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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强调人口的年龄结构对日本经济低迷的解释力。日本是一个典型的老龄化社会，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同时，日本缺少颠覆性的创新创业。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的新企业注册数量相比于80年代大幅减少；另一方面，现存的高科技公司也相对保守。从上述两个趋势可预计，人口结构的老龄化与创业活力之间可能存在一定负向相关关系。
对比日本与美、英、法三国的创业率，我们发现，日本各年龄段的创业率都是最低的，特别地，日本年轻人的创业率非常低。对此现象的一个解释是，年轻人在一个老龄化社会中晋升受阻。晋升至管理层，有利于年轻人积累经验和资金，提升管理技能，为年轻人自主创业奠定基础。这在数据中的表现为，在35岁之前就担任经理的劳动力所占比例在近几十年间下降很多。具体而言，在20世纪70年代达31.8%，到了80年代就降至18.3%，而在90年代仅有16.4%。
基于上述观察，本文通过构建一个理论模型，并使用跨国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探究人口的年龄结构与（尤其是年轻人的）创业活力的关系。
本文中理论模型的逻辑基础是，创业能力取决于两个方面的技能，一种技能随着年龄增长而降低，而另一种技能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第一种技能可以称之为“年轻的优势”。由于社交广泛，年轻人更有创造力；观念新颖，更能打破传统；面临更少的家庭约束，愿意承担更大的风险。从这个角度讲，年轻人更倾向于创业。第二种技能被称为“商业智慧”，随着工作经验的积累而增加。这种商业智慧有助于创业成功，但是只有在身居高层、担任管理人员时，才能积累起更多的商业智慧，从而晋升机会对于创业成功具有重要影响。
因此，通过上述两种技能的两个渠道，一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会影响该国总体创业率。一方面，人口年龄构成直接通过不同年龄段人群的创业选择差异影响创业率。另一方面，年龄结构会影响年轻人晋升可能性。在劳动力平均年龄较高的公司里，高层领导者的位置已经被经验丰富的老员工占据了，因此年轻员工就不太可能获得很多管理机会。相反，在年轻的公司，更多的顶级职位都是由年轻人担任，从而年轻人有更多机会积累商业智慧。总之，相对年轻的社会为年轻人提供更多获得创业所需技能的机会。
从该理论模型可以得到两个假说。第一，创业与年龄的关系是倒U形的。年轻人没有必要的商业智慧积累，而老年人失去了年轻的优势。第二，老龄化社会会降低就业率。在一个老龄化的国家，高级工人的比例较高，这会减缓初级工人的晋升。年轻员工的人力资本积累速度更慢，因为他们必须等待更长时间才能进入最有利于创业技能积累的职位。因此，在稳定状态下，每个年龄段的工人都缺少创业所需的人力资本，企业家精神受到压制。这种机制被称为“晋升效应”，这是本文对文献的补充和贡献。
接下来，我们使用来自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和US Census Bureau’s International Data Base的跨国数据对上述假说进行检验。本文的创业数据来自英国一个研究机构搜集的调研数据，相比于其他创业精神数据，该数据的优势在于，它关注每个个体的创业行为，而非公司。此外，该数据覆盖82个国家，非常具有代表性，而且可以保证跨国之间创业行为具有可比性。各国的人口特征数据来自美国普查机构对全世界各国开展的一个调查，这个数据库对各国每个年龄段的人口数都有比较全面的估计。
本文中使用的创业的定义是，正在管理或者拥有一个企业，这个企业的创立时间应短于42个月，同时要求企业支付员工工资。刻画人口年龄结构的指标有两个。第一个是刻画一国人口分布、捕捉人口缩减的参数r，这个参数决定各个年龄的人口数量，r越大意味着老龄化趋势越显著；另一个是人口的年龄中位数。
通过跨国回归，我们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对一国创业率有显著影响。年龄中位数降低一个标准差，该国创业率会提高2.5个百分点，相当于平均创业率的40%，具有很强的统计和经济显著性。同时，这个结果对于不同的创业测度指标、不同数据来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子样本等都是稳健的。
这一结果的出现并不能完全归因于年轻人更具有创业优势，因为相比于老龄化严重的国家，人口较年轻的国家中，所有年龄段的人口的创业率均较高。同时，中年人的创业率受到老龄化趋势的抑制影响最大。这一实证发现支持了理论模型中提出的晋升效应假说。
综上所述，本文发现，在老龄化严重的国家里，平均创业率较低，而且各个年龄段的创业率均较低。这一影响并不只是源于不同年龄段人口的创业率差异，我们强调的是，老龄化社会里的年轻人面临更少的晋升机会，从而整个社会创业能力受到抑制。
这一发现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在不远的未来，中国将面临比之前的日本更为严峻的老龄化趋势。育儿痛苦指数居高不下，将导致中国未来生育率的降低，劳动力老龄化，从而不利于创新创业。为缓解这一负面影响，当下应进一步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例如实施加大政府补贴、提供教育便利、促进妇女赋能等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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