔说的一样，你说你不存在的时候，你已经证明你存在了。你说不想活着这句话的时候，已经证明你活着了，你想活着了，因为你还在说着话，证明你还没有死，所以“人要活着内在亲证”不需要任何外在证明。

　　“良知”是一种审美生成而不是客观存在

　　那么道理来了，既然你想活着，就想更好更长久地活着，就一定要建立起有利于人类社会更好更长久存在的思维方式也罢、社会规范也罢，什么都可以，我们统称为价值观念。所以说，新儒家讲“心”是创生实体，牟宗三先生当年在北京大学和熊十力、冯友兰辩论，问良知是什么？冯友兰说良知是一个悬设，熊十力把把桌子一拍说，良知岂是假设？乃是呈现。牟宗三先生如醍醐灌顶，到了台湾花了二十年光阴悟到这个道理，终于学问大进。

　　熊十力（1885.2.18-1968.5.24），中国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新儒家开山祖师。与其三弟子（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和张君劢、梁漱溟、冯友兰、方东美被称为“新儒学八大家”。

　　我花了三十年时间悟牟宗三先生，越悟越糊涂。比如“呈现”是什么？水里有块石头，只不过水把它埋没了，你看不到，水落石出了，你看到了，这是呈现。但问题是，良知是那块客观存在的石头吗？比如，我看这个女同学颜值是90分，常森教授看她颜值是100分，为什么不一样？颜值是客观存在吗？在我俩心里呈现的分值怎么不一样？这是讲不通的，也不符合中国文化。“良知”不是一个客观存在，“良知”是一种审美生成，这样就全部解释通了。

　　人生来是没有价值的，所以“无善无恶心之体”，这是“心”的本来样子。“有善有恶心之动”，为什么“有善有恶心之动”？因为人性当中有动物性和社会性两部分，人一念之动，不只有善或者只有恶，一定是善恶同在的；比如，一个男生想念女朋友，是纯粹的社会性的想呢还是纯粹的动物性的想呢？人的社会性一动便是善，动物性一动便是恶，这就是“有善有恶心之动”。

　　接下来是“知善知恶是良知”，什么是“良知”？“良知”是在一定历史阶段里形成的最合理的应然观念，我的情感上对这个观念认同了，化为我的生命情感，在我这里成为良知，良知是生成在人的心理的情理交融的情感状态，以这种情感状态进行判断就是知善知恶了。“为善去恶是格物”就由刚才的“良知”情感状态上升到理性状态。其实有些善的东西不一定愿意留下，恶的东西不一定愿意去除，这个必须由理性控制，这是“格物”。如果能够再将“格物”的理性化为生命的情感状态，那你的人格境界又高了一次层次，这是螺旋上升、永无止境的过程。

　　中国文学的精神表现的就是这个东西，很多诗词都可以在这里面用这个方式体现。比如“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是什么？是价值追寻，价值追寻“淘”掉的不是正面的、应然的价值，而是是非成败、功名利禄的价值。不要说“非”这个价值要淘掉，“是”也得淘掉，这些虚无的是非概念都要去掉，“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只有渔樵耕读的生活是最本质的，永恒的自然才是最本真的。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出自《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这首词是明代文学家杨慎所作《廿一史弹词》第三段《说秦汉》的开场词，后毛宗岗父子评刻《三国演义》时将其放在卷首。老版电视剧《三国演义》将其作为主题歌歌词。

　　人在心灵的本真状态必然激起建构价值的愿望，苏轼找了一个既有功业又有生活情感的人（周瑜），“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也是这样。“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里面有亲情、友情、爱情，这首诗里有没有表现天理？——与家人、友人、情人相聚，这是天理，同时也是人情。里面还有一个东西，即建功立业，乃至舍弃生命保家卫国，这也是天理，但它未必是人情，因为你还没有到达这么高的境界。

　　所以朗诵这样的诗，就是对天理的不断体认，将天理化为生命情感。在这种体认当中，就自然而然地提高了人格境界，这就是诗词作用的内在文化机制。这个机制其实就很简单，只要把这个东西搞清楚，所有此类问题就全部搞清楚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